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情愛文化源遠流長，在五代十國時期，《詩經》就收錄了各地的情愛詩歌，其實在上古時期，男人和女人在情窦初開之時，都會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情愛與歡喜，詩歌中不乏表達相思之情的，也有些是男女性愛之事，對兩性和肉欲的渴望。小編整理了十五國風中的性愛，一起來看看我們老祖宗的性和愛。

　　國風：大旨談性

　　正如曹雪芹自叙：《紅樓夢》大旨談情，詩經之《十五國風》其實是大旨談性。這裡有一個特别需要說明的小問題，便是詩經時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詩，都是情欲的表白與呐喊，沒打算發乎情，止乎禮。

　　從《周南?關雎》開始，愛情便意味着性的結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喜歡淑女，接下來要做的事便是為将來兩人的婚禮做籌備。這意味着，愛悅等于婚姻的建立，這是君子與淑女建立合乎禮法的性關系的蘊藉說法。表現更鮮明的是《召南?草蟲》，這種因有情而求歡的勢頭便噴薄而出。

　　《草蟲》是以女子的口吻，談兩人同心而離居的思念之苦;于是一得到相遇的機會，便行男歡女愛之事，痛苦方得稍稍解脫平複。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我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觏止，我心則降。擱在今天這樣的開放社會，也不免要贊一聲豪放女，但是，在當時，不過是平常叙事耳。愛悅求歡，身心滿足，毫無惺惺作态，坦白自然的态度，幾乎可以說是令人震驚。這隻能說明，在當時，人們并不認為情欲是可恥的。愛人便意味着身體的愛悅，并非後人唧唧歪歪胡謅的我愛你滄桑的老靈魂。男女之情，就是身體情欲這回事，不是靈魂滄桑那麼回事。

　　著名淫詩《野有蔓草》，是以男子的口吻，寫陌生男女邂逅相遇，彼此愛慕，野合同居的故事。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兮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詩人堅定地認為：我愛你，我便需要得到你的慰藉;我愛你，你便肩負着給予的義務。肉體的結合才使靈魂安妥，你我的結合才是人間的幸福。而另一方呢?不消說，那自然是同情地給予了，并且雙雙成家去也。

　　《野有死》說得更直白。詩曰：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男子的獵物與聘禮，和女子的如玉肉體相呼應。一方面寫出了對性關系的渴望，一方面也寫出了對女子的愛慕。你能說他隻為了得到她的肉體，才去打獵送禮的嗎?你能說他的愛隻是肉欲的渴望而非情的深摯嗎?古人恐怕理解不了這種責備。得到和給予幸福的實質内涵，就是對兩人間性關系的追求，統統是肉體性的歡樂，絕非後世的精神戀愛。

　　《桑中》是以男子的口吻，講述姑娘們如何多情對待自己的情人。見而悅之，約會上宮，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彼時的兩情缱绻。當然，人生自古傷離别。如果有情，身體的物理距離，自無法割斷感情的聯系。《伯兮》仿女子口吻言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适為容。分離使得感情更加堅貞，連形象都顧不上了，因為一切的花容月貌精心打扮，都是為了讨心上人的歡喜。而心上人遠别天邊，這女子情願得相思病，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愛情不能持久，男子喜新厭舊，女子固然也有薄情寡義之時;彼時的男女，也各有怨言。如《邶風?日月》：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甯不我報。感情的疏離，帶來的是性關系的斷絕。性關系與感情的不可分割，在《江有汜》中，男子薄幸，結果是男主人與小妾性關系的斷裂。思婦形影相吊的悲傷，到了《金瓶梅》時代，便是潘金蓮式的偷情。大雅之書《紅樓夢》中小紅、賈芸簡單的密約贈帕，被偷聽的薛寶钗搞得意味深長，其實沒有實質性接觸，卻搞得很嚴重的樣子，頗令讀者失望。

