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國的義務教育是九年制的，小學6年初中3年，也有的地方小學5年初中4年的，12年義務教育還沒有在我國普及，目前隻有東部地區和發達城市在實施12年義務教育，也就是包括高中3年，像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一樣，不過近日網上有傳言說2022年額能實現12年義務教育，而且國内一些城市已經開始實行了，這是真的嗎？那麼12年義務教育什麼時候開始實行？12年義務教育試點城市有哪些？下面就跟小編來了解一下吧！

　　2022年能實現12年義務教育嗎

　　不會。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負責人回應表示，現階段不可能将九年義務教育升級為十二年制。

　　該負責人表示，今年教育部等四部門印發了《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國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但普及、義務和免費是三個不同的概念，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重在解決有學上的問題，不是将高中階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或者實施免費教育。

　　該負責人說，義務教育具有普及、均衡、強制和免費等屬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明确規定我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是重中之重，到2016年我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水平已達93.4%，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取得顯著成績，但義務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未來一段時間進一步提高義務教育鞏固水平和均衡發展水平的任務仍然繁重。

　　12年義務教育試點城市

　　實行12年義務教育的省市如下：廣東省珠海市、河北省遷安市、江西省德興市、福建省福州馬尾區、湖南省吉首市、江蘇省南京市、福建省晉江市 、内蒙古自治區、福建省“漳州開發區”、廣東省深圳市、湖北省興山縣、青海省“六州地區”、四川省“民族地區”、雲南省迪慶州與怒江州、新疆自治區吉木薩爾縣、湖南省長沙市、陝西省、浙江省甯波市鄞州區。

　　十二年義務教育，是指将高中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範圍之内從而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中國特區、民族地區、浙江、廣東、河北多地都嘗試了高中免費教育，取得很好反響。但主要還集中在民族地區、沿海等發達地區，沒有大範圍普及。

　　陸銘：一線城市應率先實現12年義務教育，讓留守兒童進城上學

　　落實“雙減”政策，北京出台多項硬核舉措。

　　8月17日，北京市教委、人力社保局等單位共同舉行，介紹“雙減”措施和新學期工作重點等情況。

　　根據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介紹，北京市的“雙減”目标為校内校外雙向發力，穩妥推進，分步實施，确保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于2021年底前有效減輕、兩年内成效顯著，人民群衆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

　　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無疑是中國教育内卷最嚴重的地方。從天價學區房到985名校再到好單位，父母為孩子早早規劃好了一條通往上層社會的捷徑。但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看來，瘋狂内卷的中國教育領域，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值得關注。

　　陸銘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專訪時認為，中國要在“十四五”期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公衆受教育水平跟部分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國家數據顯示，發達國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已達到13-14年，而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年左右。

　　“經濟要持續發展，一定要持續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其中一個大的問題，就是進一步普及12年教育，等條件成熟時，變成義務教育。”陸銘建議，特大和超大城市應加強對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的投入和學校建設，尤其要加強高中建設，提高外來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上學的比率，以适應整個國家普及12年教育（包括職高）的趨勢。教育投入應該跟着人口流動方向走

　　時代周報：你最初提出“普及12年義務教育”的思路是什麼？上海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反映出明顯的短闆？

　　陸銘：其實不僅僅是上海，而是全國七普數據呈現的短闆。也不僅僅是七普數據呈現出來的，而是若幹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導緻了問題的出現。

　　具體來講，中國老齡化和少子化已經出現長期趨勢。再具體到勞動年齡人口數量，早在2012年前後，已經開始進入負增長階段。社會各界的共識是，一定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否則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産生負面影響。

　　關鍵是怎麼應對這些問題。有兩點十分重要：第一，城市化。人口跨地區流動的趨勢已經出現，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内陸地區向沿海集中。人口跨地區配置，能夠提高勞動資源利用率，延長人口紅利；第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延長人力資源的質量，從數量紅利轉化為質量紅利。

　　從趨勢上來講，中國的城市化率在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在提高。但我認為，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當前仍然存在阻礙城市化進程、阻礙教育水平提高的體制和制度性障礙，比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

　　經濟要持續發展，一定要持續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其中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要把12年教育進一步普及，等條件成熟時，可以變成義務教育。地方政府和社會民衆都應把完成高中階段的教育作為自己的責任，才能最終解決這個問題。

