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貝事件自始至終都有來自全國甚至國際媒體的關注和報道。這些報道大緻可分為兩類，一類就是介紹性地交代正在發生的事件，客觀或不客觀地披露各方不同觀點。其中有些幹脆充當了民間和官方意見的傳聲筒，起着隔空喊話的作用。今天我們再翻開這些報道，會發現，它們已經有了曆史檔案的價值。通過對比，讀者了解了雙方對事實的不同理解，對觀點的不同強調，比如：在對湖貝古村的價值評估中，會發現媒體的傾向很不一樣。

可以說，在“湖貝120計劃”出台之前，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就已經在醞釀和交鋒。2016年5月20日《南方都市報》以“投資300億 湖貝有望成為羅湖新地标——華潤置地力争年内啟動湖貝舊改項目首期物業清拆及開發工作”為題，用一個整版報道了即将啟動的湖貝更新。這篇文章中的一些關鍵詞——“新地标”、“新都市中心”、“萬象奇迹”還有“國際消費中心的引擎”，都是支撐更新的合理性。在強調清拆和改變舊湖貝地貌的必要性時，再次強調湖貝的髒亂差、安全隐患和事故威脅。

但在另外的媒體上，比如，2016年6月23日的《深圳商報》就以“300億改造湖貝古村，引發深圳的拯救行動”為題，報道了民間的不同聲音，報道裡，我們聽見的是“深圳墟，湖貝的張氏一族所建”、“零距離的深圳曆史地标”、“對抗千城一面”等等，以及提出了極具啟發性的問題——誰的湖貝？

在這篇采訪報道中，第一次有人提出“四個湖貝”的概念，即：“一是深圳人的湖貝，就是強調湖貝是深圳人共有的記憶和文化資産；二是五萬人的湖貝，指出必須從湖貝現有五萬居民的角度評估，包括現在居住在舊村裡的租戶，如何顧及他們的利益；三是每個人的湖貝，就是所有人，包括遊客、外地教授學者、路人甲路人乙等，要聽聽他們對湖貝的命運有什麼想法；最後是湖貝人的湖貝，如何在保護古村時讓湖貝村民的利益最大化？”

這些來自民間的想法都是非常具有啟發的，也為未來“湖貝120計劃”所吸收和深化。有關湖貝的讨論，媒體上開始非常熱鬧，觀點的交鋒也很激烈。據我統計，從2016年7月至當年12月，各種國内和本地的官方媒體上共有54篇報道，上至中央電視台下至騰訊地産，都有大篇幅和連續的關注。從這個角度看，“湖貝120計劃”提出的觀點、理據和思想被輿論的關注，遠大于對實際決策的影響。這個事實也告訴我們，“湖貝120計劃”對知識界和社會的啟蒙遠大于對官方決策和公共政策的影響，所以即便我們再怎樣高估“民意的勝利”，但在另一些人看來，這些都是華而不實的嘴炮。

湖貝古村俯瞰

說實話，如果在事件過程中，我們還曾經對一些媒體懷有希望的話，那麼現在我更看重一些記者不是單純報道某一方的訴求，而是用自己的眼睛、耳朵、腳步深入的了解事件的起因、過程和走向，最終把自己的理解形之于文的那些深度報道。對這些記者的辛勤工作，我表示欽佩和贊賞。因為他們身上體現了一種我稱之為“旁觀者正義”的格局。同時，透過他們提供的另一個裁判視角（我甚至願意稱之為感受現實的“語境”），我也得以看到一些當事人都沒有看到的道德和社會情境。

我重視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知道，任何當事人都很容易給對手做道德上不利的裁判。從我本心而論，在湖貝之争的事件中，我不願去貶低任何人，無論道德上還是人格上，更不用說在技術與能力上。因為我知道，能駕馭300億的資金、耗時九年，把一個地方舊貌變新顔，而且還要盡可能讓各方都滿意，無論如何都是不容易的事。稱之為“華潤奇迹”是不為過。所以，在這個時候，“旁觀者的正義”就會很好地平衡各自的偏激傾向，而對事實的複雜性提供一個全面理解和判斷框架。

2016年8月11日的《三聯生活周刊》上發表了一篇署名“丘廉”，标題為“深圳湖貝村：‘城中村’的另一種選擇”的文章。文中作者采訪了湖貝事件中牽涉到的各方代表，包括：老房子業主的原村民，“湖貝120計劃”發起人、都市實踐的著名建築師、“對話湖貝”主講嘉賓阮儀三教授、出生在湖貝但已住在其他地方獨立創業的“湖貝二代”、現在湖貝村的租戶，潮汕籍的魚販、以及從麻省理工學院來的專門研究深圳城中村的研究生。

這篇文章沒有用理論，而是用談話和故事，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牽挂湖貝的理由都是不同的：有的是因為自己的根，有的是因為現實的生意機會，有的是因為孩子上學，有的是因為看到深圳的建築與文化多元性與底層的活力，有的幹脆就是因為痛恨過快的生活變化。最後，文章的結論是：要把湖貝放在深圳“城中村”的整體命運中看。正如文章标題暗示的那樣，城中村有沒有“另一種選擇”，是湖貝危機解決的關鍵。文章的結尾把目光投向另一個雖沒有500年曆史，但是特區内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

文章認為，白石洲已不同于傳統的“城中村”，而是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成為一片“城中城”，有不少白領居住在那裡，甚至還有美國人開的自釀啤酒坊，意大利人開的電子音樂酒吧，俨然是一片國際化的區域。那裡業态多元、充滿活力、日夜不息，以其獨特的社會生态豐富了城市的多樣性。無論政府還是村中的股份公司，加大投入對村裡的硬件進行改善、業态進行升級都是十分可行的第三條道路。

