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世紀後半葉開始，大規模的海上貿易逐漸發展起來。晚唐至北宋早期（9至10世紀），海上的對外貿易達到了第一個高峰階段。這時，在瓷器生産中有悠久曆史的罐類器物有了新的使用功能，就是在長時間的海上航行當中作為儲存淡水、葡萄酒的盛儲器或裝置其他船貨的包裝用具。這類在海上貿易中的儲物罐，盡管有大小的區别，但其共同的特征是胎釉加工都比較粗率，很少有裝飾，因此一向不被中國的研究者所重視。然而，近年來這類儲物罐卻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關注，其原因有二。

第一，這類罐在古代常常用來盛放珍貴的物品，比如香料、茶葉等，當茶葉的飲用走向儀式化的時候，茶具也被賦予了許多特定的含義。作為盛放茶葉的這類罐也就受到了特别的關注。其在日本被用作與茶道相關的器具，用于陳設，備受珍視，被賦予了很高的價值，以往日本學者發表的相關論文連篇累牍，直至近期還十分熱絡。而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大個的儲物罐則異化成具有禮制性意義的器物，被當作财富的象征，并成為重要的收藏品。近期還出版了關于儲物罐的研究專著。2014年，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USA）以巨資購入一件名為“千種（Chigusa）”的茶葉罐（圖一），這件罐從鐮倉時代（1185-1333年）就運銷日本，受到極大的珍重，購入以後該館舉辦了專門的展覽，并出版了圖錄。

圖一 佛利爾美術館購入日本“千種”茶葉罐

第二，近年來水下考古發展迅速，許多沉船被發現和發掘，沉船中出水了大批大小不等的罐，這些罐被廣泛用于海舶之上，其使用功能随時間的發展還有變化，引起了人們的重視，特别是關于這些罐子的産地和使用功能，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

由于上述原因，近年來儲物罐成為國際上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法國遠東學院連續召開了兩次專門關于海上貿易中使用儲物罐的大型國際學術讨論會，東南亞的學者紛紛開展窯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報告了許多與生産海上貿易用儲物罐相關的窯址資料。中國境内的生産儲物罐的窯址資料備受關注，然而，由于儲物罐在中國古代瓷器研究中不被重視，因此中國的資料非常缺乏，使人深感遺憾。

儲物罐在大航海時期以前在海上貿易中的使用大體可以分為早晚兩個階段。

兩個階段：

早期階段是海上貿易興起的初期階段，即8世紀後期到10世紀的時期。

可以以泰國沙沒沙空省(Samut Sakhon)距暹羅灣8公裡的塔欽河河道中發現的帕侬蘇琳沉船（The Phanom-Surin Shipwreck）和爪哇海發現的黑石号沉船（Batu Hitam Shipwreck）為代表。

前者的時代為8世紀，後者的時代為唐寶曆二年（826年）。兩條沉船都出土了廣東産的大罐、波斯釉陶罐和被稱為“魚雷形瓶”的尖底大口罐。帕侬蘇琳沉船由于沉沒于内河，貨物有機會在船沉沒以前搬走，因此出土的器物較少，以陶瓷罐殘件為主，可以确認這些罐用于盛放稻子和用作縫合船密封物原料的瀝青。

黑石号沉船是一條沉入大洋的海舶，船貨完整地保存下來，水下考古發掘者邁克爾·弗萊克（Michael Flecker）詳細介紹了黑石号沉船陶瓷的出水情況，并歸納了廣東産大瓷罐在船上的裝運方式和用途。他提出作為儲物罐的廣東陶瓷，主要有兩種用途，一是盛載出口貨物，以帶系罐、壺最常見。二是盛載船員航行中所需的食物和飲用水。

用大罐盛儲船貨，是這個時期的特殊現象，從黑石号出水器物可知，這些大罐内裝載的貨物包括以下幾類：

1. 耐用器，如瓷器，包括長沙窯釉下彩碗和部分北方白瓷（圖二）；

圖二 黑石号沉船大号儲物罐盛裝長沙窯碗場景複原圖 圖二 黑石号沉船大号儲物罐盛裝長沙窯碗場景複原圖

2. 可腐壞的有機貨物，如盛産于中國南方及越南的香料八角（又稱大茴香）；

3.液體，弗萊克相信部分黑石号沉船發現的空罐子，特别是短流壺，可能用作存放液體，西方學者康蕊君（Regina Krahl）則認為帶系壺可能用于存放葡萄酒類，因為壺嘴較小，并安裝在肩部一個不太合适的位置，液體難以倒出，推測壺嘴可能是作透氣孔之用（圖三）；

