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善辨聞名于世。一部《孟子》幾乎全是辯論的文章。其中最具“辯”論特色、也最能表現孟子的雄辨才能，可以稱為代表作，内容是寫他在宣王八年自梁遊于齊時跟齊宣王辯論的《齊桓晉文之事》。

文章證論橫生、事實生動，充分地反映了孟子說服齊宣王棄霸圖王的善辯過程，因而深為廣大讀者所贊賞，成了脍炙人口、廣為傳誦的千古名篇。

那麼，孟子善辨靠的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辯論時把握的心理和邏輯分析，也就是善于揣摩權變的心理效應和善于連類引發的思維邏輯。下面就這個問題按原文四部分順序加以例析。

第一，推出對方“保民而王”的可能

在諸侯群雄并起的戰國時期，作為當時東方大國一一齊國第四代國君的宣王，憑借“南有泰山，東有琅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而被稱為“四塞之國”的優越地理環境和一時社稷下學士多至“數百千人”的有利人才條件，一心繼承父親威王改革政治、大敗魏軍、威震鄰國基業，通過攻伐征戰奪得霸主地位。宣王的圖霸心理在初見孟子就急于詢問“齊桓、晉文之事”中流露出來。孟子當即清醒地意識到對方話中有話的心理反應，于是妙用托辭“未之聞”把霸道避開。實際上，齊桓公、晉文公取得霸主之事，孟子是知道的。那麼，孟子為什麼明知而不談，卻采取迴避做法呢？這固然出于“仲尼之徒，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的輕蔑态度，但更主要的是為了争取主動權，而不緻陷入同對方無味糾纏中去。

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他才改用“無以，則王乎”那樣委婉的試探口吻，在對方來不及思辨時突然引出王道，讓對方按自己提出的問題來思索，跟着自己指定的思路走，把闡事明理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利用“霸道”和“王道”兩個概念的對立關系來破其所有、立其所無的一種轉換論題的邏輯方式。它在論辯的開始，就顯示了孟子随機應變的才智和先發制人的氣勢。

論題轉換以後，作為崇尚武力的宣王，當聽到天下統一，有“以力服人”，與“以德服人”兩種方法時，必然産生如何以德服人，自己可否以德求王之類的疑問。孟子似乎猜到對方意向開始轉化、對新的“證論”話題開始發生興趣、對實現新目标的條件卻感到茫然的心理活動。于是根據“以德行仁者王”的标準，因人而意地做出“保民而王”的論斷，并援引其日常生活中偶然發生的羊易牛一件小事，借以發掘它跟不忍之心相聯系的固有因素，進而确認對方完全具備稱王條件，幫助樹立信心。

應當看到，孟子确認對方完全具備稱王條件的手法，主要是應用了邏輯上的假言推理。推理的大前提“保民而王”可理解為以連動結構表示充足條件的假言判斷，因為按楊伯峻《古漢語虛詞》中“而同“則”字的用法，其前後分為前件和後件，具有理由和推斷的關系。推理的小前提以宣王可以保民的實際行動為例，肯定大前提的前件，最後推出的結論必然是肯定大前提的後件一一宣王可以王天下。應用這種推理，把對方自然引入自己巧設的機關中，無疑會增進“是心足以王矣”的信心。特别是，為使對方相信推論的正确，就其“以羊易一事生發出去，故意穿插百姓以王為愛”的不同看法，順勢指出“王若隐其無罪，則牛羊何擇焉”的明顯錯誤，促使對方思路走入窮途，不得不承認“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以求“窮則變，變則通”，最後轉為勸以“無傷”的安慰，并用“仁術”的鑰匙開其心竅，好象隻有他才是宣王的“知己”，從而大大縮短彼此間在見解和感情上的距離，為論辯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奠定思想基礎。

第二、比出對方不肯推恩的差距

當孟子肯定宣王對禽獸的不忍之心是一種“仁術”可以“保民而王”的時候，宣王對孟子的“知己”表示好感，心裡悶塞頓時消除，不能不繼之以喜悅、贊佩之情。但這時他還不知“仁術”跟“王”天下有什麼聯系。原來宣王愛物是出于自然的同情，而非出于有意的用恩。也就是說，他沒有把生活現象提到政治态度的高度來認識。孟子透過對方追問的内容，發覺他心理上的差距在一“推”字：能施恩于物而不推恩于民。按人之常情，大抵易于仁民而難于愛物，可宣王恰好相反，這說明對宣王在“推”字上加以啟迪既是必要又有可能。

孟子從解決認識問題入手，采取遷迴推進的類比法，讓對方在承認比體屬性的基礎上，勢必承認本體屬性，以加深對不肯推恩的差距的認識。

類比一

意在闡明宣王對推恩“做不做”的問題。針對宣王不肯把愛物之心“推”到仁民上的思想狀态，形象地以對待“百釣”和“一羽”、“秋毫”和“輿薪”兩種難易程度迥然不同的事物來跟對待“禽獸”和“百姓”另外兩種難易程度基本相似的事物作類比，促使對方承認比體事物難易程度反常不合理之後，自然得出本體事物難易問題應有的結論。

