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有兩次“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實驗。

第一次是漢武帝的顧命大臣桑弘羊變法：

漢承秦祚、百廢待興。 漢太祖以“ 黃老之學 ”與民修養生息；

漢文帝将賦稅減少至三十分之一，着粗絲草鞋議政、使夫人裙擺不曳地；

漢景帝禁止以糧食釀酒、以粟喂馬匹。

至漢武帝繼位，貫朽粟陳，再無後顧之憂。

年輕氣盛的漢武帝遂開始四十四年的對外擴張，而征戰的巨資全賴桑弘羊操持。

▲圖：桑弘羊

桑弘羊 十三歲就憑借“精于心算”入侍宮中；

自元狩三年起，推行了以整頓貨币、鹽鐵私營為核心的經濟政策。

前者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強勢中央集權；

後者通過壟斷、高價的手段，長期擴充财政來源。

桑弘羊不僅幫助漢武帝實現“文治武功”的政治抱負，留下“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曆史強音；

而且 ，他把勞民傷财的罪過轉移到自己身上，使漢免遭秦亡之禍 。

桑弘羊最終和商鞅一樣，以身死成就了帝王霸業。

第二次“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實驗，是宋神宗時期宰相王安石的“熙甯變法”。

此次變法，站在風口浪尖的變革者能否全身而退呢？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生于“才子之鄉”臨川。

他自幼過目不忘、下筆成文，傷仲永、祭文忠。

文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世稱“王荊公體”，位列“唐宋八大家”。

▲圖 ：王安石行楷《過從帖》

但對王安石來說，“改革家”之名應放在“文學家”以前。

當時，“重文輕武”的北宋王朝危機乍現。

雖然勾欄瓦舍喧嚣、紙币港口繁茂。

但北有遼人、西有西夏，屢次割地賠款暴露出宋朝的中氣不足，如胖而體虛的财主待他人“采撷”。

王安石的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在任期間常帶王安石宦遊南北、體察世情。

這使王安石早年就立下“矯世變俗”的志向。

自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開始，先後有曾鞏向歐陽修、宰相文彥博向宋仁宗舉薦王安石。

但王安石以“不敢越級提拔、祖母年高已高”為由懇辭入朝。

同時屢次出任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鄞縣（今浙江甯波）知縣、常州（今江蘇常州）知府等地方職位。

被稱作“父母官”二十年，王安石對朝野弊病了然于心。

他的心裡正醞釀一個“變”字，一個革除“冗官、冗兵、冗費”之患的“變”字。

▲圖：王安石畫像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掌管全國财賦。

同年，他向宋仁宗陳萬言書，意圖整改“三冗”問題，但并未引起重視。

此後王安石看似無意仕途，實則韬光養晦。

九年後宋神宗即位，因久慕“荊公”之名，诏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宋神宗響應王安石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的大志，提出願君臣二人齊心變法。

三年後王安石正式拜相，開始着手解決“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窮”三大難題。

君子乾乾，飛龍在天

内治不清是“冗官”問題的源頭。

北宋初期沿襲唐末五代舊制，一個職位有本官、差遣、寄祿官等多個官員兼任，使體系龐大。

加之恩蔭制以“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加劇階級固化與結黨營私，使内外官員在宋仁宗時期已“十倍于國初”。

因此，王安石主張對現有的兩萬名官員進行削減。

1078到1085年的“元豐改制”，在中央恢複了唐三省的宰相制度，在地方罷免了領空饷的閑職。

各個機構定編、定員、定職，官饷方面的無用開支大減。

盡管如此，“冗官”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冗官”的本質，是自秦漢延續至今的官僚體制已經不适宜管理十倍增長的人口。而元豐改制，沒能觸及到國家體制與國家規模的矛盾。

