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修建

來源：《品讀》2020年第9期

初秋時節，我回到東北平原上那個偏遠的小山村。在物與人均皆非的故鄉，遇見了這幾年靠培育樹苗生活的陳伯，他指着一批即将被移植到城市裡的樹苗，傷感道：

“村裡人越來越少了，像一棵棵樹，陸陸續續地進城紮根了，再也不回來了。”

一語驚心。的确，在城市裡忙忙碌碌，偶爾回故鄉看看，有時竟成了一種奢望。

趙雲義是村子裡第二個考上大學的，畢業後分到縣财政局，沒幹兩年，他竟辭去工作，到了省城一家建築公司。折騰了8 年後，他擁有了自己的房地産公司，把房子蓋到了黃浦江邊，公司也搬遷到了上海。

那天，去上海開一個學術會議，他得知消息，特意打電話約我見一面。

雖說已有15年未見，但他的握手還那麼有力，說話還是大嗓門。聊起小時候我倆一起上樹掏鳥窩、下河捉魚，很多細節，他還記得清清楚楚。

他再一次提起，全村第一個考上大學的我，曾是他當年奮力追趕的目标。他說，父親曾經常敲打他：“你要是也能考上大學，就是砸鍋賣鐵，我也供你讀書。”

他兄弟姊妹多，那會兒家裡條件差，我把上高中的課外書送他幾本，就能把他樂開花。他念念不忘地說，自己能考上大學，也得感謝我呢。

我問他，當年扔掉财政局的“金飯碗”是否猶豫過，他說當然猶豫過了，親朋好友全阻攔。可是，不甘心一輩子窩在那個小縣城裡，他想到更大的世界闖蕩一番。

他辭去公職後去建築工地當一個小工長，被父親罵了兩年，說他純粹是瞎折騰。他說，從那個小山村裡考出來，不也是一種折騰嗎？要折騰就往大處折騰。如今，他的兒子正在國外讀研究生，将來能否回國工作也不好說呢。

再聊到我這些年的經曆：大學畢業後先是被分到一個林區小鎮，後來在一個三線城市工作了8年，再後來被調到哈爾濱的一所大學當了老師……我們都“折騰”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們慨歎，一批一批的人徹底離開了鄉村，已經把根紮進了城市。我們的後代是再也回不到春播秋收的農村了。

隻是，我們偶爾還會想起故鄉，想起故鄉的山山水水，以及童年的一些快樂或苦澀的往事。

李曉春是我老家的鄰居，20世紀90年代中期她考上了哈爾濱師範大學英語專業。畢業後她留在了哈爾濱，愛人是同校中文系的才子，也來自于農村。

既是校友、老鄉，且同為老師，還都喜歡文學，我們的聯系就多起來。李曉春熱情好客，每逢家鄉來人，她總會跑前跑後，張羅飯局、安排住宿、做導遊兼購物參謀。受她的感染，每每有老鄉聚會，我也盡量到場，努力盡地主之誼。

前些年，一些名校的好老師被文化培訓學校争着聘請。李曉春的課講得好，名氣越來越大，她的輔導班經常爆滿，有時插班也要找熟人“走後門”。

後來，不允許在職教師參與課外輔導了，她也沒有什麼失落——學校的教學工作依舊認真，成果也越來越豐碩。她愛人也在業餘時間安心創作，出版了兩本頗受讀者喜愛的散文集。兩人還把彼此的父母都接到省城，給他們在一個小區分别買了房子，周末一家人聚到一起，其樂融融。

李曉春跟我說，她8年沒回過老家了。現在也不想回去了，因為熟悉的人大多不在了。親戚們坐到一起，也找不到交流的話題，那種說不出的“隔膜”，讓她莫名傷感。這一點，她愛人比她的感受更深。

那天，我正在馬路邊等信号燈，忽然聽到身後有人喊我，是一位快遞小哥。見我一臉驚訝，他趕緊自我介紹：他叫魏春喜，來自我的老家，是魏大個子的孫子。

魏大個子，當年是村裡最能幹的“莊稼把式”，各種農活都很出色，父親沒少贊歎過他。沒想到，他孫子這麼大了，兩年前就來省城闖蕩了。

我關切地問春喜，工作怎麼樣？生活怎麼樣？

他說，比在老家好多了，現在種地不賺錢，村裡年輕人幾乎都出來打工了。他此前在一個小城裡打過工，活兒不多，收入也不高。來省城打工的人雖然多，但機會也更多，收入相對穩定。像他這樣勉強讀完初中的人，隻能幹一些苦活兒累活兒。他偶爾也後悔當年沒好好讀書，但馬上就安慰自己：幹啥都得吃苦，送快遞也能賺錢養家。他挺知足的，每個月都能往家裡郵錢。

他說：“就算是我這輩子不能在城市裡落戶，我也得好好打拼，讓我兒子将來住到城市裡。”

“就那麼渴望離開老家？”我原以為，像他這樣的“城市候鳥”，在城市和鄉村間來來去去，年複一年，根始終還在鄉下。沒料到，他不甘心這樣漂泊，也是想在城市裡紮下根。

後來，去了春喜位于城鄉接合部的租住屋，見到一大群跟他一樣的打工者，聽他們講述了一個個或艱辛或快樂的打工故事，也從他們的眼神和語氣裡讀到了既想融入城市又難融入城市的隐忍、希望、焦慮和茫然……

一個周末，春喜給我打電話求援：老家來城裡打工的老肖和老耿，幹了大半年的活兒，卻沒拿到一分工錢。領着他倆幹活的小包工頭也被騙了，那個欠下巨額工程款的承包商，資金鍊斷掉了，正焦頭爛額。

遇到這樣頭疼的事，他們一時手足無措，突然想到我，覺得我在城市裡認識的人多一些，或許可以幫他們想想辦法。要不然，拿不到工錢，不知該怎麼回家過年。

我時常在新聞資訊上看到欠薪、讨薪的事情，但沒想到在某一天，我家鄉的人會請我這一介書生出面，幫助他們讨要工錢。

雖然自己位卑言輕，但一想到家鄉人殷殷期盼的眼神，便不能有絲毫退避。我打市長熱線，找勞動仲裁部門工作的校友，找媒體工作的同學……能想到的部門和人，都去找了。忙碌了半個多月，在各方面的齊心努力下，總算是幫助老肖和老耿拿到了工錢。

到火車站為他們送行時，看到兩位年過六旬、白發叢生的家鄉人——他們本該在家中安享晚年、卻不得不為一份溫飽的生活，外出吃苦受累，突然間心裡湧起陣陣的酸楚。

我知道，他們隻是某些城市裡的過客，故鄉那塊貧瘠的土地才是他們永遠的家。

陳伯說，家鄉不少人念叨我的好，尤其是老肖和老耿，說我不但幫他們要回了工錢，還請他們吃一輩子沒吃過的西餐。“我是看着你長大的，你心地善良，不忘本。”

我慚愧道：“我不過是做了一點點力所能及的小事。”

陳伯慨歎：那麼多樹移植到城市裡了，總有一些樹會朝着家鄉的方向望上一望。他說，我就是其中的一棵。

而我想說，每一棵進入城市裡的樹，其實都記得自己的來路。即使在城市裡紮下了根，再也無法回到遙遠的鄉村，也會如一位作家所言：故鄉永在，無論你走了多遠，走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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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題：《那些移進城市裡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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