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時間，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裡無人區到波濤洶湧的雅魯藏布江江畔，複旦大學教授、植物學家鐘揚每年跋山涉水數萬公裡，收集了1000餘個物種，4000多個樣本，4000多萬顆種子，占西藏物種總數的1/5。

2017年9月25日，鐘揚在為民族地區幹部講課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時年53歲。

種子方舟

“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作為植物學家，鐘揚在做公衆科普時常會說起這句話。

種子資源為什麼重要？“新西蘭的第一大經濟作物奇異果是培育于中國湖北的一種猕猴桃基因；袁隆平先生利用在海南島上發現的野生稻子資源‘野稗’，通過反複選育得到了雜交水稻；上海農業基因中心去雲、貴、湘山區收集産量并不高的旱稻種子，雜交後得出新品種雜交旱稻，”鐘揚在“一席”講座上時曾舉了上述幾個案例。

“如果能獲得種子，對人類的未來是非常有好處的。種子能為我們提供水果、花卉，更重要的是可以培育出糧食作物。還有更重要的一種作用是醫藥，很多醫藥來源于天然作物，比如青蒿素，就提取于一種叫黃花蒿的植物。”

然而糟糕的是，在生物多樣性被了解利用之前，由于全球環境的破壞、人類活動的劇烈，某些植物就已經滅絕了。植物學家們對種子和基因的研究速度遠遠趕不上物種滅絕的速度。

成立種子方舟，也被稱為末日種子庫，是很多植物學家們維護生物多樣性而采取的重要舉措，比如座落于北極圈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廣泛收集全球種子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千年種子庫、美國 NPGS 的種子庫。

2005年，由中國科學院主導，在昆明建立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這是目前亞洲最大、世界前三大的種子庫。鐘揚也為此做出了巨大貢獻。 2010年，令人震撼的上海世博會英國館的種子殿堂，其中40%的種子由鐘揚提供。

追夢人

1984年，鐘揚從中科大少年班畢業，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漢植物所，擔任助理研究員一職。

“追夢人”和“踐行者”，這是鐘揚妻子、同濟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教授張曉豔對他的評價。兩人相識于武漢，張曉豔回憶：“我們第一次合作是做一個荷花項目研究，他經常有很超前的想法，那個時候就把計算生物學的一些方法運用起來了。他腦子裡充滿了夢想，又不斷去踐行這些在我們看來不可能的想法。”

複旦大學生命科學院副教授南蓬回憶起30年前與鐘揚的相識，“他總有奇思妙想，又能敏銳地洞察事物關聯性，幽默又幹練，所以他的實驗室也成了武漢植物所年輕人經常聚集的場所。鐘老師負責所裡唯一的一台計算機，他把當時國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都找來和大家分享。”

這台唯一的計算機，還是鐘揚自費所購。上個世紀90年代初，鐘揚和張曉豔先後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回國時，别人都會帶一些彩電、冰箱，而鐘揚把他們攢的生活費都買了計算機設備，回來捐給了單位。“我們一起去提貨的時候，海關都不相信，怎麼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還有買原版書很貴，那時候大家都沒有條件，他就自費買了後，再把重要章節複印給同事朋友們浏覽。”

從1984年到2000年在武漢植物所的16年間，鐘揚不斷地把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紹到中國，如數量分類學、生物信息學等。改革開放初期，國門一打開，他就趕緊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學技術信息傳播進來。

2000年，彼時已經是武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的鐘揚，收到了複旦生命科學院教授陳家寬伸出的橄榄枝。陳家寬一共引進了包括鐘揚在内的三名學者，希望彼此一同承擔起重建複旦大學生态學科的重任。當時，教師待遇普遍低，科研經費少，很難留住人才。陳家寬問鐘揚：“你在武漢已經是副局級幹部，父母又在武漢，你下決心跟我來嗎？”鐘揚毅然回答，絕不後悔。

鐘揚一直有着教師夢，他打趣說過，因為自己的母親也是教師，母親在分娩前一個小時還在給學生上課，所以他注定也會是一名教師。

從武漢到複旦，鐘揚從科學家轉型成既搞科研又搞教學的大學教授，他敏銳地捕捉到，生态學是上海、國家更急需的。在複旦，鐘揚與同事們一道實現了生态學博士點、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和生态學重點學科等從無到有的跨越和迅速發展。

