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為何要重用和珅，緻使大清盛世由盛而衰？這個問題确實不好回答，要知道，乾隆皇帝不是樂不思蜀的亡國之君阿鬥，也不是谕令以野菜度日的饑民食肉糜的蠢君晉惠帝，而是執政六十三年文治武功兼備的英君。那麼他為何要犯此大錯呢？下面的兩篇禦制文章或許是解讀這一問題的極好材料。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滿七十的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莊，接受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貝勒和朝鮮使臣的慶賀。江蘇學政彭元瑞因恭遇皇上七旬萬壽、禦制古稀天子之寶，撰進頌冊，乾隆帝十分歡喜，對其予以褒獎，并作《禦制古稀說》：

餘以今年登七帙，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寶。……古人有言，頌不忘規。茲元瑞之九頌，徒見其頌，而未見其規，在元瑞為得半而失半，然使予觀其頌，洋洋自滿，遂以為誠若此，則不但失半，又且失全，予何肯如是。夫由斯不自滿，歉然若有所不足之意充之，以是為敬天之本，必益凜旦明，毋敢或逾也。以是為法祖之規，必思繼前烈，而慎聰聽也。以是勤民，庶無始終之變耳。以是典學為實學，以是奮武非黩武，以是籌邊非鑿空，以是制作非虛飾。若夫用人行政，旰食宵衣，孰不以是為慎修思永之樞機乎。

更惓思之，三代以上弗論矣，三代以下，為天子而壽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見之近作矣。至乎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雖非大當，可謂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即所謂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為創業之君，禮樂政刑有未遑焉。其餘四帝，予所不足為法，而其時其政，亦豈有若今日哉，是誠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賜乎。天賜古稀于予，而予設弗以敬承之，弗勵慎終如始之志，以竭力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古雲适百裡者半九十，栗栗危懼，誠恐慌而有所隕越，将辜天恩，予又何敢如是。然則元瑞九頌，有裨于予者大焉，故為之說如右。

​乾隆帝在此文中，将自己的性格、志向、态度講得非常清楚。大緻有四層意思：

其一，千古一君。三代以下，年過古稀之天子僅有七人，四君是不足為法的庸碌之輩，元世祖忽必烈滅南宋，亡金國，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明太祖朱元璋掃平群雄，驅逐元順帝，統一全國，二君皆有建樹。但“禮樂政刑有未遑焉”，言下之意，當然隻有他是千古之中唯一的年登古稀之英君明主。

其二“小康之世”。三代以下數千年，先後出現過許多政權，多次改朝換代，其中雖不無有為之主和強盛之國，但若論“得國之正，擴土之廣，臣服之普，民庶之安”，還算今朝。

其三，朝政清明。強藩欺主，外患頻仍，權臣當道，外戚擅權，後妃誤國，太監亂政，奸宦竊威、佞臣騙君，等等禍害，曾使多少君主蒙塵，宮阙換色，如今這些皆不存在，烏煙瘴氣一掃而空。

其四，不驕不停，乘勝前進。如今雖蒙皇天眷佑，賜小康之政，且年登古稀之壽，但不能因此而自滿而停滞，現在僅系“小康”，還需不斷努力，一定要“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否則就會辜負天恩了。

​可以看出，此時的古稀天子乾隆帝，還頗為清醒明智，壯志為泯，雄心為減，還想繼續勵精圖治，以建更大的功勳。當然，這個時候的乾隆帝已經是相當自大了，而且這一毛病逐漸惡性膨脹，病毒肆意擴散，最終釀成大害。

乾隆帝的《禦制十全記》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82歲的乾隆帝因允準廓爾喀國王修貢停兵議和，親撰《十全記》，記述了他執政以來的“十全武功”，并谕令軍機大臣将此文繕寫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建蓋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遠。”全文如下：

​昨準廓爾喀歸降，命凱旋歸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撲而未發，茲特叙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于斯而可志以記之乎。

