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範仲淹“民本思想”的成因

朱振波

範仲淹，北宋著名“慶曆新政”代表人物，一篇《嶽陽樓記》傳誦近千年。範仲淹“憂樂天下”，其“民本思想”何時形成，衆說紛纭，莫衷一是。而其青少年時代生活的山東故鄉長白山，究竟有沒有對他民本思想的形成産生影響呢？答案是肯定的。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古代民本思想經曆了從敬天重神到敬德保民，再從重民輕天到民貴君輕。範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為民，它包含着重民、愛民、養民、順民、濟民以及樂民等基本要素，其思想形成即有後期應天書院的影響，也有前期多方面原因。

一、母親謝氏對範仲淹的影響

範仲淹的母親謝氏，是一位身世坎坷的人物。範仲淹不到兩歲時，丈夫範墉便去世了，其扶着丈夫的靈柩，帶着襁褓中的範仲淹，遠赴丈夫的故鄉江蘇平江府（現蘇州）。在安葬丈夫後，由于家族不對其認可，無奈寄泊于墓地附近咒缽庵中，靠替人漿洗縫補勉強糊口度日，直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的出現。朱文翰，字苑文，山東淄州長山縣人，太宗端拱二年進士。江南平江府（今江蘇吳縣）推官。召試館職，授秘閣校理。真宗即位，拜戶部郎中。景德初出為淄州（今山東淄川縣）長史。曆鹽鐵度支判官，知宿州（今安徽宿縣），攝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事，遷平江府刺史，後解組歸。

朱文翰知平江府推官時，原配初氏去世，遺一子，生活需人照顧。經人介紹認識了謝氏。值謝氏守服已滿，貧而無所依，遂改嫁朱文翰，待朱文翰任滿後，歸山東老家居住。謝母至朱家後，上順翁姑，下撫幼子，還要照顧朱文翰的衣食住行。範仲淹在範母去世後，上書朝廷的《求追贈考妣狀》中說的非常明白：“竊年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愈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殒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

範母謝氏去世後，朝廷曾封贈範母“惠婉存誠，柔嘉秉性，騰敦斷機之風、早着擇鄰之訓”。其中的“斷機之風”和“擇鄰之訓”，均為古代孟母的故事，而孟子的名句正是“樂民之樂者，亦樂其；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範仲淹在此基礎上又予升華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千古名句。

孟母和範母都是中國母親的典範，她們不但培養孩子成人，更為天下育才。巡按山東監察禦史鐘化民在《祭孟母文中》說：“子之聖即母之聖，妻之聖即夫之聖。不有三遷之教，孰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為丈夫者，瞻對慈顔，安可不憤然獨往，必求至于孔子。尚享！”其中的“志在孔子”與範仲淹少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遠大抱負異曲同工。

“閨阃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兒童少時的教育，大部為母教，這是每個人一生的基礎，是人生最重要的“三觀”成長期，每一位母親都在默默的用自己的方式來影響孩子，幫助孩子健康向上的成長。而範仲淹“民本思想”的形成，與謝氏的教育分不開，她用自己的善良、慈愛、勤勞、奉獻、節儉、堅強，默默地影響着少年範仲淹，成就了他“見金不取”的高尚品格和“施愛予人”的優良品質。

（範仲淹畫像，來源網絡，侵删）

二、進士家庭文化對範仲淹的影響

很多人在強調範仲淹成就時，鮮有人提到進士家庭對範仲淹的影響，主要原因為尊者諱，為聖賢諱，不願提及範仲淹随母改嫁的這段曆史，而從範仲淹這些成就的取得來看，又離不開朱文翰進士家庭文化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家庭文化的熏陶及師資方面的支持

宋朝，因重文輕武，科舉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和規範，并成為朝廷官員的主要來源。宋太祖更是放寬了進士的錄取限制，并親自主持殿試。天下文人士子歡欣鼓舞，刻苦讀書，以進仕迹。朱文翰進士出身，其自身文化素質之高和對後代的期望，都促成了對朱說（範仲淹29歲前用名）和朱氏兄弟們的嚴格要求。《涑水記聞》曾有“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句，可見在求學方面，朱文翰給予了少年朱說（範仲淹）和朱說同母異父弟兄們同樣的支持。

（二）名人名士們的接觸、影響

在淄州長山期間，範仲淹接觸的名人有記載的主要有崔遵度、張蘊、姜遵等人，朱文翰與崔遵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與張蘊同州為吏。而與姜遵是相去十裡的老鄉，姜遵比朱文翰早中進士十一年。

崔遵度，原籍淄州人，曾任忠州知州，後被貶歸鄉，乃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善操琴。 《渑水燕談錄》記載：“崔遵度清節純德，泊于榮利。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屏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嘗著琴靜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見其面”。《東軒筆錄》載：“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诏宰執，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阙臣僚二人為王友。佥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宇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身楹檻之外，以避顧眄。善琴，得古人深趣，着琴箋十篇，鳴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隻聞琴聲”。在父親朱文翰的推薦下，範仲淹拜在崔遵度的門下學習，在名師指導下，他的琴技日益精進，并對《履霜操》情有獨鐘，後世人稱其為“範履霜”。

