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勝輝學習與思考第1672天

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博弈論大師，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書是謝林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70年代。這本書指出“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之間存在着複雜互動，幫助我們突破個體視野的局限，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去理解這個世界運行的邏輯。

“微觀動機”影響“宏觀行為”的第一種情況：個人無論怎麼選擇，都對社會整體結果沒有影響。

第二種情況：個人的利益最大化選擇，導緻了社會整體福利的下降。

第三種情況：看上去并不極端的個人偏好，卻導緻了極端的社會結果。

前言

這本書的作者叫做托馬斯·謝林（Thomas C. Schelling），他是一位博弈論大師。提起博弈論大師，你可能會馬上想到約翰·納什這樣的數學天才，在紙上寫寫畫畫着一堆誰也看不懂的方程式。的确，絕大多數博弈論學者都大量運用數學推導。不過，今天要講的這位托馬斯·謝林，卻很不一樣。他幾乎不用數學推導，隻用文字和簡單的圖表就能表達自己的博弈論思想，更顯大師功力。

謝林這個名字在曆史上被兩次濃墨重彩地提起。第一次是冷戰時期。你想象一下冷戰當時的情景，美蘇雙方處于備戰狀态，一觸即發，美國家家戶戶都在自家後院挖防空洞。一個雷達操作員隻要一不小心出現誤操作，就有可能引發一場毀滅人類的核戰争。好多人都說，那會兒的緊張程度，就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就這麼緊張一個環境，但是你發現最後，風平浪靜，啥事兒都沒發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就要說到本書的作者，謝林。他提了一個看似特别微小的建議，就是美蘇雙方之間安一部熱線電話，可以随時通話。安個電話這事兒，在我們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如果回到當時的情景，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兩邊都是軍事強國啊，都快要打起來了，一個按鈕核武器就過去了，還讓兩邊派出人來相互商量，該不該打，這可能嗎？

就這麼個看起來不可思議的建議，還真被采納了。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争期間，美蘇就在幾天之内打了幾十個電話。即使是在冷戰最黑暗的時刻，美蘇雙方的操作員仍然每天認真檢查機器，相互問候。可以說，美蘇争霸能夠鬥而不破，沒有從冷戰發展為核大戰，謝林功不可沒。

經此一役，謝林一戰成名。謝林在200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他的頒獎詞是這樣寫的：“在核軍事競賽的背景下，通過對博弈論的分析，加深了人們對沖突與合作的理解。”聽到這個頒獎詞，我感覺好像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特别想給他一個經濟學獎，再饒給他一個和平獎。

謝林這個名字第二次被提起，就是今天。你發現沒有，今天的世界局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大國之間開始了新一輪的博弈，比如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謝林的博弈論再一次成為很多學者研究的對象。如果你在得到站内搜索“謝林”這兩個字，會發現很多老師都在反複談到他，包括薛兆豐、何帆、萬維鋼、王爍等等。

這本《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是謝林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70年代。我作為一個财經作者，一直把這本書當成我家書架上的“鎮館之寶”。今天，這本壓箱底兒的書又被我翻出來重讀。

書名“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念起來很繞口，到底什麼意思呢？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這是我的選擇，跟你沒關系。”而這本書恰恰告訴你：不，你的每個選擇，都與别人有關系，不但會影響到别人，而且很有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之間存在着複雜的互動。我認為，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在于，幫助我們突破個體視野的局限，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去理解這個世界運行的邏輯。

下面，我們就從三種典型情況入手，來看看“微觀動機”是怎樣影響“宏觀行為”的。

第一部分

先來看一種最簡單的情況，就是個人無論怎麼選擇，都對社會整體結果沒有影響，既不能增進整體福利，也不會降低整體福利。說社會可能有點大，我們回到一個班級來看。

你小時候有沒有和同學玩兒過一種遊戲，搶凳子。10個人，隻有9個凳子。不管每個人是争先恐後，還是每個人都特别佛系，最終的結果是一樣的，就是一定會剩下一個人站着。其實，這是一種事先規定了的概率在起作用。無論怎麼努力，總有人會輸，這是無法改變的結果。在這裡，概率的客觀規律是顯而易見的。接下來，我再舉一個不那麼明顯、稍微有點燒腦的例子，同樣是概率決定的，你看看能不能想明白。

