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東部，孟莊村是出了名的光棍村。

90年代後期，附近鄉鎮突然冒出許多小醫院，B超人流一條龍服務，那些胎死腹中的女孩，就被父母趁着夜色抛進不算寬的渠道裡，随着水流遠離。

為了“保存香火”，孟莊村的人使盡了一切辦法生男孩，當地的老計生幹部回憶，“有把全家口糧都拿去交罰款的，有躲在外地幾年不回來的，有離婚重娶的，傳宗接代，惟此為大呀！”

而如今，孟莊村幾乎沒了适婚年齡的女人。

有人家無力給兒子支付昂貴的彩禮說門好親事，隻能通過介紹娶回一位智力缺陷的女孩，擔心這個生活不能自理的新媳婦逃走，他們把女孩長年累月鎖在屋裡，隻在飯點允許她走出房間。

至于村子裡，剩下的那些在婚戀市場中遭到淘汰，又沒能順利“撿到便宜”的男人，隻能直面他們觀念中最嚴重的後果——斷子絕孫。

在紅網的文章裡，這些人被包括進“農村大齡男青年”的代指中，按照作者的提議，應該施行所謂的“暖被窩工程”，把适齡女性留在農村裡，幫助光棍們把根留住。

實際上，早在年初，專家吳修明就曾經掀起過對這個議題的讨論——他指出，城市“剩女”多，農村“剩男”多，要促進城鄉人口雙向流動，并建議将農村“剩男”進行技能培訓，“輸出”到女性集中的行業和地區。

婚戀問題，不僅僅影響着人口結構和社會安全，也會在未來帶來更長遠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将比女性人數多出3000萬至4000萬。

其中超過1000萬男性，會打一輩子光棍。

在農村地區，打光棍是一種恥辱，而恥辱不能外露。海南省知名“光棍村”貢舉村，正面臨着嚴重的男女比例失衡，據當地村長曾繁暢說，村裡幾乎所有适婚男子都是單身，在這個5000人口的村子裡，單身漢大約有200人。

男女比例失衡的原因，除了女性出生人口數低于男性，更大的問題在于，女孩子們離開家鄉就不再願意回來，“女孩離開村子到城裡讀書了，她們在城裡戀愛，不再回到村裡。大部分男孩不願意動彈，留在村裡種莊稼。等他們到了結婚年紀，他們在村裡已經找不到可以娶的女孩了。”

曾繁暢希望可以通過媒體的報道，改變村子的命運，可惜，村民們對他的所作所為并不領情。村子裡的小廣場上，三五成群的男人毫不掩飾對村長的敵意，“告訴記者，如果再看到他，我們會揍他，對村長也是一樣。他們讓這裡的所有人都丢了臉。”

實際上，為了能夠找到媳婦，這些男人們也在想盡一切辦法接觸到女人，交友軟件、相親網站，都是他們使用過的手段。然而，好不容易找來的女人，“來了幾天全都走了”。

貧窮的村子，對于外來的女人，毫無吸引力，更不會讓她們留得下來。

跨過大半個中國，距海南兩千多公裡外的甘肅省慶陽市焦村鎮，在強大婚戀壓力的刺激下，産生了一種獨特的業态——人市。

相親角

在焦村鎮小學門口，每逢趕集日，媒人會在這裡紮堆出現，他們手握十裡八村待嫁女青年的信息，是單身小夥子們趨之若鹜的對象。當地人把出嫁女兒索要的彩禮稱之為“賣”，把男方花費的彩禮稱之為“買”。

呂飛飛，是人市上的常客，六年時間裡他見過十幾個女孩子，從18歲相親到24歲，依然沒能往家裡帶進一個媳婦。最接近成功的一回，雙方已經聊到了彩禮上，女孩開口要18萬，可呂飛飛的心理預期價位是13萬以内，最終不歡而散。

在當地，彩禮以每年1到2萬的增幅上漲，這直接影響了女孩們的“賣價”。

媒人李海君指出，彩禮的不斷漲價，除了“供需關系”越發嚴峻外，也和女方父母的攀比态度緊密相關：“别人家的女兒賣這麼多錢，我們家的女兒為什麼就賣不了這麼多？”

