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出生在法國貴族家庭中的一個政治家、曆史學家，他的一生其實很傳奇，曆經了法國的五個朝代，看過了法國太多的世事變遷，曾經還作為法國的外交部部長，但是也許是由于當時的政治環境讓他心灰意冷，他漸漸放下政權，拿起筆寫出來一本巨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他就是——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書中提到了一個怪圈，而對于托克維爾提出的怪圈，沈善增先生提出了用我們傳統文化來化解這個怪圈，構建了崇德文化。

那麼這個托克維爾怪圈究竟是什麼呢？提出這個悖論的是在一個什麼樣子的社會背景之下？題中所說的崇德文化又是如何引領走出托克維爾怪圈的呢？它們是否能反應出我們國家的一些社會問題呢？

1、被舊制度摧殘的法國——悖論的社會背景

在托克維爾的分析中，大革命的爆發其實不是在法國被舊制度所摧殘最深的時候，而是在舊制度開始緩解，廣大人民群衆的負擔不再那麼沉重，身心開始得到放松的時候。在舊制度下的法國，國家賦稅極重，那些賦稅則由農民承擔，教士、貴族和王家官吏則可以免于賦稅。

其實，法國衰落的根源，在大革命之前就埋下了。由于法國的舊制度導緻當時的法國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與時代脫節，再加上法國過度的中央集權和剝削導緻地方的力量羸弱。

沈善增先生

沈善增先生在《崇德說》裡對此是提出過質疑的：中央集權制度是否一定會導緻專制？或者中央集權制度的副産品必然是使國人“隔離”而“相似”，變成“利益人”“門争動物”“逆水之舟”呢？ 而貴族階層的奢靡的沙龍生活使他們脫離現實看不清當下的現狀，而同時文人的政治泛濫讓激進主義在法國盛行。

在這種狀況下，就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講的怪圈那樣“不改革舊制度将難以為繼，而改革卻可能引發革命”。那麼究竟是什麼使改革爆發在“社會逐漸松綁”之時？

2、“被逼迫深層改革的前夜”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分析到舊制度是如何将法國一步一步将法國的社會變得敗壞不堪，當時的法國社會就猶如一盤散沙，低階級的人們生活負擔極大，高階級的貴族和官僚們沉迷于奢侈的和擁有特權的生活，他們沉迷于對金錢的享受，那些官僚機構越來越腐敗，行政腐敗侵入法國的根源，但是國王卻對此束手無策。

随後原本的制度由于以上這些原因，失去人心而崩潰。社會各個階層都對這個制度有着滿腔的怒火，殘暴的鬥争也随之而來。這與中國某個時期也很适用被逼迫深層改革的前夜，這是一場非暴力的革命。當時中國社會的經濟矛盾已經到達了頂點，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如出一轍，民衆都被動放棄了道德和友愛，漸漸變得冷漠。

在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不同聲音，不同觀點相互碰撞迸發出了激烈的火花，當時人們甚至希望有一個領袖者出現用暴力壓迫其他群衆來獲取革命。這就是人們耐心地忍受本以為是命中注定的苦難時，當有人想要擺脫這個苦難時，那就再也忍受不了了，這個觀點源自《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中。

托克維爾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的第四章中這樣叙述，“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将它猛力抛棄。……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托克維爾悖論，當然我們要是細究的話，就會發現其實它并不嚴謹。托克維爾在書中表達了兩個觀點，一是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二是革命沒有發生在還保留中世紀苛政的其他歐洲國家，而是發生在已經減輕了苛政的法國。

這個悖論其實不是托克維爾直接提出來的，它更像是托克維爾的一個随感。 托克維爾隻是希望通過這個讓人們去細究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舊制度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權政策。那麼用什麼可以解開托克維爾的這一個難題，現在已經有了答案。

1、出現困局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其實對于托克維爾的困局，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危機處理問題。而當今整個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懸殊，各類資源面臨枯竭，某些地區戰火連綿，就連人心也都越來越淡漠了，我們如今所面臨的各類危機，也許·都和本質無關，都可以看作是世界現象的必然呈現。

這世間的所有物質财富都比不上一個人的生命的寶貴，如果人們開始漠視生命，無視尊嚴，看輕道德，這就是漠視了道德普世性的價值，那樣人類的生存危機才真正到來了，那才是社會病變的根源。

2、從崇德文化的角度看怪圈

托克維爾怪圈似乎是在說一切美好的願景在規律面前都是不堪一擊的。在人心淡漠面前，我們就不得不引出我們的崇德文化。要了解崇德文化，我們必須知道什麼是“崇德”，其實顧名思義崇德就是推崇道德，這種主張是以人為本的，它主張人們擁有高尚正直的崇高品格。

我們中國古代有《老子》、《論語》、《莊子》等等崇德傳統文化經典，它們也是我們現在能看破托克維爾怪圈之謎的原因。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如果人們沒有進行充分的準備就自顧自地發起革命，那麼這就會導緻一切的毀滅。

這毀滅不僅僅指的是這一場革命，和那些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就連同那些獲得自由所需要的條件也一同毀滅了。在沈善增先生寫的《崇德說》中說出了結合了古代哲人們的大智慧，用那些生命哲學的高度去舉一反三，對佛經深意的解讀也有自己的見解，構建了崇德文化話語體系。

從崇德文化角度來講，憂國憂民這個思想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如果有一天這個憂國憂民的思想變成了一種戾氣，那它的殺傷力就更加強大。但若是從憂國憂民的思想中跳脫出來得到一個升華，将其轉化為大善，到最後興許能獲得一種解脫的喜悅。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直困擾托克維爾的難題就可以運用崇德文化的立場和思維方式解開。距離托克維爾怪圈的提出到如今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這個怪圈如今也存在于我們日漸強大的國家。

我們國家的進步繁榮全世界有目共睹，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管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有了飛躍式的進步。但是人們的戾氣确實是增長了不少，大家對這個社會似乎越來越不滿，生活條件好了，人們的幸福感卻還是不夠。

這就陷入了托克維爾怪圈，像十八世紀時的法國人民擁有了自己的評論權力，但是卻始終有着各種限制使我們自由受到了限制，這種不充分的自由，讓人們對這個社會的不滿與日俱增。這其實就陷入了一種很奇怪的境遇，人民的欲望得不到滿足，本來已經擁有了很好的權利，卻還是想要更多的權力。

這其實反應了這一部分人民的一種盲目性。政府就像是一個核心，如果人們的權力都與政府一樣，那一個國家豈不是亂套了。權力和義務是具有一緻性的，自由和平等都是建立在一個優秀的制度上的，若是一味的想去獲得權力，去擁有自己所謂的自由而不顧法律，不顧制度，那麼這就是一種有違社會發展的畸形思想态度。

我們作為國家的人民當然可以合理地去使用自己的權力，應該自省、知足，更加理智地追尋權利，要切記不能盲目地去追求所謂的自由。

要知道不管是在現在還是在托克維爾生活的十八世紀的法國，人類進入階級社會，階級鬥争就始終存在，這場階級的博弈不僅僅是因為物質财富的缺乏·，還因為各個階級差異過大，階級中的競争又十分激烈在這些競争中利益還是衡量價值的唯一尺度。

一個階級的競争若是足夠大就很容易上升到所謂的“國家、社會、民族、人類”的大角度。我們要想走出這個“托克維爾怪圈”就應該用崇德的思想去看待，它可以作為我們文明禮儀的一個準則，是我們可以消除戾氣的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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