這是一個關于男女比例的問題，題目是這樣的：假設生男生女的概率為各50%，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選擇孩子的性别。每對夫妻都希望至少有一個男孩，大家都采取這樣一種生育策略：如果頭胎是男孩，就不再生了；如果頭胎是女孩，那就生二胎，如果二胎是男孩，就不再生了，如果二胎是女孩，再繼續生，直到生出男孩為止。那麼現在問你：整個社會中是男孩多還是女孩多？這裡我停頓幾秒鐘，你先思考一下。下面我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啊。

正确答案是，男孩女孩一樣多。為什麼呢？你想，不管每個家庭采取什麼生育策略，所有的頭胎孩子，都是男孩女孩各一半；所有的二胎孩子，也是男孩女孩各一半；所有的三胎孩子，也是一樣，以此類推。所以，隻要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選擇性别，男女出生比例就是各50%，這個概率是事先決定了的，不受每個家庭生育策略的影響。

好，這個例子搞明白了，下面我們再來個更燒腦的例子。題目是這樣的：你面前擺着兩杯酒，一杯紅酒，一杯白酒，兩杯酒一樣多。現在你拿一把勺子，先從紅酒杯裡舀一滿勺紅酒到白酒杯裡；接着，再從這杯白酒裡舀一滿勺放到紅酒杯裡。現在請問，是白酒杯裡的紅酒多，還是紅酒杯裡的白酒多？同樣地，這裡我停頓幾秒鐘，你先思考一下。下面我公布答案。

你是不是蒙了一個和剛才相同的答案，一樣多？恭喜你，蒙對了！為什麼呢？你想，每杯酒前後的體積是不變的，這就意味着，不管紅酒杯裡摻入了多少白酒，都有等量的紅酒被替換出來，摻入了白酒杯。所以，白酒杯裡的紅酒，和紅酒杯裡的白酒，肯定是一樣多的。這跟勺子的大小沒有關系，跟往回舀之前，白酒杯裡的紅酒有沒有搖晃均勻也沒有關系。

如果還沒想明白，你可以在心裡做一個小遊戲。左邊10顆紅豆，右邊10顆綠豆。你先從左邊抓3顆紅豆到右邊的綠豆裡，再從右邊随便抓3顆豆子放回左邊。你數數看，紅豆裡的綠豆數，和綠豆裡的紅豆數，是不是一樣多？如果還沒明白，你在留言區給我留言吧，我保證讓你明白為止。

上面這幾個例子告訴我們，社會系統中有一些隐蔽的客觀規律，它們的結果不受我們個人選擇的影響。就好像是，孫猴子無論怎麼翻，也翻不出如來佛祖的手掌心。這是我們在分析“微觀動機”對“宏觀行為”的影響時，要考慮的第一種情況。

第二部分

當然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個人選擇，都對社會整體沒有影響。除了上面所說的第一種情況，個人選擇對社會整體的影響，還可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個人的利益最大化選擇，提升了社會福利；另一種是個人的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了社會福利。

對前面一種情況，我們很好理解，這不就是經濟學上說的“看不見的手”嗎？不過，謝林在這本書中提醒我們，“看不見的手”原理，也就是隻要人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增進社會整體福利的情況，其實隻是博弈論中的一個特例。更常見的情況，是反過來的：我們每個人都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結果降低了社會整體福利。下面我們就來重點讨論這種情況。

想象一下這樣一個場景。在一個劇場裡看演出，坐前排的觀衆對後排觀衆的視野稍微有點阻擋。對你來說，如果前面的人坐着，你的最優選擇是站着，這樣可以看得更清楚；如果前面的人站着，那麼自己就更得站着，否則就什麼都看不到。當然你肯定不會首先站起來，這樣顯然不文明。

但是，假如這時候旁邊有個人率先站起來，擋住了他後面的觀衆，那麼他後面的觀衆就不得不站起來；這樣會擋住更多的觀衆，于是會有更多的人站起來；你一看，當然也會跟着站起來。最後，所有觀衆都站了起來，甚至包括第一排的觀衆，因為他們怕有不守規矩的人會繞過椅子站到他們前面。

