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西域傳》稱:“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那麼東漢絲綢之路為什麼會“三絕三通”呢?下面趣曆史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自立,西域諸國多與新莽政權斷絕關系,西域又被匈奴控制,絲綢之路斷絕。此謂“一絕”。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争取各國脫離匈奴,歸附漢朝。東漢與西域重新建立聯系,“絲綢之路”至此複通。此謂“一通”。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漢明帝駕崩。北匈奴攻占車師,焉耆、龜茲反叛,“攻沒都護陳睦”。次年漢章帝劉炟繼位,決定召回漢官戊己校尉,不再派遣都護。後匈奴趁機侵占伊吾,東漢與西域二次斷絕聯系。此謂“二絕”。
漢章帝下诏征還班超,班超奉诏将欲回國,從漢諸國大為震動。于是,班超與屬員留了下來,後在東漢援軍支持下,大敗莎車、龜茲、焉耆,向東越過蔥嶺的大月氏,“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裡外,皆重譯貢獻”。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等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經安息、條支,直達波斯灣邊,“距玉門、陽關者四萬餘裡”“臨西海以望大秦”。因安息國一向用東漢的絲織品與羅馬交易,不想讓甘英開通東漢與大秦的直通商道,就故意誇大航海困難,甘英不得已返回。這是中國使者第一次遠達波斯灣,《後漢書·西域傳》稱“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于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至此,絲綢之路再複暢通。此謂之“二通”。
班超在西域經營30年,71歲病逝,葬洛陽北邙。和帝于公元105年駕崩,殇帝劉隆即位半年餘夭折,東漢内部動蕩,接班超而任西域都護的任尚不能掌控西域,安帝劉祜即位後難以西顧,下诏罷都護,“遂棄西域”。此謂之“三絕”。直至18年後的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東漢朝廷才派遣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長史。班勇“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遂破平車師”;延光五年(公元126年),又大破北匈奴。
順帝劉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張朗(敦煌太守)讨伐焉耆、尉犁、危須三國,三國臣服,“并遣子奉獻”。至此,班勇重新打通并保護了邊塞與絲綢之路的暢通。此謂之“三通”。班勇撰寫的《西域記》一書,是範晔撰寫《後漢書·西域傳》的重要依據。
回顧東漢絲綢之路的“三絕三通”,我們可以得到三重啟示:
其一,絲綢之路既是一條友誼之路,又是一條發展之路,開放之路。為什麼“三絕”後又會“三通”呢?因為“絕”就會影響中原與西域各國的經貿往來,對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而“通”則有利于絲綢之路沿途各國的經貿往來和經濟發展,所以絲綢之路的“絕”隻能是暫時的,“通”才是必然的。這是曆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不是人為因素所能左右的。
其二,中華國力強盛,社會穩定,絲綢之路就能暢通,反之,絲綢之路就有斷絕的危險。東漢絲綢之路的“三絕”,其原因或是改朝換代造成的社會動蕩不安,或是國力衰弱無暇西顧,遂給某些敵對勢力提供了破壞絲綢之路的機會;而“三通”,則是國家渡過危機、恢複安定後,政治條件、經濟基礎、社會環境俱佳的情況下,才能做到。所以,國家穩定,才是經濟繁榮的保證,才是人民之福。
其三,應該注意到,“三絕”後複“三通”,朝廷都用上了軍事手段。這說明,破壞阻撓絲綢之路暢通的敵對勢力是不甘心失敗的,隻要有機可乘,他們就會制造麻煩。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不懈走強軍之路,保持強大武裝力量,随時準備應對挑釁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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