十功者，平準噶爾為二，定回部為一，掃金川為二，靖台灣為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爾喀降，合為十，其内地之三叛幺麼，弗屑數也。前己酉廓爾喀之降，蓋因彼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緻彼弗懼，而去歲複來，以緻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衆番，全蜀無甯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将，勵衆軍，籌糧饷。

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辭勞苦，于去歲冬月即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甯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複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若蹄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膽。及兵臨陽布，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将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

我武既揚，必期掃穴犁庭，不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裡之遙，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颉利之比，唐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準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時，于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蓋并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

乃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緻棄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于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懼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為歸政全人，夫複何言。

​這篇禦制文充分體現了乾隆帝此時的志得意滿、文過飾非、諱敗為勝的真實形象。總的來看，乾隆帝是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至少有五個問題他不應該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一，“十全”不全。這十次用兵并非每次皆勝，所謂“十全武功”，實際功不滿十，一征金川，見難收兵；緬甸之役，被迫允和匆忙後撤；出征安南，統帥孫士毅狼狽逃歸，提督戰死，全軍潰敗；初征廓爾喀，喪權納币贖地。僅此而論，十全武功就有四不全。

二，勝中有敗。以取勝之六大武功而言，也不是所向披靡勢如破竹，而是遭受重大挫折。征準部，定北将軍班第喪命于烏蘭庫圖勒；定回疆，定邊将軍兆惠被困黑水營；二征金川，定邊将軍、大學士溫福中槍而死，潰敗于木果木；征台灣，參贊大臣險至身亡，将軍常青龜縮于郡城；二征廓爾喀，七戰七捷之後，大将軍福康安差點死于敵軍之手。

​三，敵弱我強，機遇良好。“十全武功”之戰敗者，多系弱于清朝。大、小金川人戶不過三萬；準噶爾雖威震西北數十年，當到了乾隆十幾年時，紛争内亂，一盤散沙；回部大、小和卓更是無能；林爽文、莊大田士卒僅三四萬；緬甸、安南雖是傳業之主，但地處偏遠，不願與清朝對立，積極争取朝貢修好，這為乾隆帝的“勝利”提供了條件，否則這些“武功”也是很難取得的。

四，軍威不壯。八旗勁旅昔日雖曾名揚天下，攻無不克。然而先祖的赫赫戰功，到了乾隆時代已是曆史陳迹，入主中原一百多年來，八旗子弟坐享厚祿，養尊處優，絕大多數都變成了不文不武、貪生怕死的纨绔子弟。

乾隆時代唯一算略有帥才的僅是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能算得上勇将且屢立功勳的，也隻有一等超勇公海蘭察一人。另外，兆惠、明瑞、福康安也算是頗能征戰之将，其餘多達數千名的将軍、副将軍、參贊大臣、提督、總兵、副将，就很難說又什麼重大貢獻了。

​五，指揮失誤。乾隆帝在“十全武功”中的指揮，應當說還算卓有成效，在大多數戰役中，他的決策和部署還是明智的，這是主流不能抹殺。但是，他也經常出錯，調度欠妥，第一武功的金川之役便是在選錯了對象、時間、将領的條件下進行的，隻能以不勝而勝結束。

這些重大的問題本來應該在總結十次用兵的《十全記》中反映出來，可是乾隆帝對此隻字不提，唯一的解釋就是他自滿驕傲、諱過喜功的心理已經到了萬分嚴重的程度。

自诩明君的乾隆帝在晚年時，已經沒有他先年的勵精圖治、知錯就改、轉失敗為勝利、化挫折為成功的氣魄了，而變成為盲目自大、文過飾非的昏庸之帝。

​乾隆帝的這種思想境界，使得奸佞小人得以托其所好，乘虛而入。正是這些緻命的弱點，才為和珅之輩專權敞開了大門，才使他傾注了大量心血而促進形成的“盛世”，逐漸轉向衰落，大清的國運也就此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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