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部分來源于燕大元照，作者：申衛星教授

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定“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夫妻雙方在實行計劃生育中負有共同的責任”。

由此人們引申出“男人有了生育權”的論斷，即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權，孩子是夫妻兩個人的，任何一方不能單獨享有決定孩子出生與否的權利。

因此，按新法規，男方要求女方履行生育義務，女方如無正當理由，不應拒絕。

沒有正當理由拒絕生育或采取欺騙手段如婚前隐瞞不育病史、私自堕胎等，男方有權得到司法救助。

但是确認男方的生育權必須要面臨下列問題：

一、和女方的權利沖突。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十七條規定也可理解為：夫妻之一方有生育或不生育的權利。

既然男性有生育權，女性也有生育權，随着社會的發展和人們觀念的更新，有的人不想要孩子或者不想早要孩子，但可能另一方配偶希望要孩子，而且希望早生，這時候，會發生權利的沖突。

而且根據婦女權益保障法，婦女具有不生育的自由。如果認為女方私自堕胎就是侵犯男方的生育權從而不允許女方進行堕胎，無疑也侵犯了女方的自由。

筆者認為，對是否生育這個問題，隻要不違背有關計劃生育的強制規定，夫妻雙方也可以做出某種約定和協商。

比如，可以約定婚後什麼時候生育或不生育以及在相關法律、法規允許的範圍内生幾個孩子等事項。

這些事前的約定有利于化解由于這個問題引起的夫妻矛盾，也有利于在訴訟中作為一種裁判的依據。

女方如果與男方曾有生育的合意，那麼其私自堕胎的行為屬于違約行為，男方可以要求獲得相應的賠償，但男方并不因此可以不履行其作為父親的法律義務。

一些計劃生育機構和醫療單位，為了規避所謂“生育權”糾紛，避免男女雙方任何一方在不經對方同意的情況下單獨享有生育權或不生育權（主要是女性的不生育權）的訴訟壓力，紛紛修改人流手術的簽字程序——要求丈夫在流産手術上簽字。

醫院這個規定雖然情有可原，但卻是沒有法律根據的，是對婦女生育權利的侵犯，

因為《婦女權益保障法》裡已明确規定“婦女有按照自己意願決定不生育的自由”；妻子可以無需對方簽字，就有中止妊娠的自由；如硬要簽字才給做手術，就構成了侵權。

而且這個規定也會引起其他方面的問題，如對于某些未婚的女性來說，是否也需要征得男性的同意才可以流産？

對于那些已婚但卻與丈夫之外的男性發生了性關系而意外懷孕的女性來說，醫院需要丈夫簽字就更讓她們為難。

因此，這樣的規定不能成為一種強制性的規定，最多可以作為一種備案，即使沒有男方的簽字，醫療機構也不能拒絕提供人流手術的服務。

實際上，醫療機構該不該負“侵犯生育權”的責任還是一個問題。在一般的醫療活動中，醫療機構如果沒有違反醫療衛生管理法律規定和診療護理規範、常規，過失或故意造成患者人身損害，不應承擔另外的侵權責任，否則将有可能導緻違背醫療宗旨結果的出現。

因為醫療機構作為特殊的服務機構，對病人的生理健康（有時包括部分心理健康）提供醫療服務，它滿足患者自身的合法醫療需求，保障患者的權利和利益，這是其宗旨所在。

按照合同債法關系上義務群理論的分類，醫療合同中醫方所負有的義務同樣可以類型化為：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和附随義務。

具體而言，醫方的主給付義務是為患者提供診斷和治療的義務；從給付義務如說明義務、保存病曆的義務等；附随義務則包括保密義務、照顧、保護病人等義務。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醫方無論是根據法律的直接的規定、醫療合同的特殊約定或者是誠實信用原則都是以對患者本人提供診療服務為其宗旨，并不負有保障患者外他人與醫療活動無直接關系的權益，如男方的生育權，醫方也并不會因此而承擔“侵犯他人生育權的責任”。

如果要求它考慮患者外其他人的權利和利益而拒絕就診患者的醫療需求，這是違背它的義務和宗旨的。

現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已經出現了類似的案例

如北京西城區一家庭，妻子不想生孩子，丈夫就告到法院，雙方互不妥協，其結果是隻能要求離婚。南京一位八旬老翁狀告妻子侵犯生育權。這位老人的妻子怕與前夫所生的子女受到冷落，年輕時曾三次私自堕胎，緻使老人晚年膝下無子，沒有享受到生育的權利。四川一誤将他人之子視為己出且撫養了6年的丈夫向“紅杏出牆”的妻子要讨回“生育權”損失的賠償。成都打工男青年怒告其妻私自流産，要為為人之父之希望化為泡影追讨說法……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這些案件中，不管法院如何判決，讨回真正意義上的“生育權”的男子還是沒有的。

他們或者是從妻子那裡得到經濟補償，或者隻能請求法院判決離婚，而無法請求法律強行支持他們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生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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