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字務觀，号放翁，漢族，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尚書右丞陸佃之孫，南宋文學家、史學家、愛國詩人。陸遊一生筆耕不辍，詩詞文具有很高成就。其詩語言平易曉暢、章法整饬謹嚴，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與杜甫的沉郁悲涼，尤以飽含愛國熱情對後世影響深遠。

上次我們寫了漏盡鐘鳴有夜行，幾人故裡得歸耕——陸遊田園詩裡的情與志 ，分别以對”道德信念的頑強執着、隐逸養生的欣慰、與對鄉土的依戀“等幾個方面講述了陸遊的安貧情懷！今天我們繼續品讀陸遊田園詩中愛國情懷和對自身命運的喟歎。

陸遊的田園詩主要創作于他仕途受挫的時期。在這段過程中，他仍經常慷慨激昂地抒發保家衛國的決心、建功立業的熱情，但對于理想的落空、壯志的難酬經常表現出悲憤難抑的喟歎。因此在其田園詩中，也難免出現此類情懷。

陸遊有一大部分田園詩中抒發的情感，與報國無門的苦悶直接相關；或是與宦途失意引發的對自我生命的價值、意義追求的内心感受。其中雖不免有苦悶與無奈之感，但在更多時候，陸遊仍心系國家的安危、朝局的發展，流露出超越自己得失窮達的開闊胸襟與蒼涼的人生感慨。在陸遊的這些詩中，始終貫穿着熾熱的愛國主義精神！

在陸遊之前，北宋田園詩中開始出現較多抒發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的作品，它們多半為歎貧之作，或由歎貧而隐隐有感慨宦途失志之意。明确地抒發因從政生涯激起的内心波瀾、并且在身世滄桑之感中，仍展現關切時政朝局的胸懷，此為陸遊為古代田園詩開拓的又一新境。

陸遊田園詩中也有少數歎貧之作，它們内容瑣碎、情調低沉，與北宋以來此類詩作較為接近，個人的特色與創新尚不甚明顯。但此類詩作為數不多。數量較為可觀，且最足以代表陸遊此類田園詩特色的，是那些抒發身分的落差帶來的荒謬感、虛無感，以及沉重寂寞感的作品。例如以下詩篇：

《小園》其一

少年壯氣吞殘虜，晚覺丘樊樂事多。駿馬寶刀俱一夢，夕陽閑和飯牛歌。

《灌園》

少攜一劍行天下，晚落空村學灌園。

交舊凋零身老病，輪困肝膽與誰論？

《飲村店夜歸》

緻主初心陋漢唐，暮年身世落農桑。

草煙牛迹西山口，又卧旗亭送夕陽。

在這些詩篇中，都出現了今昔的對比，而且在時間上呈現很大的距離。但詩人的重點并不在于抒發時光流逝的感慨，而在于表達人生時間的兩極中，心态、遭遇的懸殊落差。

古代感慨時光流逝之詩常揉入“變”與“不變”的事物，并以“不變”反襯出人生的短暫無常。但在陸遊的此類詩歌中，凸顯的是雙重的變遷：

年齡與處境，而人生的兩個時間的端點中并不存在任何過去的見證。少年時仗劍遠遊的豪氣、緻君堯舜的初心，彷佛随時光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說，此類見證的存在足以彰顯對過去的美好“如今難再”的感傷，那麼它的蕩然不存，似乎暗示詩人對過去是否“真實存在”的失落、迷惘。

《小園》中所表述的是往日追求的理想，而今如夢幻，如泡影，“駿馬寶刀俱一夢”。在這種情況下，詩人隻好在讀書中尋求樂趣和慰藉，或務農糊口，或與僧道往來以排遣時光。這一年，詩人已經是57歲的人了。人老了，加之仕途不順，境遇不佳，往往容易回顧往事。撫今憶昔，不禁悲從中來。詩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出《灌園》這首詩的。陸遊一生的的愛國熱情受到壓抑，其愛國熱忱深藏在内心，一有機會就會以各種方式流露出來。