類比二

意在闡明宣王對推恩“能不能”的問題。針對宣王讪讪地以怎樣區别“不為”和“不能”的疑問來掩飾他被迫承認“不做的窘态，先以“挾泰山以超北海”和“為長者折枝”兩個通俗易懂的生活常識為例，給“不為”和“不能”劃出一條十分明顯的界限，而後由此及彼，通過類比推出宣王對推恩不是“不能”的結論。這就剝下宣王沽名釣譽、假仁假義的外衣，還他本來的面目。

兩個類比，各有側重，前者側重于端正對方的認識，後者側重于激起對方的行動。通過不同層次的類比，使論題步步深入，然後扣到“推”字上，強調“推”字對“王”天下的作用。這樣遷迴推進，避免直接指責，既含有鼓勵期待的意味，使對方容易接受，又蘊蓄咄咄逼人的氣勢，防止對方找出遁辭。

第三、證出對方追求“大欲”的後果

宣王不肯推恩于民的要害在哪裡？這是宣王不願說出、而孟子又必揭露的關鍵問題。揭露了它，就意味着挖出對方不肯推恩的思想根源，使他不再萌發非分之想；不揭露它，就等于掩蓋事實真相，對對方慈于禽獸而忍于百姓的曲衷毫無觸動。所以，孟子單刀直入，從興兵構怨的武力問題問起，問得突兀尖刻、冷峭，使對方無地回旋，不得不矢口否認，然後閃爍其辭地應付以“大欲”，而“大欲”的具體内容又不肯吐露，唯恐遭到譴責。孟子一眼看穿宜王的戒備心理，明知他的“大欲”不在生活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卻故意使用選推法，先從“大欲”概念外延的衣、食、聲色等生活方面，應用邏輯上“窮盡”提出了幾種可能，然後根據邏輯上“非此即彼”的原理，通過對方之口否定那幾種可能，最後推出對方“大欲”是屬于政治方面的圖霸野心。這就把對方置于不容置辯的地位，隻好乖乖就範。

宣王“大欲”的具體内容揭破以後，孟子旋即以“緣木求魚”為喻，形象指出那種“大欲”不可能實現、并且後必有災的嚴重後果由于鋒芒所向，直指對方思想要害對方顯得非常狼狽，一再發出驚問。這時，孟子抓住對方心理不安的“火候”又用“鄒敵楚”的例證法給潑了一瓢冷水，使對方發熱的頭腦得以清醒，從小不敵大、寡不敵衆、弱不敵強的一般規律中看到齊欲征服其它各國正如“鄒敵楚”一樣的利害關系，其後果令人震驚，自不免出一身冷汗。

既然“大欲”的這條邪路不通，那麼孟子馬上把宣王的目光引向另一條正路一一發政施仁。在這裡，孟子不急于談它的具體措施，倒先給它勾勒了一幅令人神往的政治圖景：士農商旅鹹欲歸附的政治局面這是為了增強政治吸引力，使宣王自覺去追求“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的王道理想。

第四、理出對方治産教民的效益

宣王在其所求霸道“山窮水盡之時，終于從孟子所拟王道藍圖裡看到“柳暗花明”的希望，于是向盂子表示誠懇求教。在對方内因發生根本轉化的情況下，孟子才詳細闡明了發政施仁的具體措施。發政施仁的具體措施，歸結為治産”和“教民”兩點。這兩點是按充足理由律展開論述的。治産的理由在于使民有“養”。因為民有足以維持生活的“恒産”，才有借以講求禮義的“恒心”。這樣看待存在和意識的關系，反映了盂子樸素的唯物論思想。當然，在為闡明這個道理而對“民”和“士”兩種不同心理素質進行比較時，也曾流露出某些輕視勞動人民的階級偏見，但着眼于改善人民經濟地位的觀點還是應當肯定的。

盂子認為，要改善人民經濟地位，必須規定治産能夠使民達到“仰事”、“俯畜程度的準。隻有使民有“養”才能使民有“教女”，否則，人民在饑寒交迫中掙紮，“奚暇治禮義孟子治産的理由是充足的，它深刻揭示子一治産”和“教民”的因果聯系，在邏輯上形成了由“養”到“教”的推斷關系，由此令人信服地表明養足教易、先富後教的哲理意義。

根據充足理由律論述的“治産”和“教民”理由。孟子又設身處地地為宣王理出每個農民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就可養“八口之家”，達到豐衣足食、文明有禮境地的社會效益。至此，充足理由律對闡明王道思想的作用已經充分發揮出來，宣王從中受到強烈的感染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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