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文徵明《老子像》（局部） 資料圖片

一

《道德經》凡五千餘言，引導人們突破眼前狹小空間的限制，把思維拓展到廣袤的宇宙，啟示人們自由地去探索未知世界。近世以來，西方各國争相從中國道家典籍中尋找民族持續發展的智慧動力，譯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經成為國際漢學界的一種風尚，學術界甚至把《道德經》翻譯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是衡量一個國家漢學研究是否發達的重要标準之一。《道德經》是被譯介得最多的中國典籍，據統計，已經被譯為73種語言文字，凡數千種，其在英語世界的發行量僅次于《聖經》和《薄伽梵歌》。結合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美國經典中的〈道德經〉：文本、傳統與翻譯》（2017）文後提供的《道德經》英譯目錄與南開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美國學者邰谧俠（Misha Tadd）整理的“《老子》譯本總目”（2019），通過對孔夫子舊書網、亞馬遜圖書網和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文獻聯合檢索确認，截至2020年4月共有各類《道德經》英譯本（全譯本、節譯本、改寫本以及借《道德經》之名進行的創作本）562種。

《道德經》用語凝練、言近旨遠的語體特色，使其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哲學文學史上的奇葩和意義汲舀不盡的豐富寶藏。《道德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利用自然界實實在在的存在，以質樸的方式向曆代讀者宣講着最玄奧的道理。英國漢學家翟林奈（Lionel Giles）評述說：“原文的措辭極為模糊、簡潔，從來都沒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被包裹進如此狹小的空間。宇宙中散着一些人們稱為‘白矮星’的星體。它們常常體積很小，但擁有的原子重量相較于它們的體積來說則異常巨大，以緻這些星體表面的溫度比太陽表面的溫度都高得多。《道德經》堪稱哲學文獻中的‘白矮星’：密度極高，且以白熱程度散發着智慧之光。”《道德經》中詞與詞之間那種彼此限定的關系，不隻是通常的表層意義上的限定關系，而是超越這種意義之上的思辨關系。這種語言與思辨能力的結合，構成了《道德經》獨特的言說方式，使構成它的每一個詞語在其整體的相互聯系中發揮着巨大的作用，并表現出巨大的潛力與容量。《道德經》自問世以來，人們對其思想意涵的闡釋從未停止過，這些各不相同的解讀極大豐富了道家思想的哲學體系。道家“無為”“不争”“尚和”“貴生”等人生論、政治論思想受到解讀者的充分關注，在曆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在全球化日益推進、文化沖突、種族沖突不斷發生的當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關注中國典籍《道德經》，結合各自的社會曆史境遇賦予道家思想以世界性意義，使之有效參與人類文明的互鑒與互惠。

二

《道德經》文本雖然含宏萬彙、言豐意贍，究其本質卻是一本老子寫給“聖人”“侯王”等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之人覽閱的道德寶鑒。“無為”概念在《道德經》中特别重要，這個建議給聖王的策略十分簡單，即是仿效水的無為、不争和善利萬物。水無作為，卻沉澱雜質澄清自我，滋養植物生長。與之相似，真正的聖人總是無為，那種耽于學習與實際事務的人的深思熟慮的“有為”，總是徒勞無功。

1988年，時任美國總統裡根在國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經》中“治大國若烹小鮮”句，将《道德經》英譯推向一個曆史高點，美國有八家出版公司争着出版英譯《道德經》，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公司最終以13萬美元購得史蒂芬·米歇爾（Stephen Mitchell）譯稿的出版權，該書出版後短短八年間，總計發行55萬餘冊，其版權之高、發行數量之大，影響之廣泛，在《道德經》英譯曆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能夠在衆多英譯本中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源自譯者米歇爾對《道德經》“無為”“不争”等治理思想的深刻體認，不僅迎合了贊助人的需求，也滿足了經濟滞漲時期人們從中汲取管理智慧、推動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2011年連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在就職演說中援引《道德經》“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道家“不争”思想踐行《聯合國憲章》的時代精神，将這一智慧應用到工作中，與各國共同應對當今世界的挑戰，求同存異，消除争端，找到行動上的統一性。

