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上班啦！”每天傍晚5點55分，孫瑞芹都會向家人喊一句，然後拎着一大桶熱水出門。

“上班”這個詞，以前不在孫瑞芹的話語體系裡。她去周邊城區打工，說“上工”，如果是幹農活，就說“下地”。

但現在，她有了人生中第一份她稱之為“上班”的工作，擔任山東省濰坊市牟家院村螢火蟲鄉村公益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特地選擇晚上6點開——孩子們放學之後。看到村裡孩子散坐在圖書館各處投入翻書，前來參觀的政府工作人員發出感慨，“看來這個圖書館的書是真的用來看的！”言下之意，在農村要辦好一個物盡其用、實至名歸的圖書館，實際很難。

圖書館的策劃者、“85後”返鄉青年牟昌非認為，這個圖書館的最大功能或許不是讓“孩子們看了多少書”，而是給留守在這個北方“普通村”的孩子提供一種選擇。

而這種選擇，對于他64歲的母親孫瑞芹來說也同樣重要。

孫瑞芹在圖書館内。 楊書源 攝

鄉村需不需要圖書館？

出門繞着院子走半圈不足20米，孫瑞芹就到了“上班”地點——鄰居家四合院的南屋。

50多平方米的平房，原本隻存放農具，幾近廢棄，如今卻大變樣。屋子門口是一張辦公桌，孫瑞芹讓孩子們在桌前簽到；靠窗是一張長條沙發，上面鋪着淡藍色軟墊；一張書桌，常常是被孩子們争搶的地方；幾排書架擺放着2000餘冊書籍。

在圖書館，孩子們都叫孫瑞芹“奶奶”。常常是人還沒進門，“奶奶”的聲音先傳進屋裡。俯身簽到的幾十秒裡，孩子們跟孫瑞芹聊起一天的校園生活、最近的課業……孫瑞芹耐心聽着。她記下許多孩子讀書的喜好，也會主動招呼：“新到了馬小跳，你讀不讀？”

“這是一個從需求出發的圖書館。”牟昌非說。圖書館入口處的牆上懸挂着一個本子，标記着“我想要看的書”，如果有孩子想找某本書而圖書館裡沒有，就在本子上寫下書名。每隔一段時間，牟昌非會把書名整理後發在微信朋友圈，供朋友們認領。待書籍寄到，他就騎電動三輪車去鎮上拉回來。

圖書館入口處的登記簿。 楊書源 攝

牟昌非說，正是在建這座鄉村兒童繪本圖書館的過程中，他逐漸看到了農村孩子們被忽視的需求。

2016年，牟昌非在山東濰坊的老家牟家院村舉辦鄉村戲劇節，旨在促進城鄉之間人們的互相了解。前幾年戲劇節辦得有聲有色，幾年後人們的興趣就淡了。但牟昌非發現，孩子始終是最忠實的觀衆。

孩子們太期待村莊裡的新鮮事物了。平日裡，他們常聚集在村小外的一塊空地上打鬧、消磨時間。但在戲劇節那幾天，他們做群演、看紀錄片，直到夜深了才被大人喚回。日子久了，孩子們會時不時跑到牟昌非家問：“今天放片子嗎？什麼時候有戲劇節？”

戲劇節之外的時間，村裡的孩子該去哪兒度過？當地螢火蟲公益助學發展中心的負責人鄭鳳鳴提供了一個思路：給孩子們在村裡建一個繪本圖書館。她負責的公益團隊已運作了好幾個鄉村繪本閱讀點。

牟昌非沒有立即接納這個建議。回村這幾年，他看過太多鄉村推廣閱讀的“無效案例”。

他見過有的村把閱讀室建在村委會大院裡，藏書不少，但冷冷清清，畢竟村民去村委大多是辦事的，很少有閑心看書；還有一次牟昌非在村裡排隊做核酸，忽然被一位推廣全民閱讀的工作人員要求掃二維碼，對方解釋：“掃了就代表你讀過這本書了。”