王辟之《渑水燕談錄》記：“鹹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于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剿奪，狄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之記。慶曆中，範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倓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從”。在淄州期間，朱說認識了淄州兵馬監押張蘊的兩個兒子張揆、張倓，範仲淹與張揆同齡，漸成知己好友，因父輩同州為官的原因，範仲淹有幸向張蘊學習劍術。後範仲淹攜琴劍遊曆關中，便是在兩位老師教導下，所習技藝之得。

（範公堤遺址）

宋史《姜遵傳》記載：“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為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将抵死，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為監察禦史，殿中侍禦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贓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複入為侍禦史、判戶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為體量安撫，遷知邢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為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禦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賓客，廢事，有诏禁止。曆三司副使，再遷右谏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鹹陽富民元氏歲貢梨。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

範仲淹考取學究後，曾赴十裡外姜家村拜訪姜遵。據司馬光等人編撰的（涑水記聞）卷十記載：“範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尪瘠，嘗與衆客同見谏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唯為顯官，當立盛名于世’。遂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如果不是父輩的友情，同為朝廷盡職，姜遵這位朝廷大員又豈會會見一名年輕學究，并置酒相待呢？

（三）資金和舉薦方面的支持

讀書，需要資金的支持。不論是鄒平醴泉寺的勵志苦讀，劃粥斷齑，還是應天書院的和衣而眠，都需一定的基本生活費用支持。而這些費用的來源隻能出自朱氏家族。《事實類苑》中曾有“範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之句，可見在應天讀書時，亦有同宗宗親予以照顧。

長山知縣韓澤，于範仲淹去世後十三年，倡修了全國第一座奉祀範公祠，在他寫的《新修範文正公祠記中》：“夫公家世姑蘇，幼則孤弱，無父所怙，而後随其母來居茲土，留而不去，遂為邑人。及其長也，卓有所立，鄉人奇之，嘗廬于長白，日自諷誦，雖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遐舉，四走方外，求老師巨儒，以成就其業，不數日間大通六籍，聲名傾動世。祥符中會明天子诏天下舉賢能者，公素擅鄉間之譽，為鄉大夫之所賓興，一上而中殊科”。如非範仲淹在“鄉間”有一定名聲，何來為鄉大夫所推薦，而考中進士，這與地方舉薦人才是分不開的。

三、齊魯地方文化對範仲淹的影響

（位于鄒平長山的範公祠，來源網絡，侵删）

範仲淹青少年時期成長的長山縣，位于山東省的腹地，距“稷下學宮”齊國故都臨淄不足百裡，距魯國故都曲阜亦不過三百多裡。而曆史上的孔子、孟子、管子、孫子……等等聖賢對山東文化的影響，可謂根深蒂固，而陳仲子墓、祠距朱家一河之隔，伏生、董永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處在這樣的環境中，範仲淹自然會有更深刻的認識。“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始于道德學問之外，兼取經濟非常之才。“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些在範仲淹後來的執政中，更是體現的淋漓盡緻。

四、佛教文化對範仲淹的影響

在山東期間，範仲淹亦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第一，與母親有關。範母謝氏當年寄居于咒缽庵中，身處困境，自然常叩拜于佛前。而再嫁山東，生活安定後，自然感恩觀音救助，長期誦佛當在情理之中。第二，與寺院有關。宋代對寺院持保護态度，而範仲淹青少年時代與寺院有緣。16歲時，朱文翰任淄州長史，母親去博山照顧，範仲淹也到博山荊山寺讀書。21歲時前往鄒平青陽醴泉寺書。如果把範仲淹在長山縣的官學，稱為小學，那淄州荊山寺讀書及崔遵度、張蘊的教導可以稱為初中，而醴泉苦讀當為高中階段。範仲淹為什麼去寺院中讀書？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範仲淹讀書刻苦，長山縣的官學及個人存書已無法滿足他的需要，據說範仲淹在醴泉寺讀書時，不但學習六經，還把所有佛學書籍通讀了三遍。二是唐末五代，很多讀書人為避戰火，大量遷徒到偏僻山野之中，并依附于寺廟觀堂之中。這些人自發組織起來，研習經文，建舍講學。而寺廟中的僧人，看中這些文人墨客的影響力，為更好的促進人文資源将來的利用，為他們建立了或書院、或經室等建築。而荊山寺和醴泉寺恰具備此功能，這也就有了範仲淹和劉姓同學共同讀書醴泉寺的說法。三是在醴泉寺的範仲淹，已得知自己的身世，他崇尚孟子之學，用身體的磨砺，來鍛煉自己，以備将來“天降大任于斯人”。

綜合以上四條，不難看出，範仲淹“民本思想”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既有身邊人的影響，又有環境的原因，更有自已的奮進。而後來的捍海堤，災年大興土木帶動經濟，青州命吏博州買糧……等等政績，無不透着“以民為本”的思想，也成為曆代名宦學習的榜樣。

作者簡介：朱振波，中國範仲淹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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