　　時代周報：如果普及12年義務教育，政府如何支出？對地方來說，這是很大一筆開支。

　　陸銘：普及12年義務教育，的确會帶來大量的地方政府支出，但現在高中階段教育的毛入學率并不低，而且還在不斷提高。普及12年義務教育并不是從0到1、從沒有到有的突變，而是一個漸變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第一，随着經濟發展，地方政府擁有的資源增長，在邊際上增加的投入更多偏向教育；第二，調整政府支出結構，特别是在經濟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基礎設施和城市開發建設在硬件上的投入相對已經較好，政府投入更加應該偏向軟件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

　　第三，多方資源投入。加大投入，不一定單靠地方政府一方力量，多方特别是民間資金要加大投入。隻要在思想上更加解放，允許民間辦學，一些教育的投入可以由民間資金而非政府公共資金投入，多元投入總比投入不足好。政府需要負責的，就是對包括公辦教育、民辦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提供主體進行内容和質量監管。随着中國開放程度的提高，對于國際學校的需求也會增加，有些教育投入主體還可以是國際學校，通過國際辦學合作加大投入。

　　第四，中央财政加大教育投入，應更多跟人口流動方向相一緻。未來随着人口流動趨勢進一步加強，将會有越來越多農村戶籍的孩子在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這時教育資源比較緊缺，投入壓力比較大的是那些人口流入數量特别大的發達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的特大和超大城市。中财的财政轉移支付要更多地和人口流動方向保持一緻。

　　時代周報：在你看來，我國在教育投入上存在哪些具體問題？

　　陸銘：教育投入，首先是總量，其次是結構，接下來是空間布局。

　　總量上，我國教育投入占GDP的4%，已經達到國家制定的教育投入标準。但光看總量其實不夠，結構上還存在很多問題。

　　一方面，教育投入不均衡。教育投入在地方政府層面占比非常高，在人口流動的趨勢裡，就會出現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不太願意為新增外來人口的教育需求增加教育投入，外來人口教育需求供給不足。

　　至于中央層面的教育投入，主要以相關的财政轉移支付進行，主要投到了欠發達地區。但人口已經客觀流動起來了，這就出現了中央層面的教育财政轉移支付，跟人口流動趨勢不匹配的問題。現在已經明确提出，公共服務資源要按照常住人口進行配置，有望逐漸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學前教育投入相對不足。最近，在配套三孩政策的意見裡，中央指出，要多方力量增加托育服務供給，我認為這個趨勢是對的。

　　再到空間布局上。一方面，城市和城市之間的教育投入差距非常大。我國的教育投入跟GDP挂鈎，地方教育投入跟地方GDP挂鈎，所以相對來講，發達地區的教育投入資源相對充分。尤其當發達地區教育投入沒有完全覆蓋到外來人口需求的時候，相對負擔較輕。但在欠發達地區，教育投入如果也跟當地的經濟規模挂鈎，壓力大，主要靠轉移支付。

　　但如果考慮到人口的流動，更嚴重的問題出現在發達地區的人口流入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流出地區，尤其是人口流出的農村地區之間。在人口流入地，大量流動人口的孩子沒有辦法接受均等化的教育資源，在城市内部産生數量龐大的流動兒童。如果考慮到未來将教育供給覆蓋到外來常住人口，則反而是發達地區的教育支出壓力巨大。

　　與此同時，在人口流出地，又存在着數量龐大的留守兒童。如果将夫妻雙方其中一個外出打工，孩子就算作留守兒童的話，留守兒童的數量将遠遠超過民政部的統計。留守兒童接受的教育相對不好，家庭家長的照看也不夠好。公共服務應該順應人口增長

　　時代周報：你建議，上海、北京、深圳等特大和超大城市加強對教育的投入和學校建設，提高外來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上學的比率，尤其建議加強高中建設。為什麼建議從特大和超大城市起步？

　　陸銘：随着外來人口市民化進程的推進，未來如果要将12年教育普及，進而轉成義務教育，現在供求矛盾較大的，就是人口大量流入的特大和超大城市。随着時代的發展，特大和超大城市要把增加高中教育的投入盡快提到議程上來。否則當前的供求矛盾隻會越來越大。