圖三 黑石号沉船出水肩部帶短流的大罐

4.還有一些中、小型的罐子裡面，則裝載着兼具壓艙物和出口原料功能的鉛條，表現出盛裝物比罐子更堅硬的奇怪現象（圖四）。可見在早期階段，儲物罐的功用不單純是用作液體和有機物品的容器和包裝用品，而是盛裝了無所不包的所有船貨。近來有學者提出，這類罐可能在早期階段被用來作為海船容積的計量單位，并很可能是當時官方對海上貿易課稅的計量單位。早期階段的這些儲物罐的産地，目前學界比較一緻地認為均産于廣東的珠三角區域，包括廣東新會官沖窯、高明大崗山窯和近年來發掘的曾邊窯、沙邊窯等地。

圖四 黑石号沉船小号儲物罐盛裝鉛條出水情況

晚期階段是10世紀後半葉以後，直到大航海時期，儲物罐的使用功能開始出現變化。

具有代表性的是爪哇海發現的推測年代為968年的井裡汶沉船（Cirebon Wreck），這條沉船出水了30多萬件瓷器，以越窯瓷器為主，同時也出水了許多大小不等的儲物罐（圖五），其中瓷器中最主要種類的碗、壺等器類采用了直接架放在船艙裡的方式，不再放置在大罐裡（圖六）。可見在後期階段這些大罐不再盛裝用作船貨的瓷器、金屬原料；其用途明顯是僅用來盛裝淡水、酒和其他食材等飲食用品，以及與航行密切相關的物品，如16世紀以後的火藥等。

圖五 井裡汶沉船出水的廣東産青瓷罐

圖六 井裡汶沉船裝載瓷器情況複原圖

罐類器物在海上貿易中的這種作用，從10世紀後半葉确定下來，一直延續到了近代。後期階段的儲物罐，從目前發現的沉船看，以尺寸在40-60厘米的中号的罐子為多。黑石号上出水的那種高90厘米左右的大号罐子就比較少見了。關于後期階段儲物罐的産地，以往學界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兩個窯址：廣東佛山奇石窯、福建晉江磁竈窯。

持這些儲物罐産自磁竈窯觀點的學者主要來自福建，人數不多，也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磁竈窯開展過考古工作的有土尾庵窯址和金交椅山窯址，問題是這兩個窯址盡管都生産罐類器物，但主要是高20-40厘米的小号罐子，很少有中号的罐子，與水下考古的發現不甚相符。

廣東佛山的奇石窯，以往常常被納入石灣窯的生産體系。地理位置屬于北江流域，自然資源條件十分适宜陶瓷生産。20世紀50、60、70年代都開展過考古工作，特别是1976年，佛山的“石灣鎮史”編寫組和中山大學曆史系開展過較為詳細的考古調查，主要調查了石灣鎮西部的大帽崗窯址和西北的奇石窯址，兩處窯址都在當時的南海東平河東岸，常被統稱為石灣窯。還調查了原和順鎮（現裡水鎮）的文頭嶺窯，因與“官窯”地名關系密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又稱“南海官窯”。特别是奇石窯址和文頭嶺窯的調查中發現了肩部帶有戳印文字的青黃釉和醬褐釉四橫系大罐，由于這種罐中有一種印款為“清香”銘，在日本的傳世品和東亞、東南亞各地的遺址中以及沉船中多有出土，被日本學界稱為“清香”罐，早年故宮博物院在文頭嶺窯址調查時也采集到帶“清香”銘的殘片。對奇石窯調查的報告一經發表，給長時間苦苦尋找“清香”罐産地的學界帶來了驚喜，迅速認定了這類罐的産地就是佛山奇石窯。

然而，這并未給中國的學界帶來探索的動力。1976年以後，對奇石窯及南海官窯的考古工作陷于停頓。近年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開展了對佛山市南海區窯址的大規模區域考古調查和試掘，獲得的資料極大地推進了作為海上貿易關鍵器具的儲物罐的認知。通過本次考古調查試掘和近年來各地遺址和沉船中出土的考古資料，我們對以奇石窯和文頭嶺窯為代表的佛山宋元時期的窯業得出以下幾點新的認識。

第一，佛山一帶的制瓷業可分為三個較大的區域：裡水鎮文頭嶺窯區、獅山鎮奇石窯區、明清時期的石灣窯區。前兩區的生産時間為宋元時期，生産區域巨大，都沿東平河延綿分布約3-4公裡。産品種類包括了日用的碗盤類食具，而不同尺寸的儲物罐是非常重要的一類産品，在所有産品中占比很大，從文頭嶺發掘地點的出土器物看，其占比超過50%，是最重要的産品種類。在前兩個窯區衰落以後，生産轉移到石灣窯區，明清時期以更大的規模進行生産，海上貿易用的儲物罐依然是一類重要的産品。