《小園》

曆盡危機歇盡狂，殘年惟有付耕桑。麥秋天氣朝朝變，蠶月人家處處忙。

村南村北鹁鸪聲，水刺新秧漫漫平。

行遍天涯千萬裡，卻從鄰父學春耕。

二頃春蕪廢不耕，半生名宦竟何成？

歸來每羨農家樂，月下風傳打稻聲。

在這些詩篇中，過往雖疲累卻仍含有機會與希望的仕宦生涯，與如今平靜卻規律且單調的農村生活形成強烈對比，詩人心中的激蕩盡在不言中。從“惟有”、“卻從”、“竟何成”等簡短詞語中，不難感受到陸遊難言的苦澀。

以上詩歌均作于淳熙八年（1181）至十年（1183），即陸遊被罷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之任，回到山陰奉祠的前三年期間。在此之前，他已經曆過南鄭前線金戈鐵馬的生活、在巴蜀流徙不定的生涯，三年前（淳熙五年，1178）終于奉召還朝，并得到入京奏對的機會，卻又隻得到提舉福建常平茶事、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等與素志不符的職位。

宦海浮沉多年的陸遊在淳熙八年回到山陰時已五十七歲，回首前塵，他既難免感到疲憊，更難掩心情的波瀾。邱鳴臯已發現：“在他這時期的詩中，較多地出現了專寫『落差』、揭示理想與現實矛盾的作品，他總是把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兩兩對照地結撰在同一首詩中，從而揭示理想、希望的破滅，從而表達他的苦澀與憤懑。”

其實這種“兩兩對照”的内容一直到十幾年後依然斷續地出現。例如作于慶元元年（1195）、開禧元年（1205）、三年（1207）與嘉定元年（1208）的四首詩：

《春晚雜興》

小市湖橋北，幽居石棣西。蒲深姑惡哭，樹密秭歸啼。山茗封青箬，村酤坼赤泥。平生汗簡手，投老慣扶犁。

《秋思絕句》

枳棘編籬晝掩門，桑麻遮路不知村。平生詩句傳天下，白首還家自灌園。

《歲未盡前數日偶題長句》

短褐蕭蕭一幅巾，明時乞與水雲身。平生不售屠龍技，投老真為種菜人。釜粥芬香饷鄰父，闌豬豐腯祭家神。聯翩節物驚人眼，傩鼓停？又見春。

《小築 》

小築并湖堤，茅茨不厭低。引泉澆藥圃，砟竹樹雞栖。夕霭山常淡，秋蕪路欲迷。平生草玄手，老去學鉏犁。

這些詩雖陸續作于十餘年間，卻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平生”這個詞。“平生汗簡手”、“平生詩句傳天下”、“平生不售屠龍技”、“平生草玄手”等回顧、總結一生的語氣，既表達對個人才能的高度自信，更含蘊對平素所學、經世之志無法發揮的不甘與無奈。鄉村生活與田園背景在這些詩中，本質上隻能是自我崇高抱負與才華的反諷。

顯然，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沖突、自我身分的落差，與恢複之志不遂一樣，是陸遊一生始終不能完全擺脫的心結。此段時期的這類詩篇，不像過去多為七言絕句，而是五七言律，且揉入較多生活情事的描寫。因此“今”與“昔”的對比突出度略遜過往，語氣的沉重感也較沒有那麼明顯。但失落怅惘之意依然揮之不去。

這種失落感有時又藉由自嘲、自貶表現出來，例如作于淳熙八年的兩首詩：

《菘園雜詠》

雨送寒聲滿背蓬，如今真是荷鉏翁。可憐遇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

《蕪菁》

往日蕪菁不到吳，如今幽圃手親鉏。憑誰為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

“晚菘”為秋末美食，但詩人居然在已屬秋末的九月才開始“種”它，難怪以“遲鈍”自嘲。“荷鉏翁”的身分已夠狼狽，更何況連這種身分也不能稱職，“遇事常遲鈍”中要表達的顯然是“一事無成”的沉重傷感。

第二首詩末兩反用劉備閉門種蕪菁之典，意為向政敵喊話：我與劉備不同，如今已是無能到底、毫無反撲可能的農夫。“如今真是荷鉏翁”也好，“徹底無能合種蔬”也罷，都在自我貶抑中流露出深深的不甘與自憐。