“隻要保留下來，活化就有多種可能。前提就是保留。”這是文章最後的一句話。在我看來這句話裡表達的不僅是一種期待，也是媒體人對城市發展獨立的認知。他們不再單純從經濟增速的角度考慮問題。城市空間生産和分配的多元可能性，已經開始進入他們想象和判斷視野。在這裡“前提就是保留”表現了一種成熟而全面的裁判，是一種健全的公共推理和對複雜事物審慎而充滿尊重的表達。

作者沒有對“第三條道路”做深入探讨，僅僅是作為一個問題抛了出來。我們幸運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與探讨不同于當下壟斷性控制城市空間生産和更新的模式。今年底第七屆深圳香港的城市／建築雙年展，第一次把城中村作為主場和主題，探讨“城市共生”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一個隐約浮現的“更合法、更平等、更低沖擊”的城市複興的前景，那些在記憶中和想象中的時光。

超越了死，

日日夜夜再給我們一次歡欣？

在“運氣的剃刀邊緣”生活

“一個遠遊異鄉的人可以觀察到，正是認同感和親近感使人類聯系在一起。”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這樣說，原因正如在古希臘著名的悲劇《安提戈涅》中，劇作家索福克羅斯描述的那樣，人類在“運氣的剃刀邊緣”生活。這部著名的古希臘悲劇表現了人類會處于的不可調和矛盾中，人類命運的詭谲和荒誕，常常表現為沒有一種終極真理的裁定，我們必須看到，真理和道德互相沖突及敵意有時是不可避免。用功利主義的原則，以趨利避害來平衡自己的内心，常常不能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培育一種人格的力量，不是以成功的概率去行動，而是以愛和榮譽的激情去踐行。所以在文章最後，我想談談參與“湖貝120計劃”給我本人帶來的内心滿足和怎樣獲得一種超越利益考量的實踐理性的知識，換句話說是對怎樣做好城市公民的内在觸動。

在湖貝之争發生之前不久，也就是在2015年12月，我們胖鳥劇團在沙井國際金蚝節上演出了一部和法國藝術家合作的環境戲劇作品《香槟與蚝的浪漫史》。我們演出的地點，在沙井步湧村江氏大宗祠，這個家族一直是當地養蚝的世家。沙井的蚝也許是人類人工養蚝的開始，有記錄是在南宋。但現在這個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産業，在當地已是昨日黃花。我們的戲通過和法國香槟的命運對比，表現了沙井蚝消失的無奈而又痛苦的經過。

我是這出戲的作者。我想通過這出戲，問觀衆也問自己一個問題：這個消失的産業，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通過香槟，觀衆們有所領悟，法國人對擁有香槟的重視，就像他們擁有馬賽曲一樣，那是他們共同的财富，而不光是香槟省的酒莊老闆的香槟。我們深圳的主流意識一直強調自己有什麼、自己是什麼的邏輯。你有一個别墅，你就是土豪；你有一個公寓，你就是成功的白領；你有一個公司，你就是老闆；你隻有一個胸卡，你就是一個打工的。但我們共同擁有的是什麼呢？

在那個戲裡，我試圖回答這個問題：那些已經逝去、正在失去和不斷失去的東西是我們共同擁有的。在我看來，讓我們共同擁有屬于所有深圳人的，不曾消失的東西，這件事仿佛傳說一樣，是不可能實現的鄉愁。因此，我認為深圳人共同體命運就像一個詛咒：在歲月中那些失去生命、失去回憶、失去社會不會留下痕迹，最終這個城市将變成一個個孤零零的、豪華的墳墓，在歲月的流沙中湮沒。

但是，2016年的7月2日我看到了深圳人可以改變這樣的宿命。這不再是傳說，因為就在一天時間裡，我認識了在深圳二十年加起來都沒結識到的這麼多新朋友。這些朋友因為不想讓一個古村消失，而走到了一起。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中大喜大樂的一天。

湖貝工作坊現場，這些朋友因為不想讓一個古村消失，而走到了一起。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中大喜大樂的一天。

我一再說湖貝的公共性。公共性說到底，不是光靠書齋裡學術報告的厚度壘起來的。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人，無論學者、設計師、規劃師、藝術家、官員、記者，還是普普通通的市民，他們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和小世界，合力為了一個社會的目标呐喊、呼籲、研究、表達以及傳播。我看到了這麼多深圳人，在自覺用理性與負責的行動，強調一個社會規範需要被重視、以及最終應當有保障。所以，這是一個社會創新實踐。相應地，我更希望能有制度創新的實踐來落實。而所有這一切，歸根結底是為了一個“共同體”——深圳人。

我們每一個參與行動的志願者心中始終認同并忠誠的竟是一個想象中的意象。這件事想起來，竟是這麼不可思議！但這樣的關切又是這麼的現實和具體，可觸可感，同聲共吸。因為，我們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這個城市可以更美，在高聳的天際線、綠肺和城中村和諧融合的城市景觀上；可以更公平，在暴發戶、白領、打工者共存的社群中；可以更自由，在各種意見和創意平等交流中；可以更人性，不光有成功者的訓練營，也有同性戀酒吧和臨終關懷醫院。

深圳也許是中國唯一一個曾經不必看一個人的家庭背景、學曆出身，存款多少和城鄉差别而可以落腳并獲得機會的城市。這樣的移民曆史，讓我們的共同性是可以超越自己原來的優勢與劣勢，在一個新身份的期待中，形成社會團結的基礎——這是我們這個城市最大的，也是可持續的社會資源，我們可以擁有它并值得為這個希望付出愛心和努力，為每一個陌生的、但和你我一樣的另一個市民服務，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公民的人生價值，也是一種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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