　　本來，社會越發達，人應該越有自主性。但是，不。越到後來，人類越發無法性情統一，古今中外概莫例外。性情不分，也許正是黃金時代的投影，情愛與肉欲統一，愛的渴望夾纏着性的需索，性生活必然連帶着感情投注，感情的滋潤使得性趣盎然，性的結合填充了感情的蒼白。非僅《國風》，通部《詩經》中亦然。我們約略知道了《詩經》時代的性情不分;至于情性分離，靈肉相悖，那是讓古人瞠目結舌之外難以理解的現代病，除了思想和言談的時髦，另有一種讓世間男女更加昏迷沉醉的魔力。

　　詩經時代的男女關系比較自由。雖然受制于物質的匮乏，環境的壓迫，但是在精神和感情上，相當輕松而且奔放;他們的感情和倫理雖然不是一張白紙那麼簡單，但是後世道德和道德感形成的壓力，彼時基本烏有。當然，國家已經誕生，在人民的自由與秩序之間，聖人制定了遊戲規則。在初期，這遊戲規則還是很松散的、很簡單的，聖人們想要達到的境界，也并不敢期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絕對關系。我們讀詩，可以明顯看出彼時的男女關系，便在自由與管制之間遊移。

　　《國風》大旨談性，大部是當年男女情洽野合的浪歌。孔子删詩而後曰詩無邪，乃是如孔子注《春秋》之微言大義筆法，進行價值觀的嵌入式改造，将男女風情之詩，重鑄為一部蘊含着禮教勸誡風化的教化經典。簡言之，《國風》就是一部老祖宗性關系指南，遵聖人之意，指導男女結合之時，不必如禽獸般發之以情，實應成之以禮其根本的價值觀便是成之以禮得幸福、成之非禮得不幸，從而為自己找到真正的歸宿。

　　成之以禮得幸福、成之非禮得不幸，這不是道德律，而是價值律。

　　人們會把夫妻之事戲稱為周公之禮，其來有自。須知人類最重要的教育，從古及今，便是性教育，一則需要養成正常的倫理，二則需要養成優美的感情。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遠古洪荒時代，人民野生土長，女不知有夫，子不知有父。男女成年，性生活與生育不可避免;而以一種禮制的形式來規範性生活，确定其權利與責任，生兒育女，男有婦，女有夫，子子孫孫知父知母，脫離遠古洪荒蒙昧野蠻，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大的功德，也是覺悟的先民最重要的一項事業。

　　周公乃彼時這個民族文化和一切自然法的集大成者。周公制禮，最主要制的便是風化，就是這個性關系禮。其實風化一詞的本意，很直接，就是以性關系、性生活來訓化教育人民，而不是後來說的那麼含蓄。令人更詫異的是，性生活如何還能教育人民呢?

　　周公制禮，所制之禮便是後世被推崇普及的禮教，即聖人制度。《禮記》所載諸種禮制，乃是圍繞此婚姻制度為核心的家庭觀念、道德觀念以及諸種維護此婚姻制度的禮儀法度。我們可以看到随之确立的其實是家庭制度和個人、家庭對國家的依附關系。有禮成婚姻，而後才算有婚姻制度。與這婚姻制度配套的社會制度成長起來，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确定了雛形，以人倫為道德基石的傳統中華文明也随之自我發展、成熟起來。這當然是人類史的文明飛躍。

　　周公之禮的核心就是建立被約束的性關系和性道德，将性關系以男婚女嫁的婚姻形式立法規範，而不是随機野合，上不知君父羞恥，下不知家庭父母。夫婦為人倫之本，乃天地間人類生命所自出者。以周公之禮來喻夫婦之道，大義自在其中。而男娶女嫁這種家庭婚姻制度的确立，實在不是自然發生，而是遠古聖人的創設，至周公而集其大成，遂得以凝固其形式而在全社會做普遍的推廣。

　　如此風化，便是以性關系為核心建立起來的道德倫理規範教育人民，性關系不再是含蓄蘊藉的陰陽調和、天地交泰的虛無缥缈之說，還是名教的核心價值所在。《詩經》之《國風》部，其主旨便類似于性生活考察報告及指南，或可稱為中國的愛經。風俗便指各地嫁娶習俗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婚姻、家庭、财産繼承自然法。不過久而久之，人們忘記了性生活乃是禮教的基本點，反而将其他的聽起來更高尚的忠孝節義之類，作為禮法禮教的核心價值觀。同時，固定不變的男娶女嫁也在客觀上造成了女子地位逐漸低下的現實，《鄘風?蝃蝀》詩中所謂蝃蝀在東，莫之敢指的怨歎，便也不無理由。