《南堂雜興》

十裡城南禾黍村，白頭心事與誰論？

惰偷已墜先人訓，迂拙仍辜聖主恩。

病退時時親蠹簡，興來往往出柴門。

斜陽倚杖君知否？收點雞豚及未昏。

《租稅》

占星起飯犢，待月出輸租。遇嶮頻呼侶，扶轅數戒奴。畏饑懷餅餌，愁雪備薪樗。意象今誰識？當年賦兩都。

這兩首詩分别作于開禧三年（1207）與嘉定二年（1209），距陸遊淳熙十六年（1189）罷歸山陰已近二十年。随着歲月的淘洗與對世事理解的益發透徹，兩首詩相較于前引作于淳熙八年的作品，由于語氣較不激烈，悲怆之感也似乎沒那樣尖銳，但自嘲意味與寂寥之感依然濃厚。

前首詩先從身處環境與友人阙如寫出與世隔絕處境，再以“惰偷”、“迂拙”兩度自貶。末句意指如今自己已成了“不能耕”，隻能點收家禽家畜的老人，既與前面的“偷”與“拙”形成呼應，也與作于數十年的“荷鉏翁”遙相映照，處境每下愈況之感盡在不言中。後詩中的自我形象較為“能幹”，但所作所為已全然與農夫無異。句尾雖雲“意象今誰識”，但言下之意似乎是，連自己也快無法回憶起當年像班固一樣鼓吹崇儒、強調禮制、參與國家文明建設的那個自己了。占全詩大半篇幅的務農細節描寫，顯然有種反諷的意味，自傷身世之感依舊彌漫于字裡行間。

《杜門》

寂寞山深處，峥嵘歲暮時。燒灰除菜蝗，送芋謝牛醫。笕水晨澆藥，燈窗夜覆棋。杜門君勿怪，遲暮少新知。

《晚步》

地爐附殘火，将夕鳥雀喧。

食已了無事，扶杖閑出門。

披披歸雲陣，淡淡新月痕。

平生足憂患，歲晚信乾坤。

緩步牛羊巷，浩歌桑柘村。

九原不可作，吾意與誰論？

《村居書事》

過門車馬誰曾入，塞路蓬蒿不複鋤。雨漏日惟支敗屋，鼠餘時自緝殘書。

與仕途不達最直接聯系的往往是深刻的孤獨感、隔離感。陸遊經常将自我形象置于一片幽閉荒涼、或廣漠蕭瑟的環境中，以抒發孤孑隔離之感。上述詩篇都作于秋、冬之際，景象原本就比較蕭條，與詩人冷落的心境，遂構成一片片荒寒的意境。次例中雖也有看似豪壯的“浩歌”之舉，但那隻是投閑置散處境中，對如今無可晤言者的孤寂感的發洩罷了，本質還是無奈、凄涼的。

對陸遊這樣一位性格積極、亟欲最大程度地擴充生命價值、實現生命意義的詩人而言，事業無成導緻的沉重失落感使他即便回到故鄉也難以完全得到身心的安頓，乃至屢次以“客”或“鴻”自況：

《蔬圃》

蔬圃依山腳，漁扉并水涯。卧枝開野菊，殘枿出秋茶。病骨知天色，羁懷感物華。餘年有幾許？且灌邵平瓜。

《題齋壁·迹是滄浪客》

迹是滄浪客，家居罷亞村。

秋菰芼羹滑，社酒帶醅渾。

勳業知難遂，文章不更論。

惟餘此身在，分付與乾坤。

《舍北晚步》

漠漠炊煙村遠近，冬冬傩鼓埭西東。三叉古路殘蕪裡，一曲清江淡霭中。外物已忘如棄屣，老身無伴等羁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

這三首詩分别作于紹熙二年（1191）、四年（1193）與慶元四年（1198）。與自嘲意味明顯的詩篇相較，這些詩的語氣更顯平靜。詩人已不再追憶意氣昂揚的過往、或嘲弄如今百無一用的自我。彷佛已逐漸接受了現實，但年華漸老、功業無成、被遺忘的寂寥無奈之感，依舊揮之不去。“滄浪客”、“羁鴻”、“羁懷”，對當時安居故鄉的詩人而言，當然不是實指浪迹天涯、走南闖北的漂泊，其實質是由于從原有社會身分中松脫、跌落所帶來的漂移不定之感，以及深沉的孤獨感。