“在農村建一個圖書館，最先要想的問題不是農村需不需要，而是這個村的村民是否需要。”牟昌非說。

牟家院小學是附近幾個村莊唯一一個還保留的村小。附近3個村莊“留守”的孩子都來這裡上學。對牟家院小學的孩子來說，想看課外書，應該去學校的圖書館。

但學校圖書館很少對學生開放。一方面是人力有限。村小沒有專門的圖書管理員，隻能由年輕老師兼任，很難有規律開放圖書館。一位六年級學生說：“我們經常隔着玻璃窗望向裡面，想知道裡面有哪些書。”另一方面是維護成本高。校長解釋：“這些書都是有編号的校産，如果經常開放，擔心孩子們會把書弄丢。”

孩子們另一條獲得課外書的途徑是去鎮上的“三味書屋”。但在這家兼賣文具零食的店裡，圖書被放在不顯眼位置，不少課外讀物是“課标推薦延伸讀物”和工具書，品種單一。

收集了種種信息之後，牟昌非認為，在村裡修一個圖書館确實是孩子們的“需要”。

誰來做館長？

決定辦圖書館後，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誰能每天雷打不動地給圖書館開門？

鄭鳳鳴知道，紮根在村莊裡的全職館長對圖書館很重要。她和夥伴們最初在農村推廣兒童繪本閱讀時，曾把一個閱讀點設置在了村衛生室。但這位村醫無暇每天維護這個閱讀點，家長帶孩子來挂點滴時，才會偶爾挑選一本朗讀，漸漸這個閱讀點就閑置了。2019年，一位志願者牽頭的公益圖書館在濰坊另一個村子開始運營。頭一年這個圖書館被這位志願者打理得有聲有色。但第二年，志願者離開了村子，由一位本村人接手，這位館長對圖書館熱情不高，來看書的孩子也越來越少……

牟昌非和鄭鳳鳴考慮過好幾個館長候選人。首先是牟昌非自己，但他工作上的事務很多，無法保證定時開館；其次是幾位村裡受過初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人，但有的人在城市務工，有的家中負擔過重。因找不到合适人選，建圖書館的事被擱置了一年多。

直到有一天，鄭鳳鳴看到了牟昌非發在微信公衆号上的十幾篇回憶錄《寫在挂曆紙背後的故事》，她有了答案。

回憶錄的作者，正是牟昌非的母親孫瑞芹。幾年前牟昌非返鄉，見母親對書很有興趣，就給她拿來了餘秀華、楊本芬、姜淑梅的書，她們都是和母親有相似經曆的女性寫作者。

孫瑞芹看到姜淑梅書中的語言就像平時說話一樣，她把書一撂，激動地對兒子說：“這我也能寫！”

剛開始，孫瑞芹用一本小本子寫，後來想寫的話實在太多了，就直接在舊挂曆紙背面寫，這樣不用頻繁翻頁、換行。

孫瑞芹寫在挂曆紙上的手稿。 楊書源 攝

她從童年往事寫起，逐漸寫到來婆家後的坎坷、婆婆的挑撥、丈夫時不時的家暴……那段時間，孫瑞芹的睡眠很不規律。她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一個記憶中的片段，就會“簌”一下坐起，戴着頭燈在桌子旁記下關鍵詞。回憶起難以平複的往事，她會淚流滿面，有時甚至憤怒到發抖。遇到一些字用普通話表達不出，她就尋找方言拟聲字，或用拼音代替。

當牟昌非詢問孫瑞芹能否把她的文字公開時，她很爽快地答應了，“把我的故事都發出來給他們看看！”就這樣，回憶錄在牟昌非的微信公衆号“見山經濟”上前後發表了14篇，每篇都是近萬字長文。

每發表一篇，孫瑞芹的手機上就會響起好幾個多年未聯系的好友電話，有的甚至在電話裡激動地喊着：“你把我想寫但寫不出來的都說了！”