　　周公之禮教就是以人的性生活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社會倫理道德制度。《國風》，就是各國以性生活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教育大法。在周時，《詩經》是被雕刻在玉版上，傳賜天下，以行風化之教。此謂詩教，這是中國古代文明最高妙、最偉大的傳統之一。中國古語雲：法不外乎人情。詩教其中，既有事務性的技術提醒，也有人情心理的精微經驗，将外在的倫理道德，内化為文化的傳承和審美的精神。

　　關雎：性自由與性管制

　　《關雎》講當君子淑女兩情相悅時，不可以如關關雎鸠一般，徑自交合，應有一套高雅而又普世的嫁娶程序，使男女婚配之事，符合國家的需要，符合道德的審美。這首詩正意味着周民從自由性關系時代，進入以禮制約的家庭婚姻時代，是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地位極高，被譽為人文初篇。

　　曆來關于《關雎》的說法，多屬胡說。什麼雌雄之不乖居也生有定偶，而不像亂;偶數并遊，而不相狎，渾以男女大防，來贊美無知禽獸，不知道算擡舉呢，還是自作多情?其實就是一個引喻，首先用來把人與禽獸區别開來，其次人要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有形式感的得到才是符合道德的，才是真正的得到：

　　關關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雎鸠在河洲上，自由交合。窈窕淑女，深得君子愛慕。可是，君子雖然愛慕，淑女未必就願意給予。這首詩首先是寫給男性--君子的，他的預定讀者是男人;而在頭兩句裡面，已經寄寓着女子防範男子追求的凜然大義。下面就寫君子愛慕淑女之時，不應僅以身求，而應求之以禮：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優哉遊哉，輾轉反側。

　　采荇菜要兩手齊下，左右包攬，方無遺漏。追求淑女，也要講究一定的規矩方法。君子愛慕淑女，淑女不肯搭理(因為淑女愛琴瑟鐘鼓之逑)，男子隻好獨自輾轉反側，女子并不來噓寒送暖。

　　君子求女不得，顯然在受着罪苦。詩的後半部分，便是聖人教導君子求女法則：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荇菜要兩隻手，愛淑女，要琴瑟友。意謂采荇菜要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到手，而愛慕淑女呢，也要有正确的形式才能得到。要有鐘鼓琴瑟，成之以禮，才能得到窈窕淑女的歡心，才能得到令人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的美人。

　　有人就會問，男女成之以禮，要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要有琴瑟，要有鐘鼓，這得是什麼樣兒的人家啊?答曰：這就是普通的禮制的象征，不一定非要焦尾之琴，黃鐘大呂。一般的嫁娶婚姻，明媒正娶，拜天地告鬼神，吹吹打打，即禮成。我們看破落戶範進，也擺得起酒席請得起客，遑論高門大戶。聖人制禮，雖強調了秩序與等級;但最重要的，是推廣普世的禮儀形式。我們看那世間娶親嫁女，不管是貧寒還是富貴，雖有豪華與儉樸的區别，但基本的形式和禮節都一樣，婚喪嫁娶，一望可知。這就是禮制普遍教化的意義。

　　當然這首詩也是寫給女子的。為什麼男子不能像關雎求歡那樣如願以償，卻是愛慕窈窕淑女求之不得呢?原因是：沒有琴瑟鐘鼓的歡愛，則是非禮之愛，不可授受也。女子非禮越禮，則亦如禽獸矣。聖人在告訴男子正确的求愛法門的同時，也告誡了那善于懷春的窈窕淑女;我們甚至可以猜測，他對着女子的話語，帶着一些警戒的口氣。畢竟，所有人類的禮教，沒有女子方面的合作，便是空文。古人說《關雎》歌頌後妃之德雲雲，這個後妃之德，便是持禮自守的忠貞、自愛、自尊之德。想想後妃與君子也像關雎那般行男女之事，未免太有點那個吧--當然，這自然是禮教千年後我們的眼光了;再一想，那樣就很不美嗎?馴化千年後的我們，已經失去了對幹柴烈火不思量的性關系的想象力了。

