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的文學作品中有豪放的意氣，有婉約的愛情，有他兼濟天下的抱負，也有他仕途失意的無奈憤懑。他是一個情感極為複雜的人。

蘇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風，嚴重一點來看，似乎患有輕度的精神分裂。當然，這事我們無法早已無法考證，但他所處的環境以及周遭人物對他産生了極為巨大的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對這些影響由大到小來排個順序，其妻子自然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們今天就來讨論蘇轼的三個妻子，看看站在古代成功男人身後的女人。

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與人們平時的認知有些出入，總體上來說，大多數人是尊重“一夫一妻”的，所謂“三妻四妾”，就算對權貴而言，也算是“高配”了。我們知道蘇氏一門，唐宋八大家占了三位，父子三人也都當過官，此處不論其高位高低，但總體上而言，蘇家也算是貴族了。如果把中國古代權力階層看作一個金字塔，蘇轼在其中怎麼說也算是接近中央，但他是尊重一夫一妻制度的——他有三位妻子。

三位妻子，是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嚴格地說，是兩位正妻及一位侍妾。這三個女人，雖然都沒能與蘇轼白頭偕老，對他一生的影響卻是不可估量。

蘇轼的原配，是出身書香門第的王弗，琴棋書畫自不待言。王弗是眉卅清神人，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與蘇轼成婚，時年十六歲，至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京師逝世，年僅二十七歲。王弗性情溫和，敏而好學，博聞強記，與蘇轼郎情妾意，羨煞旁人。蘇轼與王弗成婚時，年不及弱冠，身上還是帶着少年的習氣，他自由性靈，卻不谙世事，正是年少輕狂的年紀，正合着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的“他偶爾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的“頑童”。此時的蘇轼，也正如林語堂形容的那樣，“聰明有餘而内斂不足”，有時豁達大度，有時卻固執難言，為人處世還有缺處，尚無法在混沌的官場中圓滑應對，此時的他，需要一個賢内助來幫扶。他需要一個冷靜、體貼的人來幫他壓抑噴薄而出的銳氣，也需要有人陪他走出失意時低落的心緒，他很幸運，因為王弗就是這樣的女子。

王弗作為蘇轼的妻子，不僅管好家庭、養育兒子，還在丈夫的事業上給予幫助，她可以說是蘇轼最為信任和依賴的人，她是值得蘇轼相濡以沫的人。王弗博聞強記，在蘇轼身旁聽其朗誦詩書時，遇到蘇轼忘記了的，還能給他以提示；王弗亦有識人之明，在年少輕狂的蘇轼還未警醒之時，便勸說他不要與那個投其所好的客人過多往來；她還很有遠見，常規勸丈夫約束行為舉止，要求他處事時盡量謹慎，避免了一些禍患。王弗對蘇轼助益良多，在她患病離世之後，蘇轼對她的思念極為深切沉痛，蘇轼在《江城子》中深切表達了這種刻骨銘心的情感：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裡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鬓如霜。

從後人的角度來看，此時離王弗過世已經十年之久，蘇轼也已經取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按常理來說，應已經對亡去之人感情寡淡，這《江城子》難免是無病呻吟之辭，而作為一個不世出的大文豪，自然有能讓文章看起來情深意切的功力。其實不然，我們來看看蘇轼作《江城子》一詞紀念亡妻的背景，便可知這是詞人剖露内心所觸發的情感。王弗去世的十年裡，蘇轼在仕途上幾起幾落，宋神宗崩逝後，哲宗繼位，年僅十二歲。蘇轼受宣仁皇太後的常識，回京任龍圖閣學士，并為哲宗侍讀，為小皇帝所重，可謂前途一片光明。若是無病呻吟之流，值此春風得意之際，怎會憶起飄逝十年之久的亡妻？那個時代沒有相機、照片一說，蘇轼在詞中明言，“縱使相逢應不識”，他或許已經記不起妻子的面容，卻仍為夜夢所激，興起“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的痛感和“明月夜，短松岡”的凄涼、無奈，這樣深刻、無奈的情感，盡數凝結在了“十年生死兩茫茫”的驚悸之上。

封建時代的中國，是完全的男權社會，女性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其實就算現代社會，也還有這樣的封建遺毒，如女性出嫁後将夫家的姓冠在自己的名字之前組成四字名。現代如此，古代的女子更隻能算是附屬物，劉備所謂“兄弟如手中，女人如衣服”雖然殘忍直接，卻是不可争辯的事實。但在《江城子》一詞上，我們可以看出蘇轼作為一個丈夫對妻子人格的尊重，以妻子王弗為知音，這在當時的社會上絕對是一種超前的境界，王弗對他的影響，可見一斑。