這就出現了一個什麼情況呢？所有觀衆都站着，跟所有觀衆都坐着，大家的視野被遮擋程度是一樣的，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站着看完演出。站着看比坐着看累，每個人都付出了成本，卻沒有獲得任何收益。更糟糕的是，一旦都站起來了，就很難倒回去了。這是一個穩定均衡，個體沒辦法改變這種情況，每個人心裡都會想，如果隻有我坐下了而别人不坐下，我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這其實就是博弈論中的“軍備競賽”模型。這個狀況家長們肯定很熟悉，現在，家長跟孩子補課就是這麼個局面，那競賽真是從小學就開始白熱化了，我自己孩子就面臨這個情況。如果别的孩子都不補習，那自家孩子最優策略肯定是補習啊，因為這樣可以帶來競争優勢，等于提前搶跑；如果别的孩子都在補習，那自己當然也必須補習，這樣才能保證不落後，不然豈不是輸在起跑線上。

這樣的結果是，所有孩子都在補習。每個孩子都犧牲了玩耍的時間，卻沒有人因此獲得競争優勢。而且，雖然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但沒有人會率先放棄補習，因為這樣會導緻競争劣勢。

軍備競賽是一種典型案例，個人利益最大化選擇導緻了社會整體的福利下降。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典型案例，就是公用地悲劇。這通常是指大家不加節制地使用公共資源，結果導緻公共資源的枯竭，給每個人都帶來了負效用。比如每個人都開車上班，導緻大堵車，結果每個人都遲到；再比如，不加節制地捕魚，造成漁業資源枯竭，最後每個人都無魚可捕。

關于“公用地悲劇”，我在這裡補充一個特别典型的案例。在太平洋上有一個小小的島國，叫做瑙魯。瑙魯國民都很窮，因為島上沒什麼自然資源，島上隻有一樣東西最多，就是鳥糞。太平洋的海鳥長期在這裡便便，久而久之，島上就覆蓋了一層厚厚的鳥糞，由這些糞便壓縮成的石頭就叫“鳥糞石”。一開始，誰都不知道這些石頭有啥用。但後來發現，鳥糞石裡含有大量的磷，磷是一種重要的化肥，整個瑙魯島就是一個巨大的露天磷礦。

接下來的情節我們能大緻猜到：瑙魯人争先恐後地去挖石頭，私挖濫采、毫無規劃。靠挖石頭富起來之後，也沒有拿錢去搞生産、謀發展，而是躺着買買買、吃吃吃，導緻全體瑙魯人像吹氣球一樣被吹了起來。瑙魯人本來普遍瘦小，現在9成的成年人超重，40%的成年人有糖尿病。更悲催的是，挖了30多年，所有的鳥糞石被挖光了，瑙魯人又一夜回到解放前，還落下一身病，真是欲哭無淚。

關于公用地悲劇，還有一個例子讓我印象深刻，是謝林在這本書中提到的。在早高峰的高速公路上，如果向南的車道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麼另一個方向的車道，也就是向北車道的車速下降得往往比向南車道還要快。這是為什麼呢？原因非常可笑，就是向北車道的司機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另一邊車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于是不約而同地踩了一腳刹車，花10秒鐘時間匆匆往那邊看了一眼。

10秒鐘看着沒啥，想想看，如果每輛車都多花10秒鐘，那麼後面的車速度就會越來越慢，有的司機到達事故現場時會多花10分鐘時間，最後面的司機甚至可能會耽誤1個小時。更可笑的是，這個時候可能現場已經被清理幹淨了，但後來的人想搞清楚前面的人到底在看什麼，仍然會放慢車速。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公用地悲劇和軍備競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一旦陷入這樣的困境，系統是沒有自我修複能力的，僅靠個體選擇無法扭轉局面。這時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一個強制性的法律法規或者社會公約，統一規劃、統一安排，違者重罰。