　　鄭聲的道德風險

　　詩經時代的男女結合，正在經曆禮教化的運動;到了孔子删詩，非禮之事，已有道德風險、風化罪名。于是鄭衛之音，遂成為非禮的典型代表。男女私相取悅，私自結合，在詩經時代，尚是青春難禁的本能，聖人尚可以歌頌之無邪，因本是人之常情。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便需要以禮相防、相守、相持。演而變之到宋時道學發達，男女之事變成罪大惡極，成了推動社會垮塌的動力之一。

　　《論語》雲鄭聲淫，淫者，靡靡之音也。既指音律不同于其他大雅之樂的漫無約束，也指其詩歌内容遠離禮教風化的主題思想。不過從今天通行的詩經文本中，已經看不到什麼誨淫勸奔的痕迹。即使有《竹竿》、《芄蘭》、《溱洧》這樣的貌似挑逗之作，也都還青春活潑、愛嬌俏皮，以今人的眼光來看，隻見靈動有趣，看不到什麼壞心思。《野有蔓草》的野合盡興也好，《女曰雞鳴》的留戀床笫也好，都還是人之常情，雖屬非禮，卻并不荒淫。但是當我們還原詩經時代和孔子時代的道德來看，可能就會比較同意古人的意見;同時我們會暗暗慶幸時代的改變。

　　鄭衛靡靡之音，搖蕩心性，總歸是人之本能。批判的評語，徒令今古讀者心癢難禁。那青春和生命的戀慕沖動，成之以禮也好，淫奔無恥也罷，雖有道德的風險，終歸是生命本身的悸動，總是發之以情;不管是男女之情的愛悅，男男之間的狎玩，或者女女之間的情好，總歸是人類自身感情的強大存在，甚至就是生命本身的一種存在，雖經不起正視、敲打，卻也難以漠視、忽視，更無法背過臉去假裝不存在。

　　鄭聲的不雅名聲，便是它自始至終隻知道歌唱情欲這一件事，似乎人們的心靈裡，隻有愛情，隻有熱烈的情欲，才可以當得起生命的見證。這種尊重本能的堅持态度，不僅不能說下流淫邪，恐怕還要尊之為神聖人性。無怪乎聖人删詩，鄭聲以及其他的淫詩都得以保留下來，且有21篇，較各風部多許多。人類自始至終，都熱愛這些情詩豔歌，雖有色情、誨淫的抨擊而不絕。這也算生命本能向文化本能的轉化吧?要不然，這些可愛的詩歌，早已被道學家的剪刀閹割不見了。今日得見，不亦幸乎?

　　孔子删詩與禮教運動

　　《詩經》時代，是一個道德發育成熟的時代，也就是說，是一個文明正在被建設起來的時代。既沒有統一的文化，也沒有統一的道德，曾經是自由或者說具有極度自由的男女性的結合，正在經曆禮教化的改造。這也是對人類社會結構最為關鍵的改造，而這改造乃源于一種創造，即對一種穩定的婚姻形式的創造發明。這個被創造發明出來的婚姻形式，便是家庭婚姻制：男子娶親，女子離開自己的家，和男子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家庭，女子與子女和财産均屬于丈夫所有。這就是《蝃蝀》篇中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所怨言的一個普世制度。

　　并非僅僅周公如此制禮。周公之禮在中外都有相似的形态，隻有少數族裔還有走婚等女系氏族的傳統。今日人們已經無法清楚為何中西古人會選擇男娶女嫁這樣一種婚姻模式，并同時将其确定下來，作為一種固定的社會模型普遍施行。随着這種婚姻模式而來的是成型而穩定的家庭、随之穩定下來的社會形态，以及随着家庭社會成型而逐漸圍繞統一穩定的家庭和社會，建立起相應的道德機制。很明顯，古人和今人都從其中受益良多，所以奠定這個以禮相待的婚姻模式的先王後妃，永遠被人稱頌。《關雎》因為對婚姻禮教的推崇而位居《詩經》第一篇，其來有自矣。