教書育人方面，鐘揚還指導培養了一批少數民族博士。相比其他老師，他創造了複旦培養少數民族學生最多的記錄；指導過很多各種困難轉來的學生順利畢業。他無論上什麼課，都深受學生歡迎，甚至很多外校的學生大老遠跑來蹭課。

對于自己的家庭，鐘揚常和朋友說他是愧疚的。張曉豔向記者回憶起他的“求婚”，“我那時候還在外讀書，回武漢他來火車站接我。一接上我他就說證明都已經開好了。我還納悶了一下什麼證明啊？他哈哈一笑說結婚證明呀，雙方單位的介紹信都搞定了。就這麼有點被‘脅迫’地和他組成了家庭。”

“他對名利看得很輕，自己生活上是很簡單的。”張曉豔說，“我們在一起也沒什麼浪漫的舉動，現在都回憶不起來了。就是那時候物質不豐富，但有點水果橙子之類的，他都要留給我，水果放幹掉了他也不吃。”

對比兩人性格，張曉豔說鐘揚更主動熱情，自己則偏被動一些。“後來想要孩子，他還保證說自己會改變，多花點時間在家裡。”張曉豔苦笑說，“都是被他‘忽悠的’。”

2002年9月9日，鐘揚因項目申請讨論會出差在外。南蓬副教授接到了張曉豔父親的電話得知，張曉豔因早産被送往醫院。南蓬和另一名生命科學院老師一起趕到了紅房子醫院，第一個看到了一對雙胞胎男孩從手術室被抱出來。南蓬回憶，“到了夜裡半夜2點多，鐘老師才趕回上海，陪在妻子身邊。”

早在孩子還沒有出生時，鐘老師就給孩子想好了名字：一個叫“雲杉”，一個叫“雲實”。一個是裸子植物，一個是被子植物。他曾說，花花草草多，孩子不容易重名，而且如果用植物給孩子命名能夠蔚然成風，會給分類學在社會上帶來多大的影響啊。為此，他的學生在複旦大學BBS上貼上了一條告示：“鐘揚教授和張曉豔博士的遺傳學實驗取得巨大成功，結果為兩新種：鐘雲杉、鐘雲實。”

鐘揚和張曉豔約定，兩個孩子15歲前歸張曉豔管，15歲後鐘揚管。張曉豔告訴記者：“他工作确實太忙了，沒有辦法分心，帶小毛頭他也不大擅長，所以就有了這麼個約定。”

鐘揚車禍離世時，兩個孩子剛滿15歲。

去青藏高原吧

早在2001年，鐘揚開始幫助西藏大學進行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帶領學生一次次深入藏區，收集種子。他越來越意識到，随着人類活動和環境變化，很多物種在消失，保存種質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為國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庫”，成了他心中又一個夢。

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到這樣的地方去收集種子有特殊意義。從“科”的等級來看，青藏高原有212個科植物，占我國的32.9%。在“屬”的等級，占全國38%。青藏高原有将近6000個高等植物（能結種，也被稱為“特有種”），占全國18%，更為重要的是其中1000個高等植物隻在西藏才有，不僅數量大且質量好。

鐘揚認為，以上數字還被人們嚴重低估了。因為像墨脫這樣交通不便的地區，近50年來少有植物學家涉足，而這樣的地方在藏南地區大約有7萬平方公裡。即使在珠峰下，在日喀則地區有個嘎瑪溝，鐘揚說第一次去的時候，單程騎馬用了7天時間，100年來更是沒有植物學家到訪。因此，鐘揚斷定，這麼多地方存在着大量的奇花異草還沒有被人們發現。

鐘揚鼓勵年輕學生報考植物學時诙諧地說過，“這一專業是八項規定後比較少有的可以公費旅遊的專業，能和我們專業媲美的大概隻有烹饪系。” 收集種子、播種未來，聽起來很浪漫，卻不能掩蓋這一工作的艱苦。

2003年，西藏大學理學院成立，鐘揚更是頻繁往返于上海-西藏兩地。與自然極限抗争，人體是脆弱的，每個月2、3次的高原-平原切換，給鐘揚的身體造成了巨大影響。他心髒肥大并伴有痛風，17種高原反應都輪番體驗過。即使如此，鐘揚依然每年都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身體負荷，跋山涉水數萬公裡，堅持開展高原野外科考和生物多樣性研究。