比如在高速公路堵車的例子中，就需要有警察過來維持秩序，要求所有車輛都全速前進、不得在路上滞留，才可能讓交通恢複通暢。我們想象一下當時司機們的心情：那些還需要緩慢爬行兩公裡才能到達事故地點的人，肯定很高興，不用堵車了；而那些已經耽誤了很長時間，馬上就要到達事故地點的人，卻很可能不高興，自己為别人的好奇心付出了成本，卻沒有任何收益，白堵了這麼久！

不過，也不是所有系統都需要外力的幹預。也有這樣一種系統，它具有自我修複能力，在失衡之後可以自動出現反向運動，于是呈現出一種反複振蕩的模式。這樣聽起來有點抽象，我還是用書裡的例子來說明。

某個貧窮國家，麻疹疫情非常嚴重，于是開展了一個嬰兒麻疹疫苗接種項目。一開始，項目進行得很順利，母親們不顧路途遙遠，都積極過來接種。之後一年多裡，因為大部分嬰兒都接種了疫苗，這個地區沒再出現過麻疹。母親們覺得安全了，這時候，再為接種疫苗來回奔波就顯得不劃算，于是接下來的一大批新生兒都沒有接種，這為麻疹的卷土重來提供了條件。沒過多久，又一輪麻疹疫情爆發，吓壞了的母親們又紛紛抱着孩子來接種。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情況。如果大部分新生兒都來接種疫苗，這時候不太可能出現麻疹疫情，所以，自己的最優策略是不接種，省事兒；而當大部分新生兒都不接種疫苗，出現疫情的概率就變高了，這時候，自己的最優策略是接種，保命。也就是說，每個人的最優選擇不是固定的，而要取決于别人是怎麼選的。在這種情況下，接種率形成了一種振蕩模式，一段時間高，一段時間低。振蕩模式下，社會系統變得不穩定。

振蕩模式可以解釋人類社會的一些重要問題。都說當好人會吃虧、壞人占盡便宜，壞人比好人更有生存優勢，那麼按照優勝劣汰原理，好人早該滅絕了，或者非常少。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啊，好人并不明顯比壞人少。這是為什麼呢？

假設一開始所有人都是壞人，人人相互背叛，那麼每個人收益都很低。這時候如果出現一些好人，哪怕數量相當少，但他們彼此合作能獲得穩定的收益，這時候好人就比壞人更有生存優勢，所以好人就越來越多。

但是之後會發生什麼呢？随着好人越來越多、壞人越來越少，這意味着，壞人之間彼此碰面、相互傷害的幾率就變小了；而壞人遇到好人的幾率變得更高，壞人通過單方背叛好人，撈一把就走的成功率就大大提升。大家看見當壞人有利可圖，就會紛紛轉而當壞人，于是合作越來越少，背叛越來越多，又回到了當初人人都是壞人的狀态。

所以，社會上到底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呢？其實是剛才所說的震蕩模式，當壞人太多，好人就開始占優；而當好人太多，壞人又開始占優。于是，壞人和好人的比例在兩個極端之間反複振蕩。無論好人壞人，都沒有一勞永逸的優勢。

好，這就是我們讨論的第二種情況：個人的利益最大化選擇，導緻了社會整體福利的下降，典型場景包括軍備競賽、公用地悲劇以及振蕩模式。

第三部分

最後，我們再來探讨一種特殊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根據個人偏好來做出選擇，不極端，很溫和。但是，這樣的選擇卻意外導緻了極端的社會結果。我們從謝林親身經曆的一個奇怪事件講起。

有一次，謝林受邀去做一場學術報告。當他來到報告大廳時，發現現場800名觀衆滿滿當當地擠在從第13排到最後一排的座位上，而前12排空無一人。謝林以為是主辦方做了什麼特殊安排，結果主辦方告訴他，根本沒做任何安排，這是現場觀衆自願就座的結果。整場報告下來，謝林感到很無奈，因為隔着12排座位做演講，就好像跟河對岸的人喊話，整場講下來，又沒法跟觀衆互動，自己還特心累。

