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關于婦女拐賣的新聞報道及學者研究汗牛充棟，受害者、人販子、買主與地方治理，深深地卷入了這場人性風暴。可當人們的目光聚焦這一古老的罪惡，卻發現，女性拐賣的種種，仍然潛伏在文明社會的肌理之下，發出刺痛。

　　我們整理了一些舊資料，僅供參閱。

　　多數被拐者：想改變生活的貧困女性

　　一位從雲南棟縣拐來徐州睢甯17年的女性，跟前來調研的學者說起自己的經曆：1971年，她出生在雲南的一個山區裡，在那裡，背陰的地方不長莊稼。父母去世後，哥嫂把她養大。她隻上了半年學。

　　她說：“上學的時候，中午還得幹活，上了有什麼用？上了也沒用。現在自己名字不太會寫，看電視能看懂點，要我寫，我還寫不出來。”1987年，16歲的她想離開雲南山溝，到外面掙更多的錢，便和一位自稱能介紹工作的陌生人離開。她和那人坐車來到徐州，結果，被賣給了現在生活着的周家。

　　據她回憶，當時和她一樣來到這裡的人有很多，“是騙過來的，那時雲南條件不好，騙出來說是打工。被賣了，人就走了，讓人看住她，怕人跑。說這家好就帶到這家，說那家好就賣到那家，要看好幾家，不能還價，賣了人就走。現在雲南條件好了，現在徐州買雲南媳婦也少了，不多了，騙不過來了。”

　　在關于華東五省被拐賣或拐騙人口流入地的研究中，學者王金玲指出，打工、結婚、做生意已成為已成為近十幾年來，不法分子在貧困地區對婦女實施拐賣或拐騙的三大“誘餌”。研究還指出，這些女性大部分都來自貧困地區，希望通過外流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況，實現“賺錢”“過上輕松的生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等心願，讓自己有較好的發展。

　　極易被拐者：患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礙的女性

　　患有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礙的女性，極易成為人販子的目标。

　　基于1038份涉及拐賣婦女的裁判文書，黃忠良等研究者發現有26.7%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精神發育遲滞、精神分裂、抑郁症、癫痫病等。

　　2007年，安徽砀山福利院院長時某将一位精神障礙女性以1萬元的價格賣給中介周某。随後，該女子又被人先後倒賣兩次。經查，這名院長還拐賣過福利院2歲男童。

　　廣西百色市田東縣一男子向某在沒有行醫資質的前提下，擅自開辦名為“土洋院”的“精神病院”，将流落街頭的精神病人綁走，以敲詐病人家屬牟利，又或是将女精神病人賣給他人。

　　2014年4月底，向某曾在百色市右江區街頭抓走女精神病人小璐（化名），并将其關押三個月。期間小璐反抗過，向某以電棒相擊，試圖讓其服軟。向某聯系過小璐家人，稱自己是精神病院醫生，小璐被他帶回醫院治療。得知消息後，小璐的父親本想來土洋院接孩子，卻收到要交出1萬元的要求，便拒絕了他們。

　　随後，小璐被向某以9000元的價格賣給田陽男子隆某，隆某又将小璐以1.4萬元的價格轉賣給黎某。黎某本打算将小璐賣到河北，但得知了向某被抓的消息，便迅速聯系隆某要退回小璐，并拿回7000元。由于擔心被追責，隆某替小璐購買了一張回家的車票，将其送上班車。

　　之後，隆某、黎某等人相繼落網。

　　跨境拐賣：外籍女性，被收走護照

　　基于1038份涉及拐賣婦女的裁判文書，黃忠良等研究者還發現有38.3%的受害人為外籍女性。

　　2020年5月，合肥中院審結了一起涉及“跨國婚姻”的拐賣婦女案。其中，十餘名被害人均為柬埔寨籍女性，她們大多是被人以介紹打工等名義，騙至中國景德鎮等地。

　　參與這起販賣婦女案件的江敦權，原先是買家，他在替兒子買了一位柬埔寨女子做媳婦後，以“介紹婚姻”為由，成為拐賣柬埔寨女性的中介。據他供述，一些在江西紮根的柬埔寨人，會哄騙柬埔寨當地貧窮女子到中國。他們有的騙她們來打工，而這些人來了之後才知道要嫁人，但由于護照被他人控制，她們難以離開。