　　相反在一些中小城市，人口增長較慢，甚至有些地方出現人口負增長，在高中階段教育普及過程中，這些中小城市的壓力反而沒有那麼大。

　　時代周報：這是否會導緻人口進一步往上海、北京這種特大城市流動？

　　陸銘：要分兩面看：從公共服務均等化角度來講，的确會促進外來人口市民化的進程，會讓人口特别是已經在城市裡成為常住人口的中青年外來人口的孩子，更多地成為随遷子女。同時有可能引起新一輪人口增量。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面臨這樣的趨勢，難道不就是中國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實現公共服務按照人口配置的理想目标的一個路徑和方向嗎？至于人口集中所帶來的趨勢，政府能夠做的事情，永遠隻能是公共服務順應人口增長。

　　但同時，市場力量會有所調節。一方面，人口的集中，帶來人口流入地區生産要素價格的上升，一些适應不了生産要素價格的企業外遷，最後使得這個城市出現就業崗位增長的天花闆，制約人口增長。與此同時，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更高，特别是房價更高的趨勢，也會使得大量人口最終不一定留在特大和超大城市發展。對于政府來講，通過行政力量能夠做的事情，不是通過減少公共服務的投入去限制人口，而是應該增加公共服務去順應常住人口的需求。

　　如果不着手解決公共服務的短缺，給城市帶來的問題将是供給和需求之間越來越嚴重的矛盾。最後你會發現，人口增長在客觀上仍然是一個趨勢，但越來越多比例的人口在既有的制度之下，無法在城市裡面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時代周報：你指出，讓在農村地區居住和生活的孩子跟随父母進城，一方面能夠實現家庭的團聚，另一方面能夠讓更多的孩子在他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接受教育，提高教育質量。考慮到生活和教育成本，很多農民工或許不會将孩子帶到城市上學，這樣是否會加劇教育的不均等性？如何保證教育的相對公平？

　　陸銘：如果将教育均等化作為一個政策目标，這是比較對象的問題。

　　現在在城市裡存在大量流動兒童，不能享受均等化的教育資源。同時，在農村又存在大量留守兒童。相對于現在的狀況，如果在城市增加教育投入，讓孩子能跟父母一起進城享受教育服務，就能增加教育平等。

　　當然，等到政府的公共政策真正做到教育資源按常住人口配置，仍然會有一部分人口覺得，哪怕能讓我的孩子在城市或者大城市裡接受教育，我也不去。他會選擇在中小城市甚至農村呆着。但那種狀态是人的自由選擇，比今天所出現的狀況是更加均等的。對于留守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那些人口來說，政府再通過财政轉移支付，為農村和中小城市的留守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這才是促進均等化的根本路徑。

　　中辦國辦公布義務教育“雙減”政策，“雙減”政策指的是什麼？

　　開放三胎了但是很多人卻不願意生，因為養一個孩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要吃喝，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針對大家的顧慮，國家也做了很多努力，讓家長在教育的路上越來越輕松。我們都認為教育應該是公平的，大家接受的教育應該是一樣的，而課後輔導班打破了這種公平，這些年課後輔導班越來越多，有錢的家庭多報班，一般的家庭少報班，讓大家覺得教育其實是跟金錢挂鈎的。孩子周一到周五白天在學校裡學習，下課後以及周末到輔導班學習，沒有自己的活動時間，輔導班的收費高，家長也是有苦難言。而如今教育部門出手整治，減輕學生跟家長的負擔，讓教育不再成為家庭的負擔。

　　一、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

　　義務教育的雙減是減輕學生的作業負擔，政策要求減輕學生的作業量以及作業時長。要求合理的調控以及設計作業的結構，讓孩子盡量在學校把作業完成，不能給家長布置作業，不能讓孩子自己批改作業等。

　　二、減輕校外培訓負擔。

　　校外培訓是很多家長面臨的難題，你的孩子不學，别人的孩子在學又學得不放心。這次的雙減政策有一項是針對課外培訓機構的，要求各機構不能占用法定節假日、休息日進行學科培訓，同時要求學科類教育機構一律不得上市。

　　三、提升課後服務水平。

　　教育部門出台政策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給孩子跟家長減負，為了歸還教育的本意。政策還要求各個義務教育學校開設課後延時服務，要求學校的下課時間不得早于當地的普遍下班時間，讓家長能夠安心上班，孩子也能夠安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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