管理學者約翰·海德基于《道德經》釋解而作的《領導之道：〈道德經〉的遠古智慧》（The Tao of Leadership： The Ancient Wisdom of the Tao Te Ching， 1985）和《領導之道：新時期的領導策略》（The Tao of Leadership： Leadership Strategies for a New Age， 1986）兩部作品獲得意想不到的關注。夾雜着《道德經》英譯、闡釋和個案分析的《領導之道：〈道德經〉的遠古智慧》至今保持着每年重新刊印一次的速度。如《道德經》57章：“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海德從現代領導和管理角度出發，推出英譯及其闡釋：“英明的領導者會在團隊中建立起一種清新而和諧的氛圍，在此環境下團隊以健康的方式自然運行。領導者沉默不言，團隊依然有序運轉；領導者不強制管理，團隊依然發揮着自己的潛力；領導者無私奉獻，團隊成員也都盡心盡力。身教而非言傳，才是好的領導。”

三

中國文化中自古就有“尚和”的傳統，“和”的理念源遠流長、代代相傳，被孔子視作最高的文化成就，也是道家思想體系中的關系場域焦點，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在中國文化意識中的重要性。“和”的概念涵蓋“和諧”“和諧狀态”“和諧性”等，強調個人以及個人所處的一整套關系。如何能夠做到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其所處的宇宙萬物的和諧相處？《道德經》所強調的“攝生”“貴生”“自愛”和“長生久視”對此提供了回應。儒家和道家或隐或顯都把“生”（“命”/“氣”/“形”/“神”/“性”）認識為某種由種種互補力量的相互作用構成和産生自身運動的不斷進行的過程，《道德經》有：“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到處埋伏着危險，生命随時受到威脅，故應防患于未然，方為“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道教經典《老子想爾注》更是将“生”代替“人”，而與道、天、地并列為“域中四大”，認為“生”是“道的别體”，是道在天地間的具體顯現，無生命即無大道。道家生命倫理的基本價值取向“尚和”“貴生”，取決于老子道生萬物的宇宙觀，使道家的哲學具有一種本質上的積極進取精神，為近世學者尋求消弭人類占有沖動、緩和人類社會沖突的努力指明了方向。

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标志着西方理性文化的終結和機器文明的崩潰。面對戰争的到來，宗教組織癱瘓，即使名望很高的學者和教會領袖也無法把人們從戰争的陰雲中拯救出來。劫後餘生，許多學者對西方文化進行了認真的檢讨，對西方文明深感絕望。他們在東方文化特别是中國人的生活智慧中，尋找到一種植根于自然本能、追求和諧、遵循宇宙規律的理想樣态，認為隻有這種向内用力、十分含蓄的文化才是解救歐洲危機的“良藥”。老子哲學中反對戰争（“夫兵者，不祥之器”“大軍之後，必有兇年”）、主張和諧的觀點，引起一大批抛棄了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文化優越論的文化學者的共鳴，他們認識到老子思想對于消弭人類占有沖動、緩和人類社會沖突所具有的時代性意義。學者們在與東方文化的接觸與碰撞中發現《道德經》中反戰、斥戰的和平理念對緩解社會的沖突與動蕩具有時代性的意義。他們厭惡争鬥，反對窮兵黩武，向往老子所描繪的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和平生活狀态。以亞瑟·韋利為代表的西方譯者大多在英譯《道德經》文本中凸顯“和平”“反戰”理念。

各種不同思維視域或文化背景的相互交融是一個古老而現實的精神努力趨向，人類傳統的地方框架的時空經驗正嬗變為全球的經驗“座架”。《道德經》綜羅百代，廣博精微，短短五千言，蘊含無比豐富的哲理。随着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國際漢學研究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道德經》因研究者衆多、成果豐碩且影響巨大，被尊為“漢學中的漢學”。在國際社會謀求對話和交流的大背景下，對《道德經》思想意涵所彰顯的世界性意義的剖析，不僅有利于新時期中國文化海外話語體系的構建，也能夠使我們更好地反觀自身，獲得發展的内驅力。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語境下，這種具有典型意義的個案研究，能夠有效回答“傳統”在與全球化的遭遇中走向何方、如何秉承“傳統”并實現“轉化性創造”等世界性問題，為新時期的古今、中西文明互鑒提供典範意義。

（作者：王華玲、辛紅娟，分别系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甯波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道德經》在美國的譯介與接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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