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黃帝在戰勝蚩尤和炎帝後，得到中原群雄的擁戴，取代炎帝成為新的中原部落聯盟集團盟主。但天下仍有不服者，并時有騷亂，黃帝于是采取穩紮穩打、各個擊破的策略，前往征讨。

黃帝率部劈山開道，遇水搭橋，從來未能在哪個地方一直安甯地住下去。往東到達東海，登上了位居山東半島的丸山 和泰山；往西抵達地處甘肅平涼一帶的崆峒地區，登上了雞頭山；往南穿越長江，登上了湖北神農架左近的熊山和湘山；往北登上了河北涿鹿的釜山 ，并在此與諸侯合驗了調兵遣将的符契，然後在涿鹿山腳下建起了都邑。黃帝四處遷徙，帶兵走到哪裡，就在哪裡設置軍營以自衛。

黃帝戰勝蚩尤、炎帝，一統“天下”，反映在考古學上正是公元前4000 年左右西陰文化的崛起。

仰韶時代的主要文化特征是分屬半坡文化和西陰文化的兩種小口尖底瓶：壺罐口和雙唇口；兩種花卉圖案彩陶：玫瑰花和菊花；兩種動物圖案：魚和鳥。其中生命力最強、最為活躍的是以雙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圖案彩陶為标志的西陰文化（亦稱廟底溝文化，大緻時間在公元前4000～前3300年）。菊花、玫瑰花的完整圖案是花、蕾、葉俱全的“一枝花”。

西陰“一枝花”彩陶

這“一枝花”彩陶，就像一面旗幟，從豫西、晉南和關中東部這一西陰文化核心地區向周圍強力輻射，使得整個黃河中上遊及其周邊地區的文化面貌都打上了西陰文化的烙印，達到了空前的一緻。這一範圍西至甘肅、青海以及四川西北部，東至河南東部，北過河套地區，南達江漢平原。

不僅如此，其影響還通過這些地區波及更遙遠的地方：東北，抵達内蒙古東南部和遼甯西部；東面到達渤海和黃海之濱的山東和江蘇北部；向南跨越天塹長江，深入長江以南中遊區域。

西陰文化對北方地區的影響是通過渭河進入黃河，沿汾水過山西全境，至晉北，向西與内蒙古河套地區連接，向東北經桑幹河到達冀西北，然後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淩河流域連接，形成了一個“Y”字形的文化帶 ——這個“Y”字形的文化帶，用蘇秉琦先生的話說就是，“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又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重要直根系”。

向東，西陰文化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與其同時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日常生活器物中 ——具有西陰文化特征的彩陶，諸如鼎、豆、壺、杯等大都作為死者的随葬品出現在了大汶口文化大墓中，甚至在大汶口文化居民的精神信仰的載體中也能看到她的影子 ——某些墓葬在内部結構及裝飾工藝上也同西陰文化有着驚人的一緻性，暗示西陰文化社會和大汶口文化社會上層之間可能存在着某種交流。

大汶口遺址出土的八角星紋彩陶豆

向南，以西陰文化彩陶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長江下遊兩岸的青蓮崗—大汶口文化、馬家浜—崧澤文化和長江中遊的大溪—屈家嶺文化。

這些考古發現與《史記·五帝本紀》關于黃帝東征西讨足迹的記載，幾可無縫對接。

西陰文化急劇擴張的年代，也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開始形成的時期，張光直先生把以西陰文化為主的仰韶時代文化及其同周圍相關聯的諸考古學文化，稱為“中國相互作用圈”：“這個史前的圈子形成了曆史期間的中國的地理核心，而且在這圈内所有的區域文化都在秦漢帝國所統一的中國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他同時又使用了“最初的中國”來指代這一時期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到了約公元前4000 年，我們就看見了一個會持續一千多年的有力程序的開始，那就是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系起來，而且它們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這些成分把它們帶入了一個大的文化網，網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質量上說比網外的為大。到了這個時候我們便了解了為什麼這些文化要在一起來叙述：不但它們的位置在今天中國的境界之内，而且因為它們便是最初的中國。”

學者們根據西陰文化對不同地區影響的情況，把晉南、豫西和關中劃為“核心區”；把“核心區”之外西陰文化的分布區劃為“主體區”，又把“主體區”之外明顯受到西陰文化影響的更外圍地區劃為“邊緣區”。西陰文化的強力擴張，不僅使黃河中上遊地區形成空前一緻的文化面貌，更使得包括邊緣區在内的廣大東部地區的諸考古學文化交融聯系，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文化共同體。

盡管在西陰文化時期，以晉南、豫西和關中為核心的中原地區在技術、文化，尤其是在政治等方面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周邊一些文化，諸如遼河西流域的紅山文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淮河流域的淩家灘文化等反而分别在制陶、琢玉和宗教建築等方面更為領先，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西陰文化的這次強勢擴張确立了其在族群語言和心理上的基本底色。