其實蘇轼對王弗的情感，與其說是夫妻之情，不如說是知音之情，或者說是親情，雖然深厚、濃烈，但與愛情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現在，我們來看看蘇轼的繼室，王閏之。

王閏之是王弗的表妹，她的出身史載不詳，有人說她是進士的女兒，有人說她是村姑目不識丁，有人說她本家族顯赫，但因為某些事情流落民間，大體上來說，蘇轼取她的時候，她是沒有顯赫地位的。她嫁與蘇轼時，正值花樣年華，二十一歲的年紀，但于古人而言，卻是“老妻”了。宋代女子，十四歲就可以嫁人，這個年紀才出閣，是很少見的。蘇轼取她時，高中進士，官從六品，大文豪歐陽修曾在大庭廣衆之下對蘇轼評價極高。蘇轼風頭正盛時，卻娶了王閏之，讓人大跌眼鏡，最關鍵的是，王閏之才貌并不出衆。

這已經是個“千古奇案”，就算有什麼隐情，我們隔了一千年，肯定是挖不出來了，但這王閏之的确是個賢妻。王閏之雖與王弗是親戚，卻算不得大家閨秀，不過，王閏之雖缺少風情，卻的确是讓男人踏實溫暖的港灣。她與蘇轼走過了二十六個年頭，幾乎走完了蘇轼一生的起落，是個顧家型的女子。蘇轼在他号稱“東坡”的黃州地界，養了一頭牛，這頭牛管着他蘇家的五十畝稻田。一次牛突然病了，蘇東坡急得跳腳卻束手無策，王閏之跑過來一句“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藥到病除，不僅如此，王閏之還會給牛接生，蘇轼曾對章惇說：“勿謂仆谪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黑牡丹也”，說的就是此事，典型的“實幹家”呀！除此之外，王閏之對于王弗之子視若己出，也使得蘇轼對她好感倍增。

蘇轼自己不會醫牛，卻對妻子的本事推崇備至，曾寫詩句“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來炫耀，不過，就算如此，蘇轼的“臭脾氣”還是引來了“河東獅吼”。“烏台詩案”一事，蘇轼雖然貴為太守，卻什麼都守不住，連帶家人都被趕得雞飛狗跳，王閏之一怒之下将蘇轼在湖州任上的詩文付之一炬——或許這也是後來人們說她是目不識丁的村姑的“依據”吧。

王閏之雖然是“賢妻良母”的典型，但隻能算是顧家，雖有文學細胞，但難以與蘇轼産生共鳴，更多的類似于保姆的性質，蘇轼對她的陪伴，應是感激多于愛情的。

蘇轼的第三個女人，是沒有妻子名分的，“ 不合時宜, 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 每逢暮雨倍思卿。”據《東坡續集》記載，“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王朝雲成為蘇轼侍女時，年僅十一歲，至三十四歲逝世時，蘇東坡已經六十一歲，正是唐寅所言“一樹梨花壓海棠”，但這跨越年齡界限的情感，或為蘇轼确實的愛情。

蘇東坡作為一代名士，又入仕為官，有侍姬不足為怪，在其落難再無翻身之地時，家眷、侍姬離散在所難免，而王朝雲生死不棄自然會讓他大受感動，“不似楊枝别樂天, 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絡秀不同老, 天女維摩總解禅。 經卷藥爐新活計, 舞衫歌扇舊姻緣。 丹成逐我三山去, 不作巫山雲雨仙。”

王朝雲從小便跟着蘇轼，耳濡目染，文學素養足與蘇轼産生共鳴，蘇轼對王閏之“孰迎我門, 孰饋我田, 已矣奈何, 淚盡目幹”的紀念，恐怕難以達到《雨中花慢》的濃烈的傷情——蘇轼寫下十數篇作品來紀念這位志同道合、至情至愛的知己，便也可以預見了。

從王費與王閏之對蘇轼的助益來看，二人一主外事，一主庭内，有幾分封建時代“包辦婚姻”的影子，那濃烈的“十年生死”、“淚盡目幹”，是長時間相處所積累起來的親情。而王朝雲雖然擁有蘇轼最“純正”的愛情，卻仍為封建所困，她至死，也沒能成為蘇轼的第三位“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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