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宋朝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後世在給各代王朝貼标簽時，還給宋朝貼上了一個"富"字。如果從宋朝的國庫收入來看，宋朝确實很"富"，但是把支出也拎出來算的話，宋朝卻難以稱得上"富"，因為有很多百姓連鹽都買不起了。

說到底，宋朝雖然會"賺錢"，但是更加會"花錢"，如此下來，再多的錢也沒什麼結餘，反而讓老百姓們承受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宋朝所"賺"的錢主要來自廣大百姓，而"花"的錢主要是花在"官"和"兵"上。

“繁榮”的宋朝

1、 花在"官"上面的錢

宋朝講究一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讓文官集團有足夠的力量壓制勳貴集團和武将集團。當文官集團一家獨大時，宋朝的皇帝又給文官們定下了一套核心為"分權"的規則，不僅加設了很多行政機構，還将官員們的"官"與"職"分開，另外再從"職"中分出一個"差遣"的"差"。

在這種規則之下，戴上官帽隻能說有了"官"的身份，如果沒有相應的"職事"，那連個人形圖章都算不上。隻有皇帝給了官員們"差遣"，官員們才算是真正有了"職權"。換而言之，原本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現在是三個蘿蔔一個坑。

宋太祖畫像

對于皇帝來說，隻要官員們無法坐大，多承擔一些經濟負擔不是什麼大事，反正又不需要皇帝掏錢，羊毛總是出在羊身上。宋朝在官員俸祿上面的支出相當于是正常情況下的3倍，很多人會說宋朝疆域小，就算一分為三，官員的總數也不會多很多，支出也不會多太多。實則不然，宋朝的官員總數并未因疆域小而受到什麼影響。

據史料所載，王安石變法裁撤了大量官員，但是官員總數依然超過了唐玄宗時期的一萬八千人，待到宋徽宗時期，官員總數一度達到了唐玄宗時期的2.7倍。就算南宋隻剩下半壁江山，到了後期，官員總數依然能夠達到唐玄宗時期的2.2倍。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一向奉行的是高薪養廉政策，官員的俸祿都比較高。

宋徽宗畫像

2、 花在"兵"上面的錢

鑒于宋朝從五代亂世而來，宋太祖天生就缺了些安全感，他在軍事方面推出了很多新制度來消除軍隊對皇權的威脅，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當屬"分權"和"更戍"。"分權"是把軍隊的統兵權、調兵權和征兵權進行了拆分，調兵權和征兵權由樞密院掌握，統兵權由三衙掌握，而樞密使一職往往由文臣擔任。

換而言之，對軍隊缺乏足夠了解的文臣掌握了軍事決策權，了解軍隊實情的三衙卻隻能充當"執行者"，這種現象屬于典型的"外行指導内行"。"更戍"是為了防止軍隊在地方坐大，定期或不定期讓各支軍隊換防，時間一長，也就"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杯酒釋兵權

如此下來，宋朝在軍事方面着實難以取得較好的成績。偏偏宋朝的外部環境比較惡劣，必須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來保境安民。既然"質"不行，那就拿"量"來抵消和外軍之間的差距，宋朝初期就已然擁有二三十萬職業士兵了。随着"質"的不斷下滑，"量"的需求也越來越大。要知道宋朝實行的是募兵制，士兵們都是需要朝廷拿出财政資源來養的。

就算是經濟實力較強的宋朝在面對軍事支出不斷增加時，也有些吃力。經過一番摸索，宋朝統治者将這種支出和每年赈濟災民的支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把災民招募到軍隊，既避免了災民引發動亂，又保證了軍隊規模。殊不知這完全是一種飲鸩止渴的做法，據史料所載，北宋中期的時候擁有一百四五十萬職業士兵，每年需要花費國庫大半的收入。

文臣掌握軍隊的決策權

1、 賺在田地上面的"錢"

宋朝雖然商業繁榮，但是國庫每年的收入還是農業占大頭。宋承唐制，在農業方面的主要稅收政策依然是"兩稅制"。所謂"兩稅制"，就是把早前的勞役、田稅和戶稅等合并成田稅一項，然後在每年的夏季和秋季征收。

宋朝的"兩稅制"着實讓人诟病，把合并後的田稅給收了，還得要勞役和戶稅。相當于宋朝百姓明明在田稅中已經交了涉及勞役的免役錢，卻還得無償承擔朝廷派發的勞役任務，或者再交一次免役錢也行。宋朝的國庫收入雖然保證了，但是許多平民家庭因為這種稅收政策而導緻破産。

花團錦簇的背後又是什麼呢？

除了"兩稅制"這種"騷操作"之外，宋朝在農業方面還有很多進項，比如"鼠雀耗"、"折變"和"支移"等。所謂"鼠雀耗"，意思就是老百姓把稅糧交給官府後，官府在保管這些稅糧時可能會因為老鼠、麻雀等原因而導緻糧食受到損耗，老百姓得提前把這部分的損耗也給一并交了。至于"折變"，就是有些官府不直接收糧食和布匹等實物，需要老百姓将實物折成錢來交稅，而且折換的權力掌握在官府手中。

官府說怎麼折就怎麼折，常常會把布匹折成糧食，再把糧食折成絹，絹再折成錢，一來二去，老百姓需上交的實物會遠遠多于他們應該承擔的。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還是"支移"，老百姓不僅有交稅糧的義務，還得無償幫官府将稅糧運輸到指定地點，如果不願意去，就得按運輸距離的遠近來上交運輸費。

方臘和宋江之亂

2、 賺在鹽鐵上面的"錢"

在稅收之外，宋朝還有一項重要收入來源，那就是鹽鐵專賣。雖然鹽鐵專賣并非宋朝的創舉，但是卻在宋朝手上玩出了"新花樣"。就拿鹽來說，宋朝最初也是像前朝一般由官府來直接負責生産和銷售，後來因為發生不少問題，就讓民間資本也參與到鹽業當中。

朝廷将鹽的專賣權以"鹽引"的形式出售給民間資本，其效果堪稱立竿見影，從太宗到神宗不足百年的時間裡，宋朝在鹽業方面的收入就從一千萬貫左右漲到了兩千多萬貫，再到徽宗時，兩千多萬又變成了四千多萬。

古代制鹽場景

衆所周知，鹽和米一樣，都是生活必需品，雖然它們成為了商品，但是它們是沒有什麼價格彈性的，甭管價高，還是價低，需求量都在那裡擺着。據史料所載，唐朝末年的鹽業收入不足一千萬貫，也就是說宋朝的四千萬貫是唐朝的四倍。難不成宋朝百姓對鹽的需求達到了唐朝的四倍？

如果不是的話，那麼隻能說明宋朝的鹽價比唐朝高。當宋朝百姓面對如此之大的經濟壓力時，能做得實在是有限，很多百姓隻能盡量少吃鹽，或者不吃鹽。

隐藏在富宋背後的百姓疾苦

人們在看待宋朝時，往往會被《清明上河圖》中的繁榮景象所影響。宋朝的經濟實力雖然較強，但是絕大部分還是來源于底層百姓們的付出。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這個道理。

總而言之，宋朝雖然會"賺錢"，但是更會"花錢"，進而導緻入不敷出，接着就不斷給老百姓增加負擔。就像鹽這種老百姓離不開的必需品，因為較高的鹽價，很多百姓都隻能"望鹽興歎"，就連收入遠超平民的蘇東坡先生都有"迩來山中食無鹽"的感慨，意思就是很久沒吃到鹽了。

參考文獻：

《宋史》

《細說宋朝》

《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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