這個以對玫瑰花瓣紋彩陶認知、接受為标識的文化共同體實際上是完成了中國曆史上較早的一次文化整合，奠定了中國多元一體文明的基本格局。

漢族又稱華族。“華”和“花”同源、同音、同義，繁體字華的寫法是“華”，這是一個象形字，就是一樹鮮花赫赫光華的寫照。西周青銅器《毛公鼎》上銘文的“華”字，就正如草木開花的樣子。傳說中的華夏族始祖是伏羲氏和女娲氏，他們均孕育自更早時期的華胥氏部落。

“華”體現的意思有三：其一，贊歎女人像鮮花一樣美麗，寓含着母系氏族社會的女性崇拜；其二，贊歎女人的生育像“花落蒂存，蒂落成果”一樣，具有欣欣向榮、生生不息的生殖繁衍力量，寓含着生殖崇拜；其三，有祭祀神祖的意思，寓含着祖先崇拜和天地崇拜。

“華”和“垂”也是同源、同音、同義，在甲骨文中，“華”的寫法像一朵下垂的花。按字原象形，甲骨文“華”用為祭名，究其本源就是說，花的生命、人的生命都來自于祖先和天地的恩賜，因此人們用下垂的華麗花朵來祭祀祖先和上天，以示感恩之情。

另外，傳說中伏羲所在的昆侖虛，鮮花滿地，芳香四溢，後世的屈原在《天問》中就美其名曰“昆侖懸圃”，意為懸在空中的花園。所以，用來指代亂瓊碎玉般的錦簇花團的“華”就成為昆侖虛的另一種意象表征。關中東部的華山，晉南的華水、華谷，可能都是華胥氏、華族遺存的反映。

仰韶時代彩陶上的菊花和玫瑰花圖案，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圖騰，它所要表達的意思是祭祀神祖 ——華胥氏的“華”字由此成為後世中國人的身份标識。

《韓非子·十過》用神話的形式描述了黃帝戰勝蚩尤、炎帝統一中原後，在西泰山上彙合諸路鬼神威風凜凜的浩大場面：

昔者黃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并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

這則神話如果單從表面來看，似乎也就是後人對黃帝的神化和贊美，很難看出它本身所蘊含的曆史意義。但倘若我們将它置于整個西陰時代背景下來考量就會發現，它實際反映的可能是黃帝在“統一”中原及其周邊部落氏族後，召集各諸侯前來會盟商讨聯盟事務的熱鬧場景。

文中的“鬼神”顯然是指來自東西南北的各路諸侯。蚩尤在這裡出現，意涵着早一代的蚩尤被打敗以後，新一代的蚩尤歸順黃帝，并和畢方、風伯、雨師、虎狼、騰蛇、鳳凰這些部落一起成為華族部落聯盟集團中的核心力量。

空間拓展的背後必然是武力征服的鐵血支撐，戰争因而成為這一時期的核心主題。考古發現這一時期不少廢棄的垃圾坑内都有随意埋人的現象，如陝縣廟底溝遺址、平頂山臨汝中山寨遺址、渑池西河庵遺址、彬縣下孟村遺址、扶風案闆遺址等。這些墓葬中的死者有很多沒有按常規被埋入成人墓地，有些甚至身首異處，肢骨上有明顯的砍斫傷痕。

這些死者的身份普遍比較低下，極有可能是戰争後處理的戰俘或戰死者的屍體 ——這說明《史記·五帝本紀》“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 的記載，并非虛妄之言。

當然，武力征服僅僅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在于前後數代黃帝都有一顆吞天納地、包容萬物的博大胸懷，正如《管子·五行》所說：“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龍而辯于東方，得祝融而辯于南方，得大風而辯于西方，得後土而辯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

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風、後土都是當時生産力和科學技術水平較為先進的部落，這些部落的加盟，使得黃帝如虎添翼，所向披靡。

——摘自李琳之：《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因閱讀流暢需要，删去了注釋部分。

李琳之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9月

本書利用最新考古學研究成果，并輔之以文獻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生物學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開了半坡、後崗一期、西陰、大汶口、紅山、淩家灘、良渚、屈家嶺和龍山等諸多考古學文化族屬之謎，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東夷和南蠻三大集團成長、發展、壯大，以及相互之間交往、沖突和融合的發展脈絡，揭示了炎、黃、蚩尤及其之後颛顼至帝堯各族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系，首次系統地還原了早期中國誕生之前這1700年中國大地上波瀾壯闊的曆史場景，還原了中華文明濫觞、形成和發展的璀璨曆程。

作者簡介

李琳之，曆史學者，出版有《中華祖脈》《家國往事》《祖先，祖先》等十餘部著作。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前中國時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華夏大地場景》《元中國時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華夏大地場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曆史視野下的早中國時代》三部著作，構成了其從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個完整的上古史體系，是國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學結合文獻學揭示出黃帝至周初曆史發展脈絡的系列圖書。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後，先後入選了長安街讀書會2022年6月第5期好書、百道網2022年7月好書、中國出版集團2022年第4期好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網“社科好書”、今日頭條好書等推薦榜單。

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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