孫瑞芹和村裡人在聊天。 楊書源 攝

漸漸，牟昌非發現了母親的變化：她變得松弛自在了。距離被家暴過去20多年，以前隻要和丈夫一吵架，她就會不斷複述痛苦回憶，但現在她很少提及了，“文字被寫出來，就是一錘定音了，也就能徹底放下了。”

這一點也被鄭鳳鳴捕捉到了：“沒有誰會比一個從閱讀中獲得巨大改變的人更适合做館長了。”和牟昌非在牟家院村再一次碰頭時，鄭鳳鳴提出了這個倡議。

當時孫瑞芹也在場，她的第一反應不是推辭，隻是提出：“這是個很重的任務，而我是個圖書館都沒怎麼逛過的人，萬一我做不好怎麼辦？”

鄭鳳鳴向孫瑞芹解釋了公益圖書館的運作機制：圖書館會尋找50個固定月捐人，每月捐贈圖書館30元，一個月就有1500元作為固定的運營費用。其中800元是館長的工資。

圖書館試運行後，鄭鳳鳴建議孫瑞芹寫一個“尋找牟家院螢火蟲圖書館月捐人”的發起辭。剛開始孫瑞芹不太理解應該怎麼寫，就寫了句口号“我要為圖書館發揮自己的光和熱”。後來鄭鳳鳴啟發她：“你得真實、打動人。”

孫瑞芹還是寫不出。鄭鳳鳴就和她聊小時候讀課外書的故事。孫瑞芹的話匣子打開了，她想起了童年極度貧瘠的閱讀資源：“老師拿來三本課外書：《海島女人兵》《大刀記》，還有一篇記不得了，全班同學排隊傳着看……我很願意念書，以前我光知道幹活，沒有時間看書，晴天下地幹活洗洗縫縫，下雨天蒸幹糧拾掇屋。現在我跟原來在學校一樣了，通過寫回憶錄，心态平衡了，也不再糾結了，很舒坦的感覺……我在圖書館看到孩子們，就想起我的童年。”

鄭鳳鳴把倆人的聊天内容拿手機悄悄錄了下來，整理出了文案。文案發出後，很多人被這段“農民館長”樸實的自述打動，月捐的報名人數不久就超額了。

雙向改變

牟昌非覺得，建圖書館以來，母親就像是一個一隻腳踏進新世界的曆險者，她不斷揮手和過去的自己告别。

為了去圖書館“上班”，孫瑞芹挑出了兒媳婦買的衣服，褐色直筒褲、帶胸針點綴的綠色薄線衫……

近40年未變的家庭分工被打破了。在孫瑞芹上任前，牟昌非開了家庭會議：“娘以後的重心放在圖書館，爹負責家務和一日三餐……”父親很快接受了這個安排。為了讓母親能趕上圖書館傍晚6點的開門時間，一家人還把晚飯時間提前了一個小時。

圖書館也在改變孩子們的生活。每天傍晚村小放學時分，孩子們總會在村道上互相大聲招呼：“今晚去圖書館嗎？”

他們還參與了圖書館的外牆設計。村裡的土牆在做村容村貌規劃時被統一刷白了，牟昌非讓來圖書館的孩子們在圖書館外的白牆上添些喜歡的繪畫圖案。

“我們畫些什麼？有具體要求嗎？”有的孩子小心試探。

“你們想畫什麼就畫什麼！”牟昌非回複。

漸漸，牆上出現了第一批圖畫，房子、小孩、風筝……當這些不足以表達情緒，孩子們又開始用彩筆寫下喜歡的明星、内心深處的願望。一次，村小的老師來圖書館參觀，孩子們聽說了，急匆匆覆蓋上自己之前寫下的内容，把牆上同伴們的名字塗改成拼音。