　　江敦權稱，前兩年，買一個柬埔寨女子的價款是十三萬到十五萬，這兩年已經漲到十六萬到十八萬一個。另外，為防止女方逃跑，那些購買柬埔寨女子成婚的男性，會在她們辦完中國結婚證後，将她們的護照簽證收走。

　　圖 |電影《盲山》截圖

　　人販子：大多數是陌生男性

　　2019年的一份研究指出，大多數拐賣者為男性農民，年齡集中在31歲至50歲之間，文化程度主要在初中及以下。從案件類型來看，陌生人拐騙占近五分之四，父母、親屬、朋友或熟人占近五分之一。其中，僅有十分之一的拐賣者有自首情節。

　　一些拐賣者既是買家也是賣家。在一起案件中，劉某為給兒子娶媳婦收買婦女，因花銷巨大又無其他經濟來源，自承接了鄰居的收買需求開始，他先後四次拐賣婦女。

　　媒人：鍊接人口流出地的關鍵一環

　　在一起跨省拐賣婦女案中，警方發現了一條跨越山東和廣西的販賣婦女“流水線”：在山東的孫某聯系上買主後，會通知中間人範某；随後範某通過廣西的傅某通知媒婆“頭子”藍某，之後藍某會組織韋某和賴某，到各村鎮物色患有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礙的婦女，實施拐賣。

　　在調查“梅姨”拐賣兒童案時，一位曾與“梅姨”潘冬梅有過接觸的村民稱，潘冬梅自稱在鄉間做媒人，幫條件不好的單身男性讨媳婦，但她在村裡沒有從事過類似活動。

　　另一位農民曾向記者分析，在當地擁有廣泛社會關系的媒人，熟知各家各戶的情況，包括讨媳婦和抱孩子這類較為隐秘的需求，“一些讨不上媳婦的人，或者生不了男孩的夫婦都可能會選擇抱一個男孩來防老”。

　　老鄉：拐賣交易中的社交網絡

　　在《怒江傈傈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中，學者陳業強提出，一些怒江傈傈族婦女通過“滾雪球”式的婚姻媒介來到東部沿海地區。一些為了彩禮或想獲得更好生活的傈傈族女性，經介紹嫁到東部地區後，發現現實并不如中介介紹的那樣，但迫于沒錢難以回家，就在當地生活下來。後來，由于需要同伴的情感陪伴，她們也會給當地青年介紹家鄉的女性。

　　在媒體采訪中，陳業強認為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自己已經是一個悲慘的命運，然後又去把這種命運複制給其他的怒江傈僳族女孩。”

　　在《被拐賣婚遷婦女訪談實錄》中，一些被拐走的雲南女性也曾表示，周圍有被拐來的老鄉介紹同鄉姐妹過來。

　　買家：并非是赤貧家庭

　　在一項研究中，王金玲曾指出，這些購買被拐婦女的家庭并不是當地的赤貧家庭，也不是當地的富裕家庭。一方面，實施收買需有一定的财力，遠赴千裡之外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去“騙”或“買”妻子，将其帶回時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們到較貧困地區去“領媳婦”，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在于，流入地婚娶所需費用超出了他們的經濟能力。

　　阻礙被拐女性回家的，是一個村莊

　　《中國拐賣拐騙人口問題研究》一書曾援引其他研究中的田野資料，說明在被拐婦女流入地，當地人如何将“花錢娶妻/媳”看做一件合法且合乎道德的事：

　　1）“在那些流入婦女較多地區的基層幹部則認為：買媳婦是解決本地大齡未婚男青年婚姻問題的好辦法，是‘成人之美’，‘辦好事’，并能使地方穩定，對人販子恨不起來。”