總而言之，在陸遊之前很少有田園詩這樣多面地表現僻處農村的士人自我身份認同被現實橫加打擊、以緻斷裂失落的孤寂感。與北宋抒發個人困窮失意之感的田園詩相較，陸遊詩突出表現的是超越個别事件導緻的貧困之歎的、更深切無奈、令人失落茫然的悲哀。

雖然半生困頓，然而，陸遊畢竟沒有被現實打倒，骨子裡依然堅定地保持着身為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定，這使其詩的困窮失意之感并未沉溺在無止境的自傷中，而是仍與對社會的使命感、責任感相聯系。

在紹熙元年（1190）以後，或許由于南宋的“中興”局面随着孝宗的退位、駕崩而結束，朝廷亂象随之日益增加，因此陸遊詩在慨歎自我困窮之際，也逐漸出現愛君憂國之情，心系社稷之意。例如作于紹熙五年的系列詩作：

《雨夕排悶》其一

買牛耕剡曲，舉世笑迂疏。

流落愈憂國，衰殘猶讀書。

滔滔安稅駕？耿耿獨愁餘。

破屋秋多雨，情懷用底摅？

《雨夕排悶》其二

煙雨暗郊墟，頹然卧草廬。蟲喧夢回枕，燈伴讀殘書。短褐頻關念，荒畦久廢鋤。更堪湖水漲，累日食無魚。

此組詩作于紹熙五年（1194）秋。本年六月宋孝宗卒，光宗竟不為執喪，引起朝野震動，不久被迫退位，甯宗随之繼位。前首詩中的憂國之意應即由本年朝廷政局的動蕩而引起。“舉世笑迂疎”的孤獨處境恰與“滔滔安稅駕？耿耿獨愁餘”相呼應，詩人的孤高自賞之意，與對臣僚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中奔競不止的反感、無奈，洋溢于字裡行間。

後詩中的“短褐頻關念”承接着對朝政的憂心而來。滔滔者天下皆是，平民的福祉除卻自己還有誰在乎？此詩裡的“悶”感已超越一己窮達的考慮，交織着對天下的憂念。

又如《闵雨》二首：

《闵雨》其一

黃沙白霧晝常昏，嗣歲豐兇讵易論。

寂寂不聞秧鼓勸，啞啞實厭水車翻。

粟囷久盡無遺粒，淚席嘗沾有舊痕。

聞道憂民又傳诏，蒼生何以報君恩？

《闵雨》其二

赤日黃塵江上村，徵租惟有吏過門。

微風敢喜北窗卧，大旱恐非東海冤。

千載傅岩疑可緻，一篇洪範向誰論？

青蔬半畝垂生死，且喚鄰翁共灌園。

此組詩作于同年夏，兩詩均由個人的困乏貧窮延伸至對時局的關切。前者将一己困窮之感消釋于對“君恩”的感念，後者則進而書寫對時局的憂念。“微風”句反用陶淵明《與子俨等疏》之典，也将自己與高卧北窗、不問世事的隐士劃清了界線。“大旱”句反用《漢書》中“東海孝婦”之典，與“一篇《洪範》向誰論”共同表達的是：旱情恐非單一冤案引起，而是因政局震蕩引起的災異，隻是自己此番憂國之意與警世之心無由訴說。即便有才比商代傅說的自信，卻無他得到君王知遇的幸運，因此憂國報時之志隻能藏在心中，與鄰翁相伴灌園，以撐過這場大旱。

作于同年秋的《大風雨中作》，也以聲勢驚人的暴風雨中“老病無避處，起坐徒歎驚。三年稼如雲，一旦敗垂成。”的困頓之感為主，但在結尾雲：“夫豈或使之，憂乃及躬耕。鄰曲無人色，婦子淚縱橫。且抽架上書，《洪範》推五行。”暗指上位者政事失誤、行為乖戾，以緻百姓受到災異之殃。