事後謝林分析，究竟是現場觀衆什麼樣的奇怪偏好，導緻了這樣極端的座位分布？一種最容易想到的情況是，所有人都喜歡坐得離講台盡可能遠，最先到達的人坐在最後一排，其次是倒數第二排，以此類推，結果就形成了前12排空無一人。但是，這不太可能啊，來聽報告的，多少對謝林都感興趣，一個願意離得近點兒的粉絲都沒有嗎？都喜歡坐最遠的位置，這個情況有點極端。

那該怎麼解釋呢？事實上，還有幾種看上去不那麼極端的偏好，也可能造成這種座位分布。比如，每個人都不喜歡暴露在人群的最前面，而不管是坐第幾排。第一個來到會場的人碰巧坐在了第13排，而後面來的所有人都不想坐到他前面去，于是就造成了前12排沒人。還有一種可能，就是現場觀衆隻是想紮堆坐，坐到其他人的旁邊。最先來的幾個人碰巧坐到了會場靠後的位置，後來的人都緊挨着他們坐，這樣也可能會造成前12排沒人。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現場觀衆的真實偏好也許并不極端，他們隻是不想暴露在最前面，或者隻是想挨着别人坐。但是，根據這種溫和偏好所作出的選擇，卻造成了前面12排空無一人的極端情況，這是誰也沒有料到，也是誰都不願意的。如果主辦方要求觀衆集體前移12排，所有人應該會更加滿意。

你可能會覺得，出現這樣的座位分布是偶然事件，不具有普遍性，說服力不強。不過，經常參加講座的朋友告訴我，前12排都沒人确實誇張了點，但前三、四排沒人是很常見的事。可見，偶然中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更重要的是，類似的過程，可能會發生在重要的社會領域，成為一種社會現象，這就值得重視了。比如謝林有一項著名的研究，在學界被反複引用，是關于美國社區的種族分離過程的。

謝林寫作本書的時候是1970年代，當時美國廢除種族隔離已經有20多年了，但是，美國的大城市裡卻并沒有出現想象中的種族融合：你很容易找到全是白人或者全是黑人的社區，卻很難找到種族融合的社區，比如白人或黑人的比例不超過社區全部人口的3/4。即使有這樣的社區，也很難長期保持種族融合狀态。如果每隔十年去考察一次城市社區的人口比例，會發現美國社區總是傾向于種族越來越分離，白人和黑人各自抱團。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不能武斷地認為，美國的大多數城市居民仍然是種族主義者。對此，謝林做了一個簡單的推演。想象一下，現在有一個九宮格，我在中間那個格子裡，周圍有8個格子，代表8個鄰居。我并不是種族主義者，但我也并不希望自己成為絕對少數派。我隻要求，8個鄰居當中，至少有1/3的鄰居膚色和自己一樣。如果達不到這個要求，我就搬家。這不算過分吧？

但是，如果一個社區裡，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要求，不滿意就搬家，那麼一開始黑白融合的社區就會變得越來越分離，最後變成了美國社區現在這種黑白分明的模式。你看，僅僅是要求1/3的鄰居膚色和自己一樣，這種溫和的偏好竟然會導緻完全的種族分離，這樣的極端結果是誰都沒有想到的。這就是我們讨論的第三種情況，看上去并不極端的個人偏好，卻導緻了極端的社會結果。

總結

我們重點講了微觀動機影響宏觀行為的三種典型情況，分别是：個人選擇對整體結果沒有影響、個人選擇導緻了整體福利下降；以及，個人選擇導緻了極端的社會結果。當然，除了這三種典型情況，書裡還涉及了一些更加複雜的互動模型，如果你感興趣，推薦你去看原書，得到電子書裡就有。你還可以去得到站内，聽其他老師講謝林的博弈論。相關課程我給你整理好，放在文稿最後了。

書講完了，我再說一點自己的感想。可以發現，不管我們主觀上是不是想改變這個世界，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的每次選擇，最後都可能影響到這個世界。我們每個人，對這個世界都是負有責任的。另一方面，類似美國社區分離的例子也提醒我們，世界很複雜，當看到一種宏觀行為時，不要急于下結論，不要草率地去反推每個人的微觀動機，因為很有可能會出錯。複雜系統中，個體相互影響的結果并不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正是博弈論的魅力所在。

撰稿、講述：徐玲腦圖：摩西腦圖工作室

資料來源：得到APP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