根據他觀察，在人市上，如果女方收到的彩禮低于市場價，不僅女方會被人非議，男方的親屬也會看低了新娘，導緻更多婚後矛盾。

在焦村鎮，楊睿卿對彩禮的感觸最深。

從2000年隻需要3000元就能娶到媳婦，到後來幾萬、十幾萬、幾十萬，結婚的價碼飛漲，可他的收入和存款，卻沒能跟上漲幅。

“以前一天打工十塊錢，現在一百塊錢，但彩禮的速度漲得要快多了。”

年過40以後，楊睿卿已經放寬了擇偶标準，對方離異、喪偶、帶娃都行，隻要和他再生一個就好。可惜，在婚戀市場上，二婚女性同樣搶手，2016年曾經有媒人為他找了個帶着孩子的女人，對方要求20萬彩禮，楊睿卿再次無功而返。

實際上，十幾二十萬的婚戀成本，在我國農村地區已經算不上高，在彩禮、結婚門檻不斷攀升的浪潮下，因婚緻貧，成為嚴肅的社會問題。

山東臨沂，部分農村的婚戀成本已經穩定超過20萬門檻，相當于一個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

鄉村宴席

山西省的情況則更為嚴峻，據新華社早先采訪顯示，晉北某農村，婚戀成本已過百萬， 這個村子總共隻有600多人，其中大齡未婚男青年20多人。

結婚的高昂成本，除了彩禮，最大的一筆就是去縣城買房以及購置車輛：當地縣城房價每平方米約4000元，一套房子連裝修帶家具、家電六十多萬元，買輛車近二十萬元。

結婚價碼不斷飙漲，最極端的情況，就是父輩欠下的彩禮還沒還完，又要為子輩的終生大事背上新的債務。

1998年，生于西部某貧困村的王順結了婚，當時妻子娘家開出2萬元彩禮，為了順利把對方娶進門，王順四處舉債欠下了3萬。新婚不久，王順的父親中風偏癱，随後又迎來兒子出生、老屋翻新等種種開支，十幾年時間下來，家裡的收入隻能全部用于償還欠款的利息。

父親去世後，家裡終于開始有餘力存下錢，清償了欠下的債務，兒子的婚事又成了迫在眉睫的難題——女方家要求16萬彩禮，在當地，這個價格還算公道，可王順家拿不出來。

唯一的應對之策，就是繼續舉債，“這16萬元要是給了，我啥時候才是個頭。”

為了能夠早日攢夠錢，把女人娶回家裡，楊睿卿和呂飛飛，都離開了焦村鎮外出務工，一個做長途客車上的押車員，每天往返在慶陽和上海之間，一個則在上海的面館裡當廚師，每個月能有5000元的收入，努努力，三四年就能賺出十幾萬。

聊到為什麼不考慮在上海，又或者其他外地地區找個女朋友，呂飛飛無奈地說，慶陽太窮，花大功夫娶回去的外地女生，很難保證不在結完婚之後逃走，如果娶本地女生，好歹知根知底，“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和隻想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男性不同，不少農村适齡女性，都希望可以“逃離”農村。

山西和順，下石勒村，因“光棍成捆”而遠近聞名。六七十年前，下石勒還曾是和順縣出名的明星村，村裡古戲台改造成的糧倉填得滿滿當當，十裡八鄉的姑娘都願意嫁到下石勒。

然而，由于土地貧瘠，交通不便，明星村的光環很快暗淡，2004年，當地青年杜勇強第一次帶着新媳婦侯靜回家，進村以看，侯靜就“眼前一黑”：滿村不是石頭房，就是土坯房，房子各個狹小破落、低低矮矮不成樣子。

等進了杜永強家，侯靜忍不住感慨“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但嫁雞随雞嫁狗随狗，侯靜還是留了下來，和杜勇強過起日子。

