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關建關設衛

徐達建關設衛圖（浮雕）

山海關是中原通往祖國東北地區的咽喉要地。這裡北依燕山，南臨渤海，長城縱貫南北，雄關控扼其間，有“京師屏障，遼左咽喉”，“天下第一關”的美譽。明代北方長城沿線設有“九邊鎮”，山海關當時屬薊鎮，是兵部直接管理的“山海衛”,因而是當時長城同時也是天下重要的關隘及衛所之一。

明代的山海關七城奇正連鎖，長城一線中穿，城、關、堡、台、烽燧，有機構成科學嚴謹、完整一體的軍事關防體系，集中體現了設計者及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是中國古代軍事建築及軍事思想的典範之作。

山海關建關設衛修築長城，出于明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決策，是明代薊鎮長城修築的一部分；山海關及山海關長城修築的起因和意義，與這部分長城關隘的修築密切相關。與此同時，山海關及山海關長城的修築，也有着自身的原因和特定曆史背景。明代山海關建關設衛修築長城，既是明初軍事形勢的特别需要，同時也是山海關地理及戰略位置所決定的。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剛剛在南京建立政權的明王朝，便以開國元勳徐達為征虜大将軍，常遇春為副将軍，統率大軍25萬北伐征元。當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元順帝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逃離大都（今北京）退往塞外的上都（今内蒙古多倫西北）。

北逃之後的元朝殘餘勢力，仍然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政府機構也比較完整，史稱“北元”。他們不斷地派兵南下攻明，企圖“整複故都”，奪回往日的江山社稷。當時對初建明王朝威脅最大的有兩支北元軍事力量：一支是擁“騎兵十萬，步卒倍之”，盤踞晉、陝及西北一帶的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另一支是屯兵東北、擁兵20萬于遼東的元太尉納哈出。這兩股武裝與各路北元勢力“彼此相依，互為聲援”，在北方數千裡的戰線上形成箝制明軍的軍事态勢，總兵力“不下百萬衆”，地域“不下數千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故元遺兵”）嚴重威脅着新生的明王朝生存，特别是山海關所在的永平府一帶，更是頻遭襲擾。

洪武十四年以前，北元勢力對這個地區的侵擾接連不斷，見于文獻大的侵擾就有三次：

洪武二年（1369年），元行省丞相也速入寇永平、通州，兵臨北平（今北京）城郊。納哈出的騎兵也“出沒塞下殺掠吏民為邊患”。準備征伐北元的常遇春會合他路明軍，“導三河、搗永平，……逐胡寇而守禦之”。（明郭造卿《盧龍塞略》卷五）

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北元騎兵又入寇永平之撫甯縣及瑞州（今遼甯綏中縣北），大肆剽掠，迫使明王朝罷廢瑞州州治，遷民于靠近内地的灤州（今河北灤縣）。城小牆薄的撫甯縣城也遷往洋河之西另築新城，同時将北部近邊居民向内遷徙。（《盧龍塞略》卷五）

洪武十三年（1380年）冬，北元平章完者不花和乃兒不花率數千騎兵入桃林口，攻打永平府城，明軍指揮劉廣戰死，千戶王辂負傷。後經明軍拼死奮戰和設伏兵于遷民鎮、界嶺口等處，前後夾擊，才艱苦的戰勝了北元軍。（《盧龍塞略》卷五）

自以上情況看，山海關所在的永平一帶是北元蒙古政權侵擾進攻的重點地區，也是明王朝北方防務上的薄弱環節。以當時的情況分析，明王朝在山海關一帶修築長城，建關設衛，用以防禦來去飄乎的蒙古騎兵是最合理不過的軍事選擇，這是所謂軍事形勢需要的第一個原因。除此之外，明王朝對北元作戰的發展态勢也與山海關的建關設衛有密切關系。

明初對殘元勢力的軍事作戰是互有勝負的。洪武五年（1372年），明王朝出動15萬大軍分3路進擊漠北。在這次戰役中，除馮勝率領的西路軍進軍順利獲得勝利。徐達率領的中路軍則在杭愛嶺（今蒙古國杭愛山）以北被元将擴廓帖木兒打的大敗。東路李文忠部孤軍深入，在遭到元軍襲擊後，拼死奮戰才得以返回。這次軍事行動總的來說是一次失敗的戰役，戰役的結果使明王朝認識到要徹底消滅北元軍事力量在當時是困難的，存在着很大的軍事冒險。正因如此，明王朝對殘元勢力的軍事策略，便由連續發動大戰役剿滅鏟除，轉變為以積極防禦的守土為主。