做遺傳資源收集要考慮遺傳之間的雜交問題，所以采集兩個樣本之間的空間直線距離不得少于50公裡，這樣一天下來鐘揚和團隊成員要前進800公裡。偏遠、荒涼、艱苦的地方，車開不進去，就全靠走。艱險的盤山公路上，鐘揚不止遇到過一次事故；夜宿郊外、山林間躲雨躲冰雹也不少見。鐘揚和他的第一個博士學生紮西次仁一起，花了整整3年時間，将全世界僅存的這3萬多棵在西藏的巨柏都登記在冊；屢次爬上珠峰，尋找到一種全球植物學界競争方向之一的全新拟南芥生态型……

紮西次仁向記者回憶，幾次在珠峰上的采集，鐘揚和學生們都有着強烈的高原反應，“帶的氧氣罐不夠，學生們想讓給鐘老師吸一會氧，但他不肯說不衛生，其實就是想留着給學生。又冷又缺氧，整夜不眠，這樣的日子，在鐘老師那裡是家常便飯。”

紮西次仁如今已經是西藏種質資源庫主任，回憶起恩師，他反複說：“鐘老師這樣品格的人真是少有。他太累了，我們去野外考察，隻要是白天開車，他一坐上車就能睡着。但隻要是開夜路，他就堅持坐到副駕駛的位子，保證大家的行車安全。”

西藏大學理學院原院長白吉多瑪告訴記者：“帶學科、野外考察，鐘老師兩頭都兼顧着。有一次我們請他到那曲指導一個生物觀測站，他早上直接從上海飛拉薩，再鐵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那曲，中間沒有耽擱。他有高血壓，還有嚴重的高原反應，發作起來上車這一個動作都很痛苦，我們當時都很擔心他的狀況，但他自己完全不在乎。”

十餘年時間，鐘揚帶領團隊收集了1000餘個物種，4000多個樣本，4000多萬顆種子，占西藏物種總數的1/5，這是他為國家儲存下綿延後世的戰略基因寶藏。

2009年，鐘揚被聘任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西藏大學特聘教授，2010年成為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幹部。3年援藏結束後，他又申請繼續留任，成為第七、第八批援藏幹部，先後擔任西藏大學理學院副院長、校長助理。

白吉多瑪介紹：“國家對西藏大學的支持力度很大，但是一些硬指标沒有達到，西藏大學進不了211，鐘老師來了就告訴我們，要怎麼建立人才隊伍、要怎麼成立項目、怎麼開展科研和課題。2003年，在他的帶領下，理學院生命科學系獲得建校以來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011年，在他的主持下西藏大學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予點獲得批準。”

西藏大學沒有博士點一直是鐘揚記挂的一件大事。他曾在西藏大學的全校大會上說，“如果西藏大學拿不到博士學位點，我絕不離開西藏。”終于在2013年，西藏大學生态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獲得批準，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鐘揚還為西藏大學生态學入選世界“一流學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2016年1月，在他的主持下，西藏大學首次一流學科建設籌備會在上海召開，此後，他全程組織、指導和參與西藏大學一流學科建設工作。

鐘揚在可可西裡保護區為大家做飯。

“再給我10年時間”

2015年鐘揚生日那天，他與幾位好友聚會順便慶生。酒席途中，鐘揚手上的筷子握不住掉了下來，幸好同桌的朋友是醫生，意識到可能是中風，立馬送醫搶救，逃過一劫。

家人最擔心的就是鐘揚的身體，張曉豔說：“他心髒不好，已經到了臨界值，每分鐘心跳隻有42、43下。這次突發腦溢血，我們以為他可以稍微重視下，放慢一點腳步。可是恰恰相反，他不僅沒有慢下來，還加快了，他覺得時間寶貴，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鐘揚不止一次對張曉豔說，“再給我10年時間，等我把各方面對接的事情都安頓好，把人才梯隊建立起來，讓西藏的事業能夠可持續發展，我可以留在内地幫助西藏。”

每一期援藏結束，鐘揚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一個人總要有走的那一天，不知道哪一天走。像我們這樣搞科學研究的人，生死來去都是想得非常透的。我的學生能把科學探索的路走下去，薪火相傳就可以了。”這是鐘揚曾和同事們交代的話。