　　隻可惜，道學随禮教而興盛，女子漸漸因為被控制而失去力量，于是女子的地位就越來越下降了。我們看《詩經》、《春秋》、《左傳》等先秦文章之内，女性還有很充分的話語權，那時男子去古未遠，尚未完全忘恩負義。及至後世陋儒，如南宋朱明，女人那就完全下了地獄或者根本就等于地獄，需要盡誅之而後快;惟為國家民族計，不得不保留這個低等物種。

　　周公制禮的時代，男女之間的性關系其實還是自由的。男女長成，互相悅慕，而有風事，乃人情之必然。周公制禮，不過是令互相悅慕野合之男女，能夠以男娶女嫁的形式成之以禮，并且能夠有始終的婚姻家庭關系。《詩經?國風》中描述了大量的婚前甚至是婚外、非婚性關系，同時也盡力描述了不合于禮、沒有婚姻保障的兩性結合帶來的痛苦悲劇。既盡力地描摹了兩情相悅的欣喜與幸福，也同情那被遺棄的男子，以及不幸被棄的女子。在那個時候，人們可以自由結合，當然也可以自由離去，性關系不一定要有家庭和婚姻。

　　但是周公制禮便是要以這個性關系為核心，建立起穩定的家庭婚姻制度來。所以在《關雎》中，關雎固然是水鳥的思春發情，兩性結合，純屬發之于情，而君子淑女自然有異于禽獸者，終須成之以禮。其實這君子淑女在生活中是能夠互相認識的，甚至可以肯定他們已經有過性接觸，而禮成，是教化的必須手段和目标。同時，《詩經?國風》除了《關雎》這種歌頌成之以禮的愛情之外，還有大量純粹的愛情詩，僅僅描繪男女發之以情的愛慕，男子之間的互愛，女子追求美男的癡情。孔子未曾删去，實因為不管是成之以禮還是成之非禮的性關系，其中種種感情，對于人類都是自然存在的，是常常發生而必須珍惜的生命感受。

　　孔子删詩，按成之以禮和成之非禮兩條線索來編訂歸納，并包涵各種非禮關系帶來的不幸與痛苦，遂使《詩經?國風》從普遍的性關系指南，躍升至禮教的名器，以成之以禮的幸福滿足，來反襯成之非禮的不幸痛楚，達到風化水平的新高度，也是審美和道德的新高度：詩教。如此，孔子删詩，方得思無邪之三百篇。

　　孔子的時代，男女的交往，仍然是自由的，雖然禮教和恥感的尊嚴，已經牢牢地樹立起來，但也隻是作為道德的戒條、風化的教材，尚不足作為做殺人的利器。婚前性關系和婚外性關系，雖不被鼓勵，但是作為人情之常，仍舊是可以被接受并被理解的。及至後世，社會上層和下層的男女，仍具有此種自由。從古往今來的傳奇小說志異故事中，還是可以看到男女非禮之情存在的影子。隻是在某個階層，如中等貴族，可以實行對女子的隔絕，遂可以要求和實現絕對的男女大防。而社會高低兩端男女的性關系，仍具有奔放自由的本能面目。如皇族、貴族及下層民間，男女間因為不能隔離而有活潑生動的性的情态。

　　對《詩經》中自由精神的損害，首在于宋儒;後世的道學，更是添磚加瓦使之蒙塵不絕。至于冬烘陋儒，見《國風》而崩潰，斥之為淫奔無恥。這并非僅是道學的痰氣，也是一個民族創造力和思想感情的全面禁锢和枯萎。到了《儒林外史》中，名教與禮教的懸鹄，就隻能是無益于世，甚或有害于人倫道德了。及至《紅樓夢》中奇女子尤三姐，感覺到柳湘蓮認自己為淫奔無恥之流，就敢于以死明志。到了那時候，禮教便真是可以殺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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