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所記和考古發現來看，在原始時期并無“一日三餐”的概念，而是“饑則求食，飽則棄餘。”“定時吃飯”是人們飲食文明進步的标志，中國最晚在上古商代時已形成了“定時吃飯”的習俗。

先秦時期，尋常人家都是一天吃兩頓飯，即所謂“兩餐制”。這兩頓飯可以看成是“早飯”和“晚飯”。

這兩頓飯一般在什麼時間開始吃？如同作息制度一樣，古人就餐時間也是根據太陽的出沒而定的。古人将一天的時辰劃分為12個時段，太陽剛出來時，叫“日出”，但古人第一頓飯一般是在接下來一個時段才開始吃。其時已日上三竿，因為大家都在這個時候吃第一頓飯，古人幹脆稱此時段為“食時”。

古人稱主餐為“大食”，此外就是“小食”，這在上古商代時已分得很清楚，古人認為早餐不僅要吃好，更要吃飽。

那麼，一日“三餐制”出現于何時？其實，在流行“兩餐制”的先秦時期，已有人一天吃三頓飯。《莊子·内篇》有“适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的說法，意思是去郊外遊玩，帶足三頓飯，來回肚子都是飽的。如果當時沒有一天吃三頓飯的現象，莊子是不可能這麼寫的。

但當時的“三餐制”并不适用于普通人，有相當社會地位、家庭條件優越的貴族、富人才會一天吃三頓飯。

《戰國策·齊策四》“管燕得罪齊王”條稱：“士三食不得餍，而君鵝鹜有餘食。”意思是讀書人一天三頓飯都吃不飽，你的鵝、鴨卻吃不了。這說明當時已存在一天吃三頓飯的現象，同時也印證了普通人家并無“三餐制”。

實際上，此時的一日三餐隻是一日兩餐的補充，其中的第三頓飯有點“夜餐”的味道。當時在貴族中間吃夜餐并不新鮮，在《晏子春秋·内篇雜上》中，就有齊景公深夜将宴席搬到晏子家的記載。

從根本上說，“三餐制”是特權階層的飲食制度，最早是周王的專利。周王的日常飲食除了朝食外，就是“燕食”，燕食分别在日中（中午12時）或日夕（下午3時至5時）。如果在中午吃飯，從時間概念上說，與現代的午飯并無區别，但如果從食物的内容和當時人們重視程度上講，則完全不是一回事。

秦漢時期，普通人或是級别較低的官員多為“兩餐制”，但在貴族中間已普遍實行“三餐制”。當年淮南王劉長謀反獲罪，漢文帝劉恒便特批他仍可享受諸侯王的生活待遇，允許一天吃三頓飯，此即《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裡所說的“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此外每天還供應劉長5斤肉、2鬥酒。

“一日三餐”的飲食風俗始于魏晉以後，但真正普及則在隋唐時期。其時民間基本一天都吃三頓飯，與現代概念上的“三餐制”幾無區别。其标志是，“中餐”“午飯”這類詞彙開始流行，并大量出現在當時文人的詩文中。中餐即中間那頓飯，賈島《送貞空二上人》詩中便有“中餐”：“林下中餐後，天涯欲去時。”白居易的《詠閑》詩中則有“午飯”：“朝眠因客起，午飯伴僧齋。”

中餐、午飯都是“中飯”的意思，因處于早、晚兩頓飯中間，又在日中時分吃，故得名。中餐為“中食”“晝食”，與先秦時期中午時分享用的“燕食”在用餐時間上是相同的，但兩者的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論。唐時的中餐已成為三餐中的主餐，秦漢及以前，人們一天最重要的一頓飯“朝食”已退居次位。

需要說明的是，“三餐制”在唐時已很普及，但是“兩餐制”并未因此消失，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頓飯，有的地方一天吃兩頓飯，到清末，乃至今天都這樣。

一天吃幾頓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質條件和社會行為的制約。除了“兩餐制”和“三餐制”，古時還有“一餐制”和“四餐制”及“五餐制”。很顯然，一天隻吃一頓飯，當是窮人無奈的選擇，而一天吃四頓飯就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了。

“四餐制”在古代屬于“帝王餐”，漢朝時被制度化。中國古代飲食制度帶有明顯的等級色彩和禮儀特征，貴為天子的皇帝飲食安排自然要與衆不同，以别尊卑。帝王為什麼一天要吃四頓飯？漢班固《白虎通·禮樂》“右論降神之樂”條是這樣解釋的：“王者之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原來，帝王每天吃四頓飯是借“四方”、“四時”之數字概念，有迷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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