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行草書尺牍并《大學或問》手稿”局部。其中畫線部分是作者對“誠意”的解析。

朱熹（左）和程洵。

朱熹的行草書尺牍，是寫給程洵的信。

《原道》道統傳承示意圖。

遼甯日報記者 郭 平

提示TISHI

“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展出珍貴的“南宋朱熹行草書尺牍并《大學或問》手稿”，這件文物為儒學集大成者朱熹手書。尺牍是他寫給表弟程洵的信，《大學或問》手稿探讨的是哲學命題，是朱熹晚年斟酌修改的篇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章。

儒家思想在我國唐代以後再度興盛，率先大力倡導者便是韓愈，他在《原道》一文中不僅明确了儒家思想的傳承關系，還大力推崇《大學》，他的見解對後世産生重要影響，直到南宋朱熹完成了以“四書”為主要内容的理學體系，進而将儒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影響至今。

韓愈崇儒産生深遠影響

“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展出了一件重要文物——“南宋朱熹行草書尺牍并《大學或問》手稿”。這一手卷書心由三部分組成，最前面是一幅有兩個人物的肖像畫，緊接着是一件尺牍，為朱熹寫給表弟程洵的信，第三部分是朱熹遺存的手稿，内容為《大學或問》的《誠意章》部分内容，手卷為國家一級文物。

遼甯省博物館學術研究部館員張盈袖說：“我們介紹‘唐宋八大家’，僅僅介紹這八個人的作品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發起的古文運動，他們進行的哲學思考，他們做人、做官及為人處世方式，都對後世産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韓愈，被後人評價為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研究認為他在哲學領域的重要貢獻便是複古崇儒、攘斥佛老。人們梳理宋代達到頂峰的程朱理學發展脈絡，比較一緻地認為，其肇始者便是生活在唐中期的韓愈，他有一篇對後世産生重要影響的古文作品《原道》。

韓愈生活的時代骈體文泛濫，人們寫文章講究辭藻華麗，語句工整對仗，文章形式化、空洞化，純粹成為文人炫技的道具，這樣的文章是内容服務于形式，而不是形式服務于内容，嚴重阻礙了思想的傳播，韓愈發起古文運動，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與此同時，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發展也遭遇了危機。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指導思想，在漢代達到了鼎盛期，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風靡一時。但西晉時期發生“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後，諸多儒學大家和士族紛紛南下，随着佛教傳入、道教複興，儒學陷入低谷。

隋朝和唐初，統治者采取了自由放任的發展策略恢複民生，道、佛、儒三家都有所發展，但儒家并沒有受到重視。

到了韓愈時代，士大夫階層不是沉迷玄學就是入于佛學。道家和佛家都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而當時的儒家仍然堅持之前“述而不作”的僵化學說，也就是後人評價的“隻叙述和闡明前人的學說，自己不創作”。社會文風不實、儒學衰微令韓愈非常憤慨。

針對這種混亂的現象，韓愈在《原道》中重新明确了儒家思想的傳承關系，也就是“道統”：“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傳焉。”

後世研究認為，韓愈的思想主張，如同黑夜裡的一盞燈，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著名曆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陳寅恪在他的《論韓愈》中，把韓愈的成就總結為六點，第一點就是“建立道統，證明傳授之淵源”。

朱熹臨終前仍在修改《誠意章》

朱熹自己說：“性不善書。”然而展出的朱熹手迹運筆迅疾，勢如破竹，前後呼應，加強了整體感。盡管無意求工，但轉折自如，無一不合書家規矩。行筆中稍斂筆鋒，且帶有幾分方勁的隸意，姿态韶秀，氣格堅凝，深沉古雅，愛好書法的參觀者可以留心體會。

據介紹，朱熹畫像有很多是明代留下來的，差别很大。不過他本人在作品中留有兩幅自畫像，一幅是44歲時，一幅是71歲時，人們推測肖像畫中左側的年長者即是朱熹。畫法生動傳神，應當出自宋人的手筆。至于右側這位，可能是程洵。

尺牍開頭為：“七月六日，熹頓首。”因此這一尺牍又叫《七月六日帖》。程洵，字允夫，江西婺源人，是程朱學派的重要學者。研究人員在朱熹傳世著作《晦庵集》卷八十九中查到了《祭程允夫文》，說程氏死于慶元二年（1196年）八月，并且說“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并稱他為“内弟吉州錄事”，其中還有“熹祖母，君之姑”，人們據此确定，程洵是朱熹的表弟。

緊随《七月六日帖》，是朱熹親書《大學或問》的《誠意章》，手稿前後都有殘損，所以内容不全。

朱熹對《大學》的“誠意”概念做了深入解釋：“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複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于幽獨隐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若彼小人幽隐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托于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于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淪陷于如此，而不自知耳。”

朱熹将《大學》分成一經十傳，對于《大學》提到“誠意”概念，曾子所做的傳文中這樣解釋：“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是一個否定式回答，沒有正面告訴人們怎麼做才能是“誠意”。

有關學者從傳世的史料中整理出朱熹與同時代學者交流、讨論的記述，注意到朱熹對其進行了長時間思考，并不斷修改。

朱熹早期曾認為，所謂“欲誠意”的“毋自欺”要解決“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于不善之雜”，也就是說表面是善行，但是裡面可能夾雜着不善的行為。

朱熹60多歲時，又改為“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為之”，也就是說，他認為自欺是明知道有不善的事，卻有意掩蓋。

