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的作者到底是誰？曾經是一個衆說紛纭、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主要有丘處機、李春芳、王陽明、朱鼎臣、吳承恩等好幾種意見。那麼，《西遊記》作者的“正主”如何考定的呢？下面為你詳細解答。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西遊記》

現在存世最早的《西遊記》版本，是明代萬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闆大字西遊記》。此書不署作者姓名，隻在扉頁上題“華陽洞天主人校”。後來有人考證，華陽洞天主人實為李春芳。李春芳（1510～1584）字子實，号石麓，世居句容縣，後移居興化。世德堂本《西遊記》扉頁所署“華陽洞天主人校”，充其量隻能說明《西遊記》曾經其校訂，并不能證明此書就是華陽洞主人撰著的。而且，曆史上号華陽洞主者并不僅僅李春芳一人。

《新刻出像官闆大字西遊記》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丘處機著《西遊記》的意見影響最大。丘處機（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長春子，元登州栖霞人（今屬山東省）。認定丘處機為《西遊記》的作者有兩個緻命傷。第一，《西遊記》屢次寫到錦衣衛、司禮監、會同館、東城兵馬司等官制與官職，而這些官制、職官是明代出現的。丘處機是宋元之際人，由他創作的著作中怎麼會出現明代的官制與職官呢？第二，誠然，丘處機寫過一本《長春真人西遊記》，但此《西遊記》非彼《西遊記》，二者風馬牛不相及。

王陽明即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陽明，明紹興府餘姚縣人，古代著名思想家，陸王心學集大成者。說他是《西遊記》的作者，卻缺乏起碼的證據。朱鼎臣字沖懷，廣州人，一說江西臨川人。晚明庠生。但他的著作實為《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全書10卷，共66回，并非流行于世的100回本《西遊記》。這兩種意見都不值一辯。

在《西遊記》作者諸說中，吳承恩最為晚出而又最不受待見。吳承恩（1504～1582）字汝忠，号射陽山人，明淮安府山陽縣人，曾任山西潞安通判、浙江長興縣丞、湖北荊王府紀善。天啟《淮安府志》有傳。

淮安吳承恩故居

最早提出吳承恩為《西遊記》作者的是吳玉搢的《山陽志遺》。時間稍晚，阮葵生在其《茶餘客話》中響應吳玉搢，發表了類似意見，進一步肯定吳承恩為《西遊記》的作者。非常可惜的是，吳玉搢和阮葵生早在乾隆期間就提出了吳承恩對于《西遊記》的著作權問題，但直到清朝滅亡，似乎也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直到1920年代，這種局面才得到改觀。

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魯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吳玉搢、阮葵生的意見，并在其《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說》明确提出：“探索舊志，知《西遊記》之作者為吳承恩矣。”當時胡适正在進行《西遊記》的研究，魯迅便将掌握的資料抄給他：

魯迅

天啟《淮安府志》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吳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極群書，為詩文下筆立成，清雅流麗，有秦少遊之風。複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數奇，竟以明經授縣貳，未久，恥折腰，遂拂袖而歸。放浪詩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彙而刻之。

又同書十九《藝文志》一《淮賢文目》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卷；《春秋列傳序》《西遊記》。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與《天啟志》悉同。

胡适如獲至寶，憑借這些資料，在1923年2月寫出《西遊記考證》，後來發表在1923年第6期《讀書雜志》上。胡适先生還考證出，吳承恩大約生于正德之末（約1520），死于萬曆之初（約1580）。而“天啟《淮安府志》修于天啟六年，當西曆1626，去吳承恩死時止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據了”。并引吳承恩的《二郎搜山圖歌》，進一步證明《西遊記》确為吳承恩所作。

胡适

此後，鄭振铎、孫楷第、趙景深、劉修業等學者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引證、申述，從此《西遊記》的作者為吳承恩逐漸在學術界成為主流，幾成共識，以後刊行的《西遊記》作者均署為吳承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語言學家們又從方言學的角度，進一步證成這種意見。于是，吳承恩著《西遊記》遂成為婦孺皆知的社會常識，央視1986年版電視劇《西遊記》也署作“吳承恩原著”。

西遊記劇照

《西遊記》為吳承恩所著能夠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也不全靠魯迅、胡适兩位學術大師的崇高威望。首先，天啟《淮安府志》的資料真實可信。天啟《淮安府志》書前《淮安府新志纂輯姓氏》纂修人一共羅列了16人，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當地官場中的頭面人物，隻有位居最末的楊時蕃、唐缵修、劉一炤三人是普通生員。根據高登龍的《淮郡新志序》：“是志也，托始終于東平宋公，總裁于知常方公，載輯則楊生時蕃、唐生缵修、劉生一炤。”

天啟《淮安府志》書影

明确告知我們，實際參與此項工作的隻有五人。其中，宋祖舜時類似于現在的地方志編委會主任，主要負責行政協調。方尚祖類似于今天的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或志書的行政性主編，主要負責全書的統籌與最終審定。楊時蕃、唐缵修、劉一炤的職責是“載輯”，即負責資料的搜集和志稿的撰寫。可以說，志書的基礎性工作是由楊時蕃、唐缵修、劉一炤三人完成的。就人際關系而言，他們和吳承恩是同鄉。就人書關系而言，他們是以本籍人之身編纂本地府志。就人時關系而言，他們是當代人編纂當代志。從吳承恩著《西遊記》這件事來看，我們不妨說楊、唐、劉三人是事件的親曆者、曆史的見證人。他們編纂淮安府志時，吳承恩去世才過去四五十年，說不定他們中有人見過吳承恩的“真身”。即使“未見其人”，也一定對吳承恩的生平事迹耳熟能詳。出自這樣一群人之手的志書，其資料的真實性當然無可置疑。

現藏于江蘇省方志館的漆畫“清代修志圖”展現了清代官修志書的全過程

另一方面，在古人心目中，隻有詩詞歌賦等才屬于文學作品，小說無異于“地攤文學”，地位一直比較低下。因此我國古代小說始終難登大雅之堂。揚善是地方志的古老傳統，有的修志者甚至不惜強拉名人壯聲色。但在小說地位低下的明代，天啟《淮安府志》的纂修者決不會做出超出時代局限的舉動，硬要把并非本地人撰著的《西遊記》當成“潛力股”收入書中。唯其如此，書中有關吳承恩著有《西遊記》的資料才更加客觀與真實。

來源：方志江蘇微信公衆号

作者：張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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