“這不是壞事，起碼證明孩子們在圖書館時是放松的。”牟昌非一直要求孩子們對自己直呼其名。日子久了，孩子們也就把他當成了自己的一個玩伴，凡事都願意找他商量。

圖書館外牆上畫滿了孩子們喜歡的畫。 楊書源攝

在這點上孫瑞芹和兒子也有默契。她希望孩子們來圖書館是自在的。這種自由，她小學改名時體會過一次。原本父親給她取名“孫文英”，但學校有個搗蛋的同學，總在後座揪着她的小辮喋喋道：“文英（當地一種鳥的别名）吱，文英吱……”她不堪其擾。終于有一天，她大膽在作業本上寫下自己取的新名字“孫瑞芹”。父親發現後，沒有責怪，後來這個改的名字伴随着她結婚生子……

孫瑞芹有時也會在圖書館裡坐下來看會兒書。她最近看的是《回家鄉建一座圖書館》。她被标題吸引，“這說的不就是我嗎？”可是看着看着，書裡出現了很多陌生的詞彙，令孫瑞芹困惑。“什麼叫精英化？”她指着一個詞發問。

牟昌非發現，隻接受過初中教育的母親喜歡記叙性強、偏口語化的書。有次她給母親推薦一本和她經曆相似作者寫的書，卻因為文學性太強，母親讀了一半就讀不下去了。

“成年人都如此，對孩子的閱讀要求更要循序漸進。”為此，母子倆對圖書館的圖書做了一些調整——牟昌非發現大多數孩子都很愛看繪本，而這一類型的書文字少，定價又高，一般很少有家長會給孩子買。于是他們把繪本集中在了孩子容易接觸到的書架。

圖書館一角，朋友捐來了女兒用過的書桌。 楊書源 攝

留在農村

開館幾個月後，鄭鳳鳴觀察到一個細節，和孩子一起來圖書館的家長，都會籠統地認為孩子在圖書館看書是好事，但他們從不陪孩子一起看書。

她認為，這一方面體現出農村家庭教育觀念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能力有限。年紀大些的老人進圖書館，大多隻能看護孩子，有的甚至不識字；少部分孩子的父母會在圖書館出現，他們大多在附近的城區工作，早出晚歸很少有時間陪孩子坐下來看書。

牟家院村是中國北方一個普通村莊，曾經唯一讓村裡人有優越感的，是村裡一直保留着小學。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家長擔憂鄉村基礎教育的水平，紛紛把孩子送到市裡讀書。大人的情緒也傳導給了孩子，牟昌非和孩子們聊天，他們總會說起開學又轉走了幾個同學。言辭之間，也為自己還是“留下來的孩子”感到失落。

孩子們在圖書館看書。 楊書源 攝

9月底，村裡兩位孩子的爸爸首次造訪圖書館。

一位是家就住在圖書館斜對面的鄰居，他說起了這些年對孩子的教育投入，如學習機、點讀機……這位父親為在上五年級的女兒設定了規劃：“最好是能讀軍校，上醫科大學也很好。”他在談話最後表示要把女兒送到市裡讀初中。

另一位到訪的父親，一度困惑于究竟該讓孩子在農村還是城市接受教育。搖擺之後，這個家庭做出了折中選擇：他讓妻子在家全職陪伴兩個女兒，直接在村小讀書。但夫妻倆經常帶着孩子們去濰坊市區參加乒乓球班、參觀博物館。“這樣孩子們該見的世面都見了，也不會覺得有落差。”兩個孩子在這種培養思路下，在衆多農村孩子中出挑外向。但是每學期末，他依舊會焦慮，忍不住拿孩子的成績和城裡讀書的孩子比較一番。

在牟昌非看來，這是目前絕大多數農村家長的常态，“想要為孩子成長投入，卻沒有摸到正确的門路。”

“鄉土教育是孩子們身邊的資源，也是農村獨有的優勢，沒必要舍近求遠給孩子們去辦一些高大上的講座。”牟昌非說。他從家拿來技藝失傳的手工玩具，擺放在圖書館各處。哪個孩子能夠拿起一個玩具、琢磨一下制作手法，也算是“閱讀”。他還邀請了村裡好幾個傳統手工藝品的傳承人，請他們來圖書館給孩子們做現場教學展示。

