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古代奴隸制社會發展到鼎盛的王朝，周朝以其将近八百年的國祚位列我國曆史上所有王朝之首。從最初“武王伐纣”建立西周，到西周因“烽火戲諸侯”的把戲滅亡，再到東周時期天下分為春秋、戰國兩大階段，一時間諸侯國相互攻伐，而諸子百家則四處宣揚自己的思想理論，周朝時發生的許多故事如今依然脍炙人口。

當年夏朝滅亡，主要被歸咎于末代國君夏桀殘暴不仁、寵幸妹喜；商朝滅亡，則被歸咎于末代國君商纣王沉湎酒色，寵幸妲己。西周的滅亡同樣如此，隻不過這次被指責昏庸的是周幽王，而得到寵幸的則換成了褒姒。相傳，周幽王為了讨好褒姒“烽火戲諸侯”，結果失去諸侯信任，最終隻能在外敵入侵時坐視王朝的覆滅，而實際上這個被《史記》收錄的故事相當違背常識。那麼，司馬遷又為何要如此記載呢？

在《史記·周本紀》中，太史公司馬遷一如既往用生動鮮活的文筆記錄了遠在自己所處年代六百多年前發生的故事。按照書中記載，當時周幽王寵愛的妃子褒姒不喜歡笑，為了博美人一笑，周幽王點燃烽火，又命人擂鼓。按照當初的約定，周天子遇到外敵入侵便可以點起烽火，諸侯見到烽火便需要盡快趕來支援。

然而，當衆諸侯率軍匆忙趕到時，卻發現城牆上的周幽王與褒姒捧腹大笑，俨然将他們的信守承諾當成了笑柄。此後周幽王又數次點燃烽火取樂，漸漸地失去了諸侯們的信任。而後犬戎前來進犯，周幽王試圖再次點起烽火求助，但已經失去了諸侯們信任的他沒能等來援軍，最終隻得被殺害于骊山之下。

客觀來說，這個本質上就是“狼來了”的故事确實存在一定的教育意義，它提醒着人們不要濫用他人的信任。不過，如果是寓言故事集當然可以随意編造故事以達到教育的目的，但作為史書的《史記》顯然不太應當将一個如此荒誕不經、漏洞百出的事件收錄其中。

這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個短短的故事中确實存在大量“槽點”。首先，“烽火戲諸侯”的名字就有問題，早在唐代，張守節就在為《史記》進行注解時表示：“晝日燃辀以望火煙，夜舉燧以望火光也。”也就是說，烽火往往是夜間點燃，靠火光傳達信息，而白天用以傳達信息的則是能夠通過上升到高空被遠處觀察到的狼煙。

當然，也可以說周幽王與褒姒就是偏偏要在夜晚點燃烽火戲弄諸侯，那這就牽扯出了第二個問題。不管是烽火還是狼煙，其實傳播範圍都相當有限，一般來說，想要将消息傳達到遠處需要多個烽火台接力點燃。很顯然，周幽王所在的鎬京城外并沒有修建長城，這就意味着城牆上點燃的烽火很可能站在城郊就已經很難觀察到了，諸侯們分散在各地，又如何能夠紛紛看到烽火，又不約而同地趕到城下呢？

其實，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記載是取材自《呂氏春秋》，這本傳說中“隻字不換”的名著中記載道：“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人喧馬嘶，褒姒視之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寇。至其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為天下笑。”

相比于《史記》的版本，《呂氏春秋》裡的記載是周幽王為了讨好褒姒而擊鼓。盡管召喚諸侯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同樣的道理，鼓聲傳播範圍也相當有限，分散在各地的諸侯又怎麼可能都聽見呢。不過，和《史記》不同的是，《呂氏春秋》本就是一部收錄了各家學說的雜書，包括刻舟求劍、掩耳盜鈴在内的許多寓言性質的故事都出自其中。

《呂氏春秋》可以通過周幽王戲弄諸侯來提醒世人重視信用，而司馬遷在史書中也如此記載，顯然有些不太妥當，畢竟史書更重視的是真實性，而非故事有多麼精彩有趣、富有教育意義。其實，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也并非毫不負責地将周朝滅亡歸咎于周幽王戲諸侯，他也提到了當時周幽王打算廢黜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之子，而太子宜臼的外公申侯得知後勾結犬戎等勢力攻打鎬京這一西周覆滅的真正原因。

司馬遷之所以要記載烽火戲諸侯這個寓言性質的故事，其實除了習慣性将亡國的罪責推卸給昏庸的末代君王、受寵的“紅顔禍水”之外，還不得不提到曾經當過司馬遷老師的董仲舒。董仲舒主張每個王朝的興衰都符合“天命”，亡國之君一定是昏庸無道，被天命所抛棄之人。正是受此思想影響，司馬遷才會刻意強調周幽王失去了以諸侯為代表的天下人心，讓王朝的更叠更加符合董仲舒的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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