■五一節五點半外白渡橋所見——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橋上走着紅旗隊伍。艒艒船還在睡着,和小嬰孩睡在搖籃中,聽着母親唱搖籃曲一樣,聲音越高越安靜,因為知道媽媽在身邊。(沈從文繪)

■1972年,沈從文從湖北幹校回北京後拍攝

■沈從文書法。蘭既春敷,菊又秋榮。芳熏百草,色豔群英。孰是芳質,在幽愈馨。 雅昌供圖

■沈從文草書黃庭堅《清平樂》。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春無蹤迹誰知?除非問取黃鹂。百啭無人能解,因風飛過薔薇。

自古以來,文人對書法的依戀,可謂是文人的一個揮之不去的文化情結,書法藝術已“成為文人抒情冶性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作家沈從文堪稱文人書家中的一個典範。沈從文的從文曆程和書寫人生跌宕起伏而又豐富多彩,他的書法作品、書學思想等,是“沈從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沈從文的書法實踐及書學觀,對當今藝術素養不高的作家、文人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收藏周刊記者 潘玮倩/整理

書法藝術實踐伴随了他的一生

縱觀沈從文的“從文”一生,不難發現其須臾沒有離開毛筆的書寫。在現代轉型的曆史時期,人們注意到了文學多方面的功能,卻在很多情況下,忽視了書法的巨大功能。對于沈從文來說,早期的書法屬于實用範疇。在工作中,沈氏自覺追求美觀的書寫,而使他比周圍人有更多機會脫穎而出。書法給沈從文的生活帶來了轉機的同時,也更是他生命情感的寄托,書法藝術實踐伴随他一生。

沈從文所創造的書法文化如同他的文學作品一樣燦爛,沈從文的書法造詣深厚,擅長小楷、行草書,尤以章草盛名。楷書學習,沈從文從臨習王羲之的小楷《曹娥碑》起始,之後取法虞世南的《夫子廟堂碑》,行書則用功臨習李邕的《雲麾碑》、《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及《蘭亭序》。

通過文獻駁斥“章出于隸”的觀點

對于其所喜愛的章草書法,沈從文更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臨幕學習。沈氏的章草以史遊的《急就章》為範本,借鑒了元代的康裡子山、明代的宋克章草筆法,晚年還向《東吳彭盧地券》、《北齊韓裔墓志》等新出土的文獻資料學習。沈從文曾采用“集字學習”的方法研習章草,沈氏在回複朋友馬國權的信劄中對此進行了描述:“曾試就古文與章草相近字,集有百十字(系卅年前),此稿惜早已散失。”集字學習書法,自古有之。北宋書法四大家的傑出代表之一米芾就不諱自己的書法作品是“集古字”,時人以為笑柄,清代王文治則賦詩贊美其“天姿轅轹未須誇,集古終能自立家”。

沈從文以自己淵博的學識作養分,在傳統章草上下了很大功夫,對古代章草大師的書法用筆、章法及氣韻都有深刻的領悟,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個人面目的章草書風。沈從文存世的墨迹中,不乏精彩臨作,從中可窺其宗法傳統的深厚功力。在20世紀專精章草的屈指可數的書家中,沈從文足可以與王世镗、王蘧常、高二适等書家并列。此外,沈從文還撰寫了《叙章草進展》一文,對章草的發展演變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他通過最新考古出土的文獻資料駁斥了“章出于隸”的觀點,認為“分隸成熟于東漢末,比章草晚得多”,沈從文還對此作了深入論述:

章草部分草法出于篆體,近年出土新材料日多,木石磚漆均證據可得。且早于分隸,亦有材料可證。又西漢不定形之隸書,體多寬博,少飄撇作态處。出土零星材料亦甚多。因此得一新的啟發,即東漢定型之分隸,重撇勾挑處反近于受章草用筆影響而來。

沈從文結合新出土的文獻資料來對書法史上的書法現象進行研究分析後,得出了與一些權威專家不同的書學史觀。沈從文不人雲亦雲,敢于挑戰權威,這種嚴謹的學術觀是值得當前從事書學相關研究與創作的學者及書家借鑒參考的。

沈氏自成一套完整的書學理論體系

沈從文不僅在書法作品的藝術層面上有造詣,在相關的書法文化領域也有更多的創造和奉獻,這體現在他的書學觀上。學養深厚的沈從文,于書法研究孜孜以求之,是同時期諸多作家兼書家們所無法企及的,其所持的書學觀高屋建瓴、精辟犀利,放至當下,亦不落伍。沈從文在與朋友的往來信劄及早年所撰寫的《談寫字一》(1937),《談寫字二》(1948)與晚年所撰寫的《文字書法發展》《叙書法進展》等有關書法研究的文章中,記載了一生對書法所進行的思考與探究,形成了沈氏一套完整的書學理論體系。

(本文據孫曉濤、李繼凱《再論沈從文與書法文化》,有删節)

沈從文點評宋徽宗:

三兩行瘦金體,還比較灑落

一到二十行,不免俗氣呆氣

書畫到宋代後,有了極大變化,說壞處是去傳統标準日遠,說特色是敢自我作古。經生體的穩重熟練把握不住,虞歐禇顔的創造天賦也都缺乏。試用代表這個時代的蘇黃米蔡作例,就可知道這幾個人的成就,若律以晉唐法度規模,便見得結體用筆無不帶點權谲霸氣,少端麗莊雅,能奔放而不能蘊藉。

就中蔡襄楷書雖努力學古,也并不成功。功夫即下得多,作字結體用筆,都呆俗無精神。米芾書稱從蘭亭出,去蘭亭從容和婉可多遠!若遇遊山玩水,探勝訪奇,興會來時,攘袖揮毫,摩崖題壁,草草數行,自然尚有些動人處。函簡往還,叙述家常瑣事,跋贊法書名畫,間或記點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書,至若一本正經的碑志文字,四家實少合作。蘇書《羅池廟碑》,蔡書《茘子譜》《萬安橋記》,都筆不稱名。黃書做作,力求奔放潇灑,不脫新安茶客情調。恰如副官與人對杯,終不能令人想象曲水流觞情景也。米書可大可小,最不宜中,一到正正經經來點什麼時,即大有不知如何做手腳急窘。

此外理學大儒、館閣詞臣、元勳武将、詞人騷客,也留下許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韓绛、吳琚、範成大、陸遊,大多數可說是字以人傳,無多特别精彩處。倒還是範成大和陸遊較好。即以四大家而論,米稱俊爽豪放,蘇稱妩媚溫潤,黃号秀挺老成,蔡号獨得大王草法;其實則多以巧取勢,實學不足,去本日遠。

即以對于藝術興趣特别濃厚賞鑒力又極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題跋前人名迹時,來三兩行瘦金體書,筆墨秀挺中見蒼勁,自成一格,還可給人一種灑落印象。寫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結體少變化而見出俗氣、呆氣、頭巾氣,難稱佳制。《墨莊漫錄》稱:

海嶽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轼畫字。”上複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倪思評及宋賢書時,也有相似意見。大米雖有癡名,人實不癡,既善作僞,又複好潔成癖,對于自己一筆字,平時倒看得極重。其實論到宋代幾個有名書家筆墨長短時,這種應對可謂相當準确,并非完全戲谑。說宋人已不能如虞歐禇顔認真寫字,并不為過。

(摘自沈從文《談寫字(二)之宋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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