甯宗即位後，南宋政壇并未顯出多少新氣象，反而又陷入趙汝愚、韓侂冑兩大集團相互争鬥的漩渦，再度造成時局的動蕩。鄉居的陸遊雖然遠離政争風暴，卻仍心系國事。作于慶元四年（1198）秋的《村居》雲：

《村居》

孤村淺浦近江城，西折坡陀一嶺橫。

墟落煙生含暮色，園林風勁作秋聲。

年豐租稅無逋負，酒熟鄉鄰遞送迎。

老病愈知難報國，隻将高枕送餘生。

此詩的重點不在抒發個人獲取功名之志，或泛寫身世坎廪之感，而是直抒欲報效國家之忠忱，以及日益年邁導緻一腔赤誠恐将落空的悲哀。若聯系創作此詩的創作年份來看，這份對于“報國”之心能否實現的懸念，很可能也起于對國家前景的憂慮，源自對慶元黨禁造成朝局紛亂的不安。

又如作于來年（1199）秋的《九月七日子坦子聿俱出斂租谷雞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先是感歎螟蟲肆虐、導緻莊稼受損，自家與佃農的生計都陷入困境，最後卻仍歸結到：“官富哀我民，榜笞方甚威；渠亦豈得已，撫事增歔欷！”其中，既有對農民的同情、以及對官吏“榜笞”催租的諒解，似亦有隐憂官民沖突、官逼民反之意。直至年逾八旬，陸遊在仕進無望、功業無成的失意感中依舊不忘關切時局。

《殘年》

殘年垂八十，高卧豈逃名。

泥巷多牛迹，茅檐有碓聲。

炊菰觞父老，煮棗哺雛嬰。

遣戍雖傳說，何時複兩京？

此時正值宋廷決定對金用兵之際。陸遊雖無緣參與機要，也對此有所耳聞。首聯雲隐居不仕并非出于“逃名”的自我意願，言下之意是僻居于農村從根本來說是有違自己初衷的。中兩聯的平淡生活再度渲染寥落之感。尾聯遙遙呼應首聯，暗示的是，由于北伐大業再度啟動，即便自己已至殘年，身如老農，内心深處依然掀起對于“高卧”處境的波蕩，并重拾對于抗金、收複的自我抱負與期待。

在陸遊之前，隻有極少數的詩人偶爾在田園詩中叙寫自己的生活狀況、思想情緒時，關注了社會問題。例如陸遊甚為傾慕的同宗陸龜蒙，其《江墅言懷》、《村夜》二首即屬此類作品。但是在陸龜蒙詩中，詩人将自己的貧病潦倒、國家的戰亂頻仍與農民的窮困疾苦熔于一爐，并突出刻劃了自己艱困窘迫的生活情況，因而有力地表現了幽憤哀痛、百憂交結之情，籠罩着濃厚的末世情調。

陸遊詩則相對比較平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詩人“衰殘猶讀書”的不甘沉淪的意志與依舊存有“報國”、“報君”之念的執着。其詩因而在失落中仍存在對未來的希望與向上提升的力量，不似陸龜蒙詩那樣流于衰飒。

綜上所述可知，陸遊田園詩中的困窮失意之感，主要表達的不是物質生活的匮乏之歎，而是僻處田園、仕進無望，無法發揮畢生抱負的深沉無奈與悲哀。這也是其詩有别于先前田園詩的一大特色。

就陸遊詩本身而言，此種羁窮寂寥之感的表達，其激烈悲慨的程度在紹熙元年之後程度略有減輕。另一方面，憂時愛國之意開始注入其中，與個人的身世之慨打成一片，使詩的格局境界更顯開闊，也流露詩人不因一己窮達而改易的心系社稷之懷，以及身為士者的深刻責任感。

作為知識分子的根深蒂固的身份認同，使陸遊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都努力嘗試實踐某種符合道義的生活方式，落實維護儒家價值觀的生活态度。他甚至賦予一度令他感到失落、無奈的躬耕生涯符合經書義理的意義。力耕之詠因而成為陸遊田園詩中又一特色鮮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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