開館5個多月以來，牟昌非從沒有統計過來圖書館的孩子平均看了幾本書。在他看來，這也不重要，畢竟“最重要的開端，是從人想法的改變開始的。”

“很多人認為留在農村是不好的選擇。這個圖書館，就是讓留下的人，能有更多選擇，主動營造一個好的小氣候。”牟昌非說。

比閱讀更重要的事

新學期開學後，孩子們形成了一種默契：要商量什麼事，就約在圖書館見。

“星球小夜市”的誕生，也是在圖書館聊出來的點子：有的孩子抱怨家長幾乎不給零花錢，牟昌非引導孩子們想些自己掙零花錢的辦法。孩子們想到效仿趕集，定期出攤賣手工藝品。

很快，一個叫作“星球小夜市”的微信群誕生了，孩子們陸續加入，有的小孩沒有手機，用的還是父母的微信。很快就有人提出要給小夜市畫海報；也有孩子提出幾個人聯合擺攤，攤上商品品類多，方便招徕顧客。

頭幾回小夜市，還是在牟昌非的推動下開始的，因為村裡大多數父母把小夜市理解為“小孩子鬧着玩”。牟昌非給孩子們發了“商品購買券”，讓他們成為買賣雙方，再拿着兌換券到牟昌非那兒兌換現金。

星球小夜市上孩子們在售賣自己的手工藝品。 牟昌非供圖

兩三次星球小夜市以後，一群孩子來圖書館對牟昌非說：“小夜市都是周日下午出攤，但那會兒大家都要寫作業、上興趣班，大家決定把時間改成周六下午。”

“他們跑來時，是很自信通知我改時間了，而不是和我商量的。說明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是自己創造的夜市，不是大人給的。”牟昌非感受到了孩子們自主性在變強。

不過也有些事，依舊沒有達成共識：

延續戲劇節傳統，牟昌非會在圖書館不定期播放一些教育主題的紀錄片。這些紀錄片中，有不少是在記錄留守兒童困境的。讓牟昌非意外的是，對于片中和自己相似的童年，孩子們表現得很不耐煩，總是看一會兒就跑開了。孩子們更希望牟昌非播放一些輕松的動畫片。

“或許是他們的生活和片子裡的太相似了，人容易産生倦怠。”牟昌非分析。最後，雙方妥協，牟昌非每次會在放映紀錄片後，再加播一場動畫片。孩子們有了動畫片作為“甜頭”，也就耐着性子看一會兒紀錄片了。

在圖書館裡播放紀錄片，牟昌非總會有意識在人群裡尋找孩子們的父母，這是真正的“目标受衆”。

令人欣喜的是，來觀影的成年人人數在慢慢增多。

每次觀影時，孫瑞芹都是從頭看到尾的。為了把更好的視線留給讀者，她一般會守在距離屏幕較遠的門口位置。

暑假圖書館最忙時，她咬牙賣掉了自己喂養了好幾年的母羊。一直喝的羊奶喝不上了，她安慰自己，“人的精神食糧跟上了，也不容易生病”。

有一次，她和鄭鳳鳴聊起對于早年遭遇家暴的釋懷：“我現在覺得昌非父親也很可憐，從小父親早逝，母親說的都要順從，才會對我動手。”

中秋節，大孫女來村裡探望孫瑞芹，如果是往日，她會挑出地裡長勢最好的一批蔬菜瓜果給孫女帶回城裡。但這次，孫瑞芹拿出一個精美的筆記本對孫女說：“奶奶沒什麼送給你的，這本子送給你。”

開館2個月後，牟昌非發現孫瑞芹又開始重拾寫作了。這次她記在一本小小的“館長日記”上。沒有了痛苦撕裂的回憶，她的日記平淡溫馨，她寫道：“自開館以來，除了周一休館，圖書館的大門一直敞開着。這裡對孩子們來說，就是一個宇宙，塑造不同類型的人……”

星球小夜市上孩子們在售賣自己的手工藝品。 牟昌非供圖

欄目主編：王潇 文字編輯：王潇

來源：作者：楊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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