　　2）在某流入地，村民責問前來解救被拐成婚婦女的民警：“買媳婦有啥子罪？我們農村娶媳婦還不是要給婦女家裡錢财？照你們的說法，媳婦家的父母不就成了人販子了嗎？”

　　法律工作者徐明軒曾在文章中指出，在刑法增加“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之前，一些拐賣婦女流入地，經常發生暴力阻礙解救行動的事件。比如，1994年，山西省河曲縣土溝鄉數百村民，曾圍攻解救被拐少女的警察一天一夜，導緻兩輛警車被砸。而後，當地公檢法出動了20多輛警車，才救出被圍警察和被拐少女。

　　在廣西“土洋院”案件中，村民黃某曾從向某手中買下一名女精神病人，給兒子做老婆。這位村民曾到當地有關部門給所買女子辦理入戶手續，而後工作人員來到黃某家中，發現那位女子表達能力模糊，但隻拍了照取證并進行處置，事後，也未取締向某的山寨精神病院。

　　圖 |電影《盲山》截圖

　　被拐女性都有一個難回的家

　　一些被拐女性曾有機會重新見到家人或是回到家中，但曾經生養自己的家很難再讓她們回去。

　　1991年，初中文化的曹小琴在和父親吵架出走之後，沒有再回來。她的家人曾在鎮上尋她很久，其母親也為此哭瞎了一隻眼。兩年後，曹小琴的家人從在内蒙古打工的鄰居口中得知，曹小琴被人販子賣到内蒙古托克托縣的許家窯，并嫁給一個叫許小三的男人，育有一子。

　　得知此事後，曹小琴的父親和二妹夫從四川來到内蒙古，但他們并沒有将曹小琴帶回家。據曹家大姐曹永芳回憶：“我爸他們來看見她已經有一個孩子了，而且那個許小三也還可以，為了孩子他們就想着就讓她留在這兒吧，我爸爸他們就跑到縣城裡去給她家買了些生活用品。我爸當時就想，自己的姑娘嫁了這麼遠的地方，沒什麼可以給她的，就買些東西給她當嫁妝，讓她好好在這兒過日子。”

　　兩年後，曹家人從徐小三寄來的信中得知，曹小琴不見了，聽說是和幾個四川人回去了。但曹小琴并未回家，曹家人相信小琴一定是又被賣了。2008年，在好心人和媒體的幫助下，他們才重新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找到了曹小琴，而此時距離上次相見，已經過去了15年。在此期間，曹小琴因精神失常，被倒賣了五次。重新再看到妹妹時，姐姐說，“我們再怎麼樣也要養她，讓她後半輩子過上好日子。”

　　1994年，18歲的郜豔敏離開河南許昌的小山村，去石家莊找工作。剛下火車，她就被兩位自稱可以幫她介紹工作的大姐拐走。被兩撥人販子淩辱後，為了擺脫被人販子控制的狀況，郜豔敏求着前來替兒子找媳婦的農民劉老漢把她買走。最後，劉老漢以兩千七百元的價格與人販子成交，帶着郜豔敏來到河北曲陽縣下岸村。

　　來到下岸村的一年裡，郜豔敏被劉家人監視，嘗試逃跑多次但并未成功，還有一次因為被追得跳進河裡，差點丢了命。後來，劉家終于同意郜豔敏在丈夫的陪同下，回河南看望父母。郜豔敏回到家後，和父母抱在一起哭。她這才知道，因為自己被拐，母親急瞎了眼，父親的頭發先是變白，而後脫沒了。

　　郜豔敏哭着和母親說，自己不想再回到那個又窮又山的村莊，能否借兩千七百塊錢還給劉家。母親告訴她，人家要的不是錢，是你的人，你要是不回去，他們的父母會跟我們一樣，也會急瘋的。“我母親就說，這最後還是由你自己決定。”