直到臨終前，朱熹才在手稿中最終給“誠意”定論，他認為不能誠意的自欺存在三種情形：一是知道善舉卻不行動，反而加以掩蓋；二是知善且有心為善，卻受個人私欲的影響不去做；三是在根本上其所知的“善”，實為“不善”，則有心為善，客觀上卻成了為惡。

明代書法家、文學家文徵明在這一珍貴手卷上題有跋文，其中寫道：“右晦庵先生《中庸·或問誠意章》手稿，較今刊本，一字不異，蓋定本也。”

當然，在明代，朱熹編著的《四書》有各種傳世版本，文徵明所依據的版本成書年代需要進一步考證。不過，他的跋文還是從另一側面證明了這一手稿是朱熹晚年研究成果的重要結晶。

《宋史》載：“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範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這段話說，晚年朱熹被革職，患有重病，臨終前還手寫著作并囑咐兒子、門生好好學習，修正著作……一代大儒用實際行動完成了一生的儒學探究之旅。

康熙升朱熹為大成殿“十哲之次”

從“南宋朱熹行草書尺牍并《大學或問》手稿”的跋文中，人們知道當年朱熹的墨迹、手稿在宋末的戰亂中散落到民間，到了元代，程洵的六世孫程敏中在金氏書齋中發現了這一手卷，并花重金購藏。

手卷的第一篇跋文出自朱公遷，其為元代的直學士。其後是元代學者、詩人虞集，元末文學家李祁，禮部尚書汪澤民等的跋文。

這一手卷在清乾隆年間進入清内府，清末被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将其連同其他一批名貴書畫帶到長春僞皇宮。日本戰敗投降後，歸東北博物館即今遼甯省博物館收藏。

張盈袖說：“這個手卷無論是其書法價值，還是朱熹著述的文獻價值都非常重要，畢竟朱熹的曆史地位太重要了。”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稱晦翁，宋朝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一生著述甚多，有《四書章句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說》《周易本義》《楚辭集注》等。其中《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合稱《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或《四書》，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也是在宋代形成的中華文化新經典。

《清康熙實錄》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谕大學士等……朕以為孔孟之後有禆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钜，應作何崇禮表彰，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尋大學士會同禮部等衙門議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廟，本在東庑先賢之列，今應遵上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彰至意。從之。”在這則史料中，康熙不僅高度評價了朱熹的儒學成就，還将其從孔廟配享的地位提升到與十哲同列。

孔廟是古代祭祀孔子的禮制性廟宇。據介紹，中國古代在大成殿孔子像的兩側，以及孔廟的東西兩庑，還供奉着一大批聖哲先賢的塑像或者木主牌位，在每年舉行祭孔大典活動的時候，由主祭官祭祀孔子，還要由各級官員來擔任分獻官，分别來到這些先賢先儒的塑像、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進行祭拜。

因此，在中國古代，死後能夠配享孔廟，和孔子一起接受祭拜，是對讀書人的至高褒獎。

配享孔廟的禮儀始自唐開元八年（720年），唐玄宗诏令祭祀孔子時，将顔子、闵子骞等十人配享孔廟，稱為“十哲”。宋鹹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到太學祭祀孔子，舉行尊師的釋菜禮，開始以顔淵、曾參、子思、孟轲配享，稱為“四配”。清乾隆三年（1738年）又增加有若，稱為“十二哲”。流傳至今形成了孔廟孔子身旁供奉塑像的“四配”“十二哲”主要配享格局。

塑像的“四配”“十二哲”中，隻有朱熹一人不是孔子弟子。

（本版圖片由遼博提供）

手記

我們因何如此好奇

本報記者 郭 平

《列子·湯問》有一則人們熟知的寓言——兩小兒辯日，最終孔子不能決也。

我們查看史籍中關于朱熹的記述，也有一個相似的場景：朱熹自幼受教于父，聰明過人，想象力強。四歲時，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問：“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說：“附于天。”朱熹又追問道：“天何所附？”一席話問得朱松驚訝不已。

遼甯省博物館學術研究部館員張盈袖說：“我們知道，所有的發現和成果，都來自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到“山高水長——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展”參觀，記者注意到，與那些簡單的陳列古代文物精品、那種炫寶似的展覽不同，策展人員努力将館藏的“唐宋八大家”主題文物還原到曆史當中，并且将蘊含在“唐宋八大家”文學、藝術、哲學成就中的文化發展脈絡盡可能鮮明地呈現出來。

具體到儒學在唐宋時期的發展過程，韓愈發現造成唐朝中晚期各種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儒學不興，并且開始大聲疾呼。

到了朱熹時代，他用畢生精力研究儒學不興的原因，注意到曾經在漢代興盛的儒家經典《五經》所記述的郊祀、封禅等政教大典，到了唐宋時期，随着社會變遷已經不再主導，當時政教大典與社會生活、與現實嚴重脫離。

朱熹通過注解《四書》，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新的義理系統，這個新的義理系統簡而言之就是探求古代聖人編著《五經》時的内在思考，按照古代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不斷地提升個人道德。

正如《大學》開篇語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這種不斷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傳承，正如韓愈所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

當年韓愈曾感歎：“轲之死，不得其傳焉。”這既表達了他要承擔起傳承儒學的願望，也道出了深深的擔憂。

然而曆史的發展消除了韓愈的這種擔憂，不僅是宋明理學的發展，從曆史發展來看，這種傳承直到今天仍在，它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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