第二，文頭嶺窯區和奇石窯區的生産時間大體在北宋中期到元代後期，1976年的調查采集到了帶有“嘉祐”銘印款的罐片，時代至少可上溯到北宋中期的仁宗朝，沉沒于1323年的韓國新安海底沉船中出水的一些器物大體可以認定為奇石窯或文頭嶺窯的産品，該船出水了大批帶有戳印銘記的醬褐釉四系罐，這些罐子高度一般為30-40厘米，并且通常在肩部系間印有“清香”“正寶”“寶”“金王”字銘（圖七），多數在銘文外側還飾有長方形邊框，個别印記則于銀錠形框中飾“寶”字，大約意指元寶之意。新安沉船所見的四系罐在細部特征上與奇石窯址出土的罐類稍有不同。具體而言，沉船出水的罐子都為小口、短頸、圓肩，肩以下内收，頸肩處置四隻橫系，帶印銘者印記均按押在系之間，據說個别罐子在打撈上岸時，内部似裝填有藥草類物，或内置尺寸更小的黑釉小罐。這種肩部有銘文的罐子還出土于新加坡福康甯遺址14世紀的地層中。可見奇石窯的生産可以持續到元代後期。由于南海區的兩個瓷器生産區域巨大，而發掘的地點有限，在區域内不同作坊生産的儲物罐造型略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總體的胎釉特征和在肩部戳印文字的做法具有獨有的特點。

圖七 韓國新安沉船出水“清香”“正寶”銘儲物罐

第三，南海區宋元時期持續不斷的窯業生産，主要提供周邊地區的日常用具和專門用于海上貿易的儲物罐。關于供給周邊地區使用，可以以廣州南越王宮署遺址出土的南海窯産品為代表，同樣的戳印文字的标本在香港沙中線宋王台遺址也有出土。南海區窯場的産品進入海上貿易的體系，作為提供有大量需求的儲物罐的主要産區，前述的韓國新安沉船、新加坡福康甯遺址都可作為證據，此外，現在已可确認在南海一号沉船中也有發現，在澎湖中屯嶼的遺址中也發現有“清□”銘罐的殘片（圖八，左），馬來西亞刁曼島出土了包括帶有“清香”銘的200多件儲物罐殘件（圖八，右），判斷時代為11-12世紀，非洲紅海沿岸的港口遺址埃德哈布也出土有“清香”銘罐殘片，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前述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購入的日本從鐮倉時代流傳下來的儲存茶葉的“千種”罐，也可證明是南海區的産品，作為茶葉的包裝具，通過海路銷往日本。

圖八 左：澎湖中屯嶼出土清香罐産品；右馬來西亞刁曼島出土的清香罐殘片

第四，海上貿易所用儲物罐的生産具有特殊性，南宋以後到元代廣東地區的窯業生産進入衰落時期，被福建地區先後興起的閩北地區和閩南地區的窯業取代，作為重要海上貿易港口的廣州的地位也在此期被泉州超越。但儲物罐的生産一直以廣東地區為主，新會官沖窯、高明大崗山窯衰落以後，佛山的窯業興起，主要接續生産的就是大小不等、造型各異的儲物罐。這是廣東地區依然高度參與海上貿易的重要證據。在奇石窯區和文頭嶺窯區衰落以後，後續興起的石灣窯，也繼續生産這類儲物罐，非洲肯尼亞發掘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沉沒的蒙巴薩沉船（Mombasa Wreck）中出水的帶“盛橋”銘的罐（圖九），就是石灣窯的産品；沉沒于道光二年（1822年）的泰興号沉船中也出水了石灣窯的儲物罐（圖十）。類似的情況在東南亞也有體現，比如在元代興起的泰國宋加洛（Sawankhalok）和素可泰（Sukhothai）窯區，在明前期曾成為中國瓷器的強力競争對手，在明代中期被中國瓷器所擊敗，迅速衰落以後，後續出現的西薩查那萊窯（Si Satchanalai），持續生産儲物罐，盡管東南亞生産的瓷器基本退出了海上貿易的行列，但在泰國、緬甸和越南南部生産的儲物罐在沉船中的發現一直延續到清代。

圖九 肯尼亞蒙巴薩沉船出水石灣窯“盛橋”銘儲物罐

圖十 泰興号沉船出水廣東石灣窯儲物罐

作者：秦大樹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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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文博中國”微信公衆号

編輯 | 張小築 實習編輯 | 劉婧涵

複審 | 郭曉蓉

監制 | 李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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