　　當時，郜豔敏的父母還告訴她，在村裡，結過婚的女子再想找個好對象，就難了。而後，在老家沒待滿一個月，十九歲的郜豔敏和老三返回下岸村。

　　2006年，重新回憶起這段經曆，郜豔敏記得那時自己“不對任何事情抱希望了”。有記者問她：“你對父母的這個決定失望嗎？”郜豔敏答道：“不失望，一直到現在我也不，從來不埋怨我父母，不埋怨任何人。我隻是覺得可能是自己的命，自己的命不好吧。”

　　貧困家庭之困：養育和照看精神疾病女性

　　2015年，江西贛州鐵路公安部門破獲了一起系列拐賣智障婦女案件。參與販賣當地婦女的媒婆藍某曾向警方供述：“說嫁一個好人家，家裡人不會仔細考證，隻要把人嫁走就行。”專案組調查時發現，在被拐對象老家，一旦智障女兒“嫁”走，家人就很少主動聯系。

　　後來，警方将解救出的被拐婦女送回廣西、廣東老家，其中一名受害人家屬以“家裡困難無力承擔”為由，拒絕接收。後經當地村委會協調，将這名女性納入低保，她才得以順利回家。

　　蘇南基層衛生院婦科醫生吳曉慧曾在《在産房，鄉村女性的殘酷物語》一文中，提及自己給弱智女性小芳做子宮切除手術的事。2007年，15歲的先天愚型患者小芳被父親帶來做子宮切除手術，緣由是小芳來了月經之後痛經，經常把月經血塗得滿牆都是。在小芳父親到縣裡公證處取得申請手術公證後，醫生替小芳實施了子宮次全切除手術。此後，小芳不會再經曆痛經，雖然保留了部分女性功能，但也不能再生育。

　　那之後，許多疑問從吳曉慧心中冒出：“小芳長大後怎麼辦？會不會結婚？會不會被男方嫌棄不能生孩子？會不會被丈夫欺負？”

　　圖 |電影《盲山》截圖

　　被拐女性的錯位人生：自殺、複仇

　　1988年9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沉重的思考——對11位女研究生被騙案的追蹤采訪》，引發大量關注。10年後，報道同濟大學女研究生小A被拐事件的記者武勤英寫下回憶錄，其中提及郓城縣公安局的《關于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

　　報告中，記載了一些被拐女性因抗争自殺：“我縣被拐賣的婦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殺。在大人鄉徐莊村、王井鄉王皮村，兩名少女都是在賣身的5天之内自殺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對于那些活下來的被拐女性，她們面對的是錯位的人生。

　　1999年9月，廣東省高院刑事庭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的彭珮雲親臨旁聽一起正在審判的案件。被告人鄭秀麗因故意傷害罪被檢方起訴，而這樁案子也是電影《盲山》的原型。

　　1994年，22歲的東北姑娘鄭秀麗在珠海市，被賣給49歲的花坪村農民郭南美做老婆。剛被騙到村裡的當晚，鄭秀麗逃跑被抓回。在兄長的幫助下，郭美南強暴了她。後來，鄭秀麗找過當地派出所，卻被懷疑夥人騙錢而不被理睬。她多次嘗試逃跑，但都被抓回，還要遭受一場毒打。在花坪村，買妻成風，村裡人認為她是郭家花錢買來的，她不聽話，郭家就應該“教訓”她。村裡沒人跟她說話，避之猶恐不及。

　　後來，鄭秀麗懷孕生子，但生活并沒有太好過。郭家兄嫂對她态度惡劣，把她當出氣筒，時常譏諷挖苦，甚至當衆辱罵她是竊賊。而郭美南生性懦弱，從未幫鄭秀麗說過什麼。期間，為了一點小事，鄭秀麗和兄嫂打了起來。最後，為了報複兄嫂，鄭秀麗将買來的硫酸潑向他們還在上小學的孩子，周圍5個孩子也遭了秧。經過審理，廣東高院改判鄭秀麗死刑為死緩。