馬愛威卻沒有杜勇強的運氣，這位出生于1979年的老光棍，遲遲沒有看到結婚的希望。

2001年，馬愛威開始離家打工，打工時認識的山東姑娘，隻領回下石勒一趟就再也不願來了——嫌窮。

後來馬愛威回到山西，到介休市一家飯店打工，打算試試和本省姑娘相親結婚，這一次，對方直接提出要求馬愛威入贅，“人家覺得村裡太窮，讓我去當上門女婿。我一沒錢，二沒手藝，三沒熟人，沒敢答應。”

在外面繞了一圈，馬愛威依然孑然一身，對于他的遭遇，村子裡沒人取笑，大家都很理解：“不是男人長的醜，是村太窮。”

貧窮，讓女人們不願意留在農村裡，而适婚女性的流失，又加劇了農村男性的婚戀困境。

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指出，農村中不少女性外出務工就沒有回來家鄉，而是成為城市中的常住人口，其中有一部分在外地結婚生子。

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

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省内跨鄉鎮和跨省婚姻遷徙的性别比分别為22.03和16.75，即100 個女性實現省内跨鄉鎮遷徙和跨省遷徙時，隻有22個男性和17個男性能通過婚姻實現遷徙。女性占絕對優勢。

另外，女性婚姻遷徙的特征主要體現為農業戶口流向城鎮、與城鎮戶口男性結合（上嫁），而男性主要體現為城鎮戶口流向農村、與農業戶口女性結合（下娶）。

流入城鎮的農業戶口女性，其配偶為城鎮戶口的比例（19.23%）遠高于流入城鎮的農業戶口男性（8.15%）。

不難發現，這三四十年，中國女性婚姻遷移最大的變化是加速向經濟發達地區聚集，與同時期中國經濟發展軌迹和城市化進程完全一緻。

今年發布的《青島市農村青年婚姻關系調查報告》也指出，農村女青年将定居在城市作為奮鬥目标；滞留農村未婚大齡男青年文化素質不高、經濟基礎薄弱，對适應了城市生活環境和節奏的女青年難以形成吸引力，導緻留守農村的男女青年比例嚴重失調。

随着男性終身未婚的城鄉差異不斷拉大，農村90後、00後男性面臨的婚姻擠壓，還在不斷加劇。

婚戀難題，隻是擺在眼前的困境，農村性别結構失衡更大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顯現。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國内鄉村人口為5.09億人，與2010年相比，減少1.6億人；另外，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别高出7.99、6.61個百分點。

這兩組數據，反映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劇烈流動，以及農村老齡化的顯著趨勢。

在農村，“養兒防老”是養老的主要模式，但随着城鄉人口流動，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已經顯示出了這種傳統模式的弊端，而更嚴峻的問題在于，随着婚戀難度攀升，大量終生不婚的農村人口，将沒有兒女可以依靠。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理事長于建偉指出，要解決這個巨大的養老困境，“是一筆龐大的支出。”

理想的養老模型，應該遵照“9073”模式，90%的老人居家，7%的老人進社區，3%的老人進機構。但到目前為止，農村依然主要是家庭養老而非居家養老。

農村缺少養老機構，更沒有專業的養老服務體系，一旦家庭養老模式失靈，大量農村孤寡老人，面對的将是老無所養的現實。

2020年5月2日，陝西省榆林市靖邊縣男子馬某，用手推車将癱瘓在床的79歲母親拉走，丢入墓坑當中等死，引發了社會對農村養老的關注。這起事件後，全國政協委員劉紅宇提出農村養老可以嘗試“土地換保障”，參考城鎮地區“以房養老”的模式，為農村養老開辟一條路。

按照她的構想，農村居民可以與政府簽署自願有償退出宅基地協議，在考慮未來土地增值因素後确定補償資金，由政府分期支付，農村居民在世期間宅基地和地上房屋仍然歸其使用，去世後由政府收回。

但對于農村光棍們，養老還是一個太遙遠的問題，至少在現下，他們更關心的，是怎麼樣找到一個願意為他們暖被窩的女人。

至于這個女人是誰，她長什麼樣，有怎麼樣的過去和未來，他們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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