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命大将軍徐達等整修邊備。同年四月，北平鎮守華雲龍向朝廷建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南至五灰嶺外溫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裡，其王平口至官山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裡，俱繁擾沖要之地，并宜設兵守之”，（《盧龍塞略》卷五）被采納。

洪武九年（1376年）八月，朝廷下旨：“敕燕山前後、永清左右，薊州、永平、密雲、彭城、濟陽、濟州、大興十一衛，分兵守北邊。關隘之要者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關，曰喜峰口，曰松亭關，而烽堠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徼巡将士六千三百八十四人，……”（《盧龍塞略》卷五）

洪武十四年（1381年），鎮守北平的大将軍徐達奉旨發燕山等衛屯戍官軍15100人，修永平、界嶺等32處關隘，修築整理長城以防禦來自北方的蒙古騎兵。當年九月，在朝廷的批準下又設置了隸屬于中央軍事系統的衛所“山海衛”。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原元代遷民鎮地新築的山海關關城也竣工落成。（《盧龍塞略》卷五）

再說地理和戰略地位因素。山海關地接東西，古為著名的“碣石道”，戰略地位及戰略位置都十分重要。東北地區及中原地區之間的遷徙、交往、貿易、征伐，無不往來于此。東北地區的民族要進入中原，中原統治者欲經略東北地區，這裡是必經之路。

曆史上，這裡第一次大軍過境是戰國末年秦将王贲滅燕之役。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二十二年）秦破燕都薊，燕王室逃往遼東。四年之後，秦将王贲再次率大軍由此進軍遼東，虜燕王喜而歸。

秦漢時期，車騎浩蕩、威示天下的秦皇、漢武巡狩隊伍都來過此地，當時還修築有規模宏大、壯麗非凡的行宮于瀕海的碣石之旁。

東漢末年，弄東漢朝政于股掌之間的曹操，在公元207年（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統大軍北征烏桓，奏凱班師時途經“碣石道”，留下了著名的《觀滄海》勵志詩篇。

三國時，曹魏丞相司馬懿在公元238年（魏明帝景初二年），率軍“越碣石，次于遼水”，消滅了割據遼東的公孫氏政權。

十六國時期，先是公元352年前燕慕容儁兵出“碣石道”，進軍中原，攻打石氏後趙及其繼承者冉魏政權；後是公元370年前秦苻堅攻陷冉魏國都邺城，乘勝經“碣石道”攻占遼東、遼西，端掉了這個起于東方的政權之老巢。

南北朝時期，公元436年北魏攻北燕經此進兵遼東。公元553年北齊文宣帝高洋伐契丹，也曾經從這裡取道。

隋唐時期，隋炀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多次發大軍征伐東方的高句麗，金戈鐵馬，車船舟楫，這裡是軍旅往來，糧草運輸的樞要之地。

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和重要地理位置，秦奉這裡為“國門”；隋唐這裡設臨渝關，元朝置軍事管轄的遷民鎮千戶所。

山海關地處遼西走廊中腰偏西地段，北面是層巒疊嶂的燕山山脈，南方為波濤萬頃的渤海，山海之間僅7.5公裡，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明代大學士商辂在《山海關顯功祠碑記》中對此有一段精彩描述：“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嶺東環，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設衛于山海關所在的位置，東可控數百裡山海間東西通道，西可護地曠無險可守的冀東平原。在這樣一個地方建關設衛修築長城，是一個事倍功半的最佳選擇，是古代軍事設防方面充分利用地理形勝的典型範例。明代嘉靖朝太常寺少卿、山海衛人詹榮在談到山海關優越地理位置時說：“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扼而塞之，其為力甚易，其為功甚巨也。”（明嘉靖《山海關志》）

事實證明，山海關建關，的确體現了創建者的科學眼光及高瞻遠矚。終明一世，邊患不斷的長城線上，山海關始終固若金湯，從未經曆過大的險患。

山海關的修築，在明王朝經營東北方的軍事戰略方面作用重大。明初征讨殘元勢力納哈出、兀良哈部，中期抵禦蒙古土蠻、朵顔三衛的進擾，後期與後金政權在遼東的軍事較量，山海關都發揮了樞要與策應的作用。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又有了拱衛京師東大門的責任，山海關地位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時人評論：“山海關東控遼陽，西護畿輔，防扼海泊倭番，驗放高麗、女真進貢諸夷，本為重鎮。譬人之身，京師則腹心也，薊鎮則肩背也，遼陽則臂指也，山海關則節竅寂合之最緊要者也。”（《盧龍塞略》卷十六）

古碣石道上的山海關，在明朝數代人的苦心經營之下，便以萬裡長城“天下第一關”的盛名而傳揚天下了。

萬裡長城——山海關

摘自王老師的《長城漫話》

轉發人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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