　　對于那些有機會逃離被拐地的女性，并非所有人都能回到從前的狀态。

　　2006年，電影《盲山》的導演李楊曾到一些婦女拐賣多發地了解情況。他想找到曾被拐賣的婦女，但發現頗費周折，隻能跟這些女性的家人打聽，再找過去。李楊曾向記者表示：“救回來的（女性），大多也不願回村裡，因為這事情很丢人，有的連家裡人都看不起。都外出打工了，有的甚至又回去（被賣為人妻的家庭），或是惦念孩子，反正也再嫁不出去。”

　　2021年，一位被拐到廣東37年的六旬張老太找到了家人。但在貴州凱裡老家，她的女兒認為當年她抛棄家庭，不願與其相認。在山東聊城，被警方從人販子手中解救出的張立花遭到村裡人的議論，說她“髒”。風言風語中，她和兩個女兒的關系也并不融洽。

　　孩子和家庭：被拐女性離開的羁絆

　　在一項基于616份關于拐賣婦女兒童公開判決書的調查中，有媒體指出，當被拐婦女長期以“家庭”名義與收買家庭共同生活，在生兒育女後又有了情感牽絆，久而久之，她們漸漸習慣于此。假如收買家庭不打罵她們，還善待她們，這個“新家”會成為她們人生脫離正軌後唯一的慰藉。

　　1995年，從河南老家回到下岸村的郜豔敏對重回被拐走前的生活完全死心。那之後的幾年，郜豔敏度日如年，“就是一種絕望的心情，好像中了邪似的。”丈夫有時喝了酒就會打她，她生了兩個孩子，又兩次自殺。

　　郜豔敏本可能像村裡其他被拐來的女人一樣，麻木地過完一生。直到1998年，輝嶺小學的校長找到她，一種新的可能開始出現。那位校長告訴郜豔敏，希望上過初中的她可以擔任村裡小學的老師。

　　抱着打臨時工的想法，郜豔敏進了教室，她發現班裡好些孩子的母親都不在身邊。她們也是從外地被拐來的，生下孩子後就走了。郜豔敏覺得她們不負責任，孩子是無罪的，如果不上學孩子隻會玩、流浪或者是出去幹活、放羊，“（他們）永遠沒有文化，我們以後就沒有前途，沒有出路。像他父母那樣，祖輩一樣，買媳婦兒。”

　　後來，郜豔敏成為下岸村小學唯一的代課老師，一個人教一、二兩個年級。2006年，郜豔敏已經教了孩子7個年頭，面對媒體的鏡頭，她說：“我在（下岸村）這個最傷心的地方，又找回來了什麼，自己的希望。”

　　2007年，郜豔敏獲得“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她的故事也被改編成為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在接受一些媒體采訪時，郜豔敏表示，如要追究人販子責任，可以直接去找人販子去。“但不想我的家人受到傷害，事情已經過了這麼久了，已經21年了。”

　　2015年，曾采訪過郜豔敏的鳳凰網《冷暖人生》欄目決定再次梳理九年前的采訪，并就一些網友關注的問題電話回訪了郜豔敏。

　　以下是節目組回訪時二人的對話：

　　記者：為什麼一直沒離開村子？

　　郜豔敏：為了村裡的孩子，和自己的兩個孩子。孩子們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孩子。我作為一個母親，不可能為了我一個人活着。

　　記者：您回家的時候，父母沒把您留下來。很多人對您父母有一些質疑，您怎麼看？

　　郜豔敏：現在的社會和二十一年前的社會畢竟是不一樣，現在的社會在發展。現在是大家理解的方式、思維方式不一樣吧。然後農村的生活畢竟和城市生活不一樣，因為農村的生活就這樣，比較複雜的。

　　記者：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些人認為你的婆家他們是違法了的，您怎麼看這件事？

　　郜豔敏：首先，謝謝大家的這份正義，可是這份正義就是說來的真的是太遲了。就是說，時間會倒流嗎？能回到二十一年前嗎？回不去了已經。傷疤誰也抹不掉了，現在已經抹不掉了。現在大家的輿論啊，又來揭開我的傷疤。不僅傷害了我，而且更加傷害了我的孩子們。就是請大家換位思考一下，然後我就想和孩子們平平淡淡地生活。

