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李商隐當年以擅長骈體應用文著稱，好幾位可以自辟僚佐的大員（如桂管觀察使鄭亞、武甯軍節度使盧宏正等）請他去擔任秘書，另外又有若幹官員請他寫某一篇文章——那時官場裡的應用文例用骈文（所謂“今體文”），社會上也普遍重視此種文字。李商隐對自己這些應用文字相當重視，曾先後自編過兩本集子。

第一本自編文集《樊南四六》（亦稱《樊南甲集》）是大中元年（847）十月他任職于桂管觀察使鄭亞幕府時編成的，其序言寫于他奉派赴南郡（今湖北江陵）谒見荊南節度使鄭肅的舟行途中。這篇序言告訴讀者：李商隐坦陳自己原先是寫古文（散文）的， 後來才專攻今體（骈文），從此往而不返，盡管弟弟很不贊成也置之不理。自己學寫骈文的老師是令狐楚（太平軍節度使、郓曹濮觀察使，封彭陽郡開國公）和崔戎（華州刺史），自己所師法的前代大師則是南朝的任昉、範雲、徐陵和庾信。骈文應講究對偶（“好對”）和用典（“切事”），更重要的是要寫得生動，充滿感情。從這裡人們可以知道，李商隐的文稿是随身攜帶的，編集時曾有所改訂。他的編輯工作完成于今湖南省境内，同時也流露出他此時躊躇滿志，自視甚高。

他第二本自編骈文集《樊南四六乙》（亦稱《樊南乙集》），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任職于東川節度使、梓州刺史柳仲郢幕府期間編成，其序言中列述自上次編輯《樊南四六》以來的經曆。與上次很熱心地自編《樊南四六》不同，這次是應一位愛好者楊本勝的請求而編，自己的積極性并不高。他說自己态度改變的原因是“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妻子王氏去世了，自己情緒低落，興意闌珊，對于文章已無興趣——這裡沒有提到而實際上大起作用的是，政局發生巨變，對前途已無信心。上次編集大約是有文即錄的，這次卻删掉一二百篇，其原因他沒有說，估計也很可能同形勢的變化有關。

不過，如果真是文章“非平生所尊尚”，那麼這樣的續集也就大可不必再編，應楊本勝之請編出來後也不必徹夜無眠。從字裡行間看去，李商隐内心深處很矛盾。先前的豪情已喪失殆盡，隻剩下感慨。

李商隐自編的這兩部集子專收骈文，至于他的古文和辭賦則另行編集，所以《新唐書·藝文志》除著錄他的骈體文甲乙二集凡四十卷之外，另有《賦》和《文》各一卷。可惜後來所有這些集子全都亡佚了。今天所能看到的李氏文集都是後人的輯佚注釋本，計有三種：

一、《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清人朱鶴齡、徐炯從《文苑英華》、《唐文粹》等書中搜集整理出李文一百五十篇，由徐樹穀、徐炯分任箋、注。此集有開創之功。

二、《樊南文集詳注》八卷，其文本基礎是上述徐氏箋注本《文集》，清人馮浩重加删補訂正，另作空前詳備的注釋，訂正了二徐注本的許多誤失。馮浩是著名的李商隐研究專家，他另有《玉谿生詩集箋注》和《玉谿生年譜》，他這三部書成了後來研究李商隐的重要基石。

三、《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由清人錢振倫從《全唐文》中輯出未見于《李義山文集箋注》和《樊南文集詳注》的李商隐文二百零三篇，并與其弟振常分任箋、注。《全唐文》中的李文來自《永樂大典》，大抵是一般讀者前所未見的，這兩百多篇文章的單獨結集大大增加了人們對李商隐的了解。

将上述成果加以總結并大力向前推進的是近賢劉學锴、餘恕誠二先生合撰的《李商隐文編年校注》，凡五冊，中華書局2002年版。這部書的好處是将現存全部李商隐文（以骈文為主，也有少量的辭賦和散文）三百五十餘篇一網打盡，詳加校勘，予以編年（少量無法編年的列于編年文之後），并彙集多種舊注，重加訂補，其間又充分吸收了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和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等較新的考證成果，成為集大成的重大成果。

劉、餘二先生又先行出版了《李商隐詩歌集解》（凡五冊，中華書局1988年初版本，2004年增訂重排本）和《李商隐資料彙編》（凡二冊，中華書局2001年版）——他們的這三部書代表了迄今李商隐文獻整理的最高水平，估計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内都将發揮重要作用，而且無可取代。（顧農）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