建立一支帶不走的團隊，是鐘揚一開始就設定好的目标。由于藏區的自然條件，内地學生即便培養出來了，很大幾率還是會回到内地。而藏族學生留得住、用得上，還會回到西藏。在西藏大學，鐘揚就不斷鼓勵藏族學生報考他的專業，為藏族學生争取更好的入學資格。

在西藏工作16年，鐘揚已經為西藏大學培養了8名碩士研究生，獲博士學位的教師3名，其中2人已成為生态學教授、1人為副教授，在讀博士6名；并與武漢大學合作開創了西藏大學本科生“1 2 1”聯合培養模式，他探索的高端人才培養造血模式還成功複制到了其他西部少數民族地區。

鐘揚在西藏大學的宿舍樓還保留着原樣，客廳裡依然挂着他的衣帽。一頂帽子用了十餘年，顔色都不複從前。卧室一條牛仔褲，是在拉薩八角街花25元買下的，隻要沒破他就一直用着。除了卧室，其他房間都用來做客房，擺放着藏式沙發，藏式沙發可以當床，常有學生、朋友來借宿。房子裡最有人氣的就是廚房，竈台上擺滿了油鹽醬醋瓶瓶罐罐。紮西次仁說，“鐘老師愛做飯，隻要他得空，就燒飯給大家吃。”

鐘揚對西藏的愛是深入骨髓的，他說過“我戒酒可以，但我戒不掉西藏”。鐘揚的小兒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讀書，學習藏語，他希望有一天兒子能繼承這個事業。

“小兒子第一次用藏語寫自己名字的時候，他好高興。”張曉豔沉默了一會兒，喃喃歎道，“這些片段好像離得很近又很遠，至今都還沒有完全接受他已經走了的這個事實。”

鐘揚培養的藏族學生

在上海，鐘揚也留下了一份大禮。

作為國際大都市的上海，隻有光秃秃的海岸線，不像國外一些著名的海濱城市，擁有美麗的紅樹林。紅樹林，是陸地過渡到海洋的森林類型，以紅樹科植物為主，大部分富含單甯酸，割開樹皮後，會被氧化而呈紅色。

鐘揚決定“南樹北移”，2007年鐘揚課題組購買了10種紅樹苗12000株，種植在了上海臨港地區一塊荒涼的灘塗上。但由于人工栽種的紅樹林最北不過北緯27度，而上海地處北緯31度。溫度和鹽分，是兩大考驗，這批紅樹林全軍覆沒。一些行業專業人士也勸鐘揚謹慎而為，不要“瞎搞”。

而鐘揚認為，隻要不斷通過保溫抗寒馴化，增強紅樹在臨港地區的适應性，上海氣溫外的其餘自然條件都符合紅樹的生長條件。

鐘揚團隊就在溫室中逐步對紅樹苗進行抗寒訓練，并從海裡引水，使紅樹林的幼苗能夠吸收到适量的鹽分。

經曆了近10年的千錘百煉，新一批千餘株紅樹苗安然度過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團隊引種的12種紅樹中，無瓣海桑、秋茄、桐花樹等基本适應了上海的氣候。

鐘揚在2016年的開春曾這樣說道 ：“我的願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後，上海的海灘也能長滿繁盛的紅樹，人們提起上海的時候，會毫不吝啬地稱其為‘美麗的海濱城市’。雖然我看不到這一幕，但上海的紅樹林将造福子子孫孫，成為巨大的寶藏———這是我們獻給未來上海的禮物。”

鐘揚的家，是一套老式公房。房子不大，客廳的牆面上貼滿了兩個孩子的獎狀。張曉豔說：“他出事前我們還聊了孩子的教育，孩子大了，他說輪到他多照顧下孩子的學業。現在，我和孩子們都覺得，他是不是又去西藏出差了，或者又在哪裡忙着。”

鐘揚逝世後，張曉豔捐出賠償金138萬元，成立“複旦大學鐘揚教授基金”。随後，近5000位複旦校友籌集到逾200萬元和同濟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捐贈的50萬元，共同注入“複旦大學鐘揚教授基金”，為鐘揚未竟的夢想與事業種下希望。“隻要希望還在，他的牽挂就在，他愛的人和愛他的人會一起繼續完成他的夢想，”張曉豔說。

複旦校園内，鐘揚的學生們拉起了這樣一條橫幅：“您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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