　　記者：外面現在很多聲音啊，懲治買主，懲罰你的丈夫，您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郜豔敏：當時買我的不是我丈夫，然後就是說當時把我救出來的，也可以說就是這樣吧，然後就是我公公，當時是我哭着，然後求他（把我買走）。現在你看孩子們都這麼大了，如果就像大家說那個，把孩子的爸爸抓走，就說孩子們上學怎麼辦？要是真是進去了，它給孩子們心理上會造成更大的創傷、陰影。

　　記者：現在這些年裡，你有沒有教出來的學生考上了大學的？

　　郜豔敏：嗯，有。

　　記者：大概有多少個？

　　郜豔敏：有一個。目前正在上大學呢。成績一直都挺好的。

　　如何理解郜豔敏的經曆和選擇？這期節目提到一位著名女性心理專家對此事的看法：“其實郜豔敏為了自己的孩子和村裡其他的孩子而留在傷心之地，既不能片面地理解為對環境的屈從，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無私奉獻，大愛無疆。在身心被摧殘，在反抗無門陷入絕望之後，郜豔敏在孩子身上找到了一點點價值、尊嚴和責任。這恐怕也是她發起的最後的，頑強的一種心理的自救。”

　　拴住精神障礙患者，是最優解麼

　　對于精神障礙患者，許多家庭選擇用鐵鍊或鐵籠限制其行為。

　　2008年，在曹小琴被家人尋回前，她因精神失常一直被劉家人用鐵鍊拴在家中。2015年，濮陽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漢“撿”來一位二十多歲的智障女性生子，平日他外出種田時，為防止母子二人走丢，将女人鎖在屋裡，孩子栓在樹上。

　　近日，醫學人類學學者馬志瑩曾對媒體表示：“過去很多拐賣事件中，有人會提問，說你把人救出來又怎樣呢？回答者說，兒童有福利院，精神病人有精神病院。但我們應該去思考，精神病院是否就能成為一個人的最終去處？”

　　在一篇探讨了精神障礙者的照料問題的文章中，馬志瑩提及，“在整個精神服務系統裡，應該有家庭之外的社區居住的選項。比如‘中途宿舍’，一些嚴重的精神障礙患者從精神病院出來之後，可以去這裡過渡。對于獨立居住的精神障礙患者，也可以有社區護士或社工定期随訪。”

　　除此之外，馬志瑩還指出，人們也需要考慮如何去給這些精神障礙患者提供社會支持網絡，進行心理創傷治療。

　　被拐婦女離婚難

　　在财新的一篇報道中，有記者梳理了相關案件，發現被拐婦女起訴離婚被駁回的現象不止出現在一地。被拐婦女往往面對的是一個“拐賣不破婚姻”的殘酷現實。她們的被拐身份，對于離婚而言，并沒有實質影響。

　　對于被拐婦女的離婚困境，深圳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尤樂指出，一定要保護拐賣婦女可以随時離開的權利。他認為，“如果隻是一味死闆地适用感情确已破裂等标準，實際上相當于首先承認了（他們）合法的婚姻關系，這隻會讓買方更加肆無忌憚。”

　　*參考文獻

　　王金玲,姜佳将,高雪玉. 被拐賣婚遷婦女訪談實錄[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

　　王金玲.中國拐賣拐騙人口問題研究[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10.

　　王金玲.華東五省雲南/廣西籍未成年被拐賣/騙婦女/兒童流入地個案研究[J].浙江學刊,2005(4):200-215.

　　黃忠良,翁文國,翟彬旭. 我國拐賣婦女犯罪特點及治理策略——基于1038份裁判文書的分析[J].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33(05):19-27.

　　南方周末：福利院院長成人販子 1萬元賣掉精神病女

　　http://www.infzm.com/contents/37400

　　南國早報：廣西男子辦山寨精神病院：當街綁架拐賣流浪病人并敲詐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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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聞：老太被拐37年後找到家人，老家女兒認為她抛棄家庭不願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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