▲圖：宋神宗趙顼

外困夷狄是“冗兵”問題的表現。

為此，王安石制訂了包括置将法、保甲法、保馬法在内的軍事新法。

置将法 針對舊制“輪番更戍、将不知兵”的弊病，把各路駐軍分為若幹單位，由固定的将領訓練，意圖提高軍隊作戰能力，以雪“澶淵之盟”的前恥；

保甲法 是将民戶進行編制，以十家為一保，于農閑時接受軍事訓練，它可以被視作現代民兵制度的前身；

保馬法 是由政府提供馬匹，願意領養的百姓可以減輕賦稅，目的是解決牧場不足、馬匹質量低下，無法與北方遊牧騎兵抗衡的問題。

然而置将法與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初衷相悖，不為上位者青睐；

保甲法強制百姓服兵役，而保長對保丁的欺壓勒索，使百姓自殘以逃役，或憤然起義、占山為王；

保馬法又不幸遇上瘟疫連年，造成領養的馬匹大批死亡，隻得不了了之。

三項措施裡，除了保馬法的失敗原因是時運不濟，置将法和保甲法都是因為執行不夠才擱置下來。

▲圖：商鞅

還是拿 商鞅 做類比：

同樣是厲行改革，商鞅廢除貴族土地所有制、廢除分封世襲制，又輕罪重罰、強迫百姓分家納稅，可以說從貴族到平民盡數得罪。

然而有秦孝公鼎力支持，商鞅變法得以迎着重重阻力展開。

而宋神宗一無秦孝公逐鹿天下的野心，二無頂住非議、矢志不渝的氣魄。

因此會為士大夫和百姓的怨聲載道心生徘徊， 同時坐視反對變法的舊黨與新黨鬥争。

可見， 商鞅遇上秦穆公是“天合之作”，王安石遇上宋神宗是“貌合神離” 。

盈不可久，亢龍有悔

财政新法是熙甯變法的重點。

在《臨川先生文集》中，王安石這樣闡述自己的理念：“因天地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

為了解決“冗費”帶來的财力困窮，王安石實行了青苗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等新法。

意圖發展農業商業、擴充稅收來源。

農業方面以青苗法為核心。所謂的“青苗法”，是指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向農民貸款貸糧，待秋收後連本帶息收回；

方田均稅法 是由國家一一排查未登記的漏稅耕地，并依據土壤的肥沃情況分等級征稅；

農田水利法 是由當地住戶按貧富情況出錢興修水利，也可以向州縣政府申請貸款。

商業方面，市易法是由政府出錢收購滞銷貨物，到市場短缺時賣出；

均輸法 是改變僵硬的收稅方式，在物價上漲的地方收取資金，到物産豐富的地方低價購買。

▲圖：王安石變法

和置将法、保甲法一樣，青苗法、市易法和均輸法同樣面臨執行問題——

由于地方官員強制農民貸款、官商大肆壟斷經營，造成農民稅負加劇、民商無利可圖；

方田均稅法直到王安石被罷相都未能丈量完畢，唯有農田水利法真正造福了基層。

盡管變法充盈了國庫，百姓卻深受其害。

反對派 為了逼迫王安石下台，十餘位舊黨官員相繼請辭，慈聖、宣仁兩位太後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地方官員更是手繪《流民圖》送到宋神宗手上。

帝王之心日益動搖。此後兩次罷相，君臣終于分道揚镳。

舊黨領袖司馬光這樣評價熙甯變法：“天地所生财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于加賦。"

此話的确在理。

然而國庫虛空、強敵在外，當以充實國庫、對外強軍要緊。

亂世用重 典 。

正如商鞅亦知嚴酷刑法不是長久之計，但為了大秦霸業隻能把歌舞升平的一套滞後再提。

對王安石而言同樣如此，社會生産力不增加的前提下充實國庫，是竭澤而漁；

然而強敵在外，他沒有慢慢來的時間。

操之過急，讓這位理論上的先行者，成為政治上的賭徒。

他賭輸了自己的仕途，也賭輸了平凡百姓的命運。

自北宋到近代，熙甯變法的評價多是貶損。

變法失敗之初，以士大夫為代表的舊黨重新掌權。由于新法大大損害了士大夫的利益，舊黨領袖旋即全面廢除新制。

王安石在任時，王學一度如日中天，理學幾無立足之地，王安石下台後，理學逐步興起，對王學一派多貶損之詞。

比如朱熹就曾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

▲圖：朱熹

南宋至明清時期的主流觀點認為，熙甯變法應為57年後的北宋滅亡負責。

明代的楊慎，更是謂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

到20世紀初，國難當頭、圖新圖變。

轉而有梁啟超稱贊“三代一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

此番“過譽”成為20世紀評價王安石的主流觀點。 建國後，“變法”二字也一度風頭無二。

從“亂國者”到“改革家”，王安石的身份劇變正如馬克思的調侃：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曆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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