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塞萬提斯圖書館

【按】“閱見西語系列文學對談活動”由上海塞萬提斯圖書館和文學雜志Chopsuey舉辦，并通過和思南公館、哥倫比亞領事館以及駐上海大使的合作，旨在成為西語國家的作者與其中國的讀者之間的橋梁。

本文整理自“閱見西語”系列活動之一。本次活動邀請的主講嘉賓是哥倫比亞作家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Margarita García Robayo）。她出生于卡塔赫納，現居布宜諾斯艾利斯。她曾出版《直到飓風襲來》《我沒學會的》《死去的時間》《性教育》等書籍，其中最突出的一本是《更壞的事》，使她榮獲了2014年的“美洲人之家”文學獎；在她的散文中最有名的是《第一個人》。2018年，《魚湯》（Fish Soup）在英國問世，随後被選入《泰晤士報》的年度佳作；在2020年，小說《假日的心》（Holiday Heart）問世，并被授予el PEN Award。她的第一本故事書《有些事赤腳女人不能做》已被譯成中文。

參與本次對談活動的有哥倫比亞駐上海領事丹尼爾·科魯茲、上海塞萬提斯學院院長易瑪、

“閱見西語”對談活動現場

丹尼爾·科魯茲（哥倫比亞駐上海領事）：非常謝謝各位，大家晚上好。

本次活動隸屬于哥倫比亞海外推廣計劃，向全世界展示我國的藝術，包括：表演、視覺、電影和視聽藝術、烹饪、音樂、學術及文學。很高興能為文化事業做出貢獻，尤其是在上海這樣重要的大城市，在海外推廣我們的傳統與經驗。

哥倫比亞文學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離不開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等一衆才華橫溢的作家和國内出版業的努力。波哥大國際書展、卡塔赫納海伊文學節等活動的舉辦讓哥倫比亞成為世界文學界的标杆。哥倫比亞擁有龐大的閱讀基礎設施，全國有約1600座圖書館，拉近了年輕人與文學的距離。

我們有幸通過文字與中國結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到訪我國，很多哥倫比亞作品也被譯成中文：加布裡埃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此外叙事類、曆史和文化類等類型作品也都被譯成了中文，包括胡安·加布裡埃爾·巴斯克斯、赫克托·阿巴德·法西奧林斯等衆多哥倫比亞著名作家；科學、新聞和兒童文學代表先後有50多部哥倫比亞文學經典作品被翻譯引進中國，其中包括豪爾赫·艾薩克的《瑪麗亞》，何塞·尤斯塔西奧·裡維拉的《大漩渦》，曼努埃爾·梅加·瓦列霍的《複仇》《旱季》，愛德華多·卡瓦列羅·卡爾德龍的《沒有土地的仆人》，費爾南多·索托·阿帕裡西奧的《老鼠的反叛》，古斯塔沃·阿爾瓦雷斯·加德阿薩巴爾的《白癡的集市》，赫爾曼·卡斯特羅·凱塞多的《我把靈魂交給了魔鬼》，哈伊洛·阿尼巴·尼諾的作品，埃爾南多·特耶斯的作品等等；女性也是哥倫比亞文學在華的主角，其中包括作家、科學、環境和探索記者安吉拉·波薩達·斯瓦福德，艾瑪·雷耶斯的《通信記憶》，西爾瓦娜·帕特諾斯特羅的《孤獨與陪伴》。皮拉爾·昆塔納的《母狗》正于編輯階段不久将被翻譯并在中國出版。

（這是）我們的客座作家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我們将有幸聆聽她的講話。我對她的印象深刻。她對此次邀請熱情十足。她所作出的努力是無價的，使我們得以向中國展示我國的文化。感謝你的積極與開放在兩岸交流的漫漫長路上為後人立下一座裡程碑，拉進了兩國的距離。瑪格麗塔在多次采訪中表達出紮根哥倫比亞加勒比地區的自豪，相對地緣性，她更看重時間性，我們将有幸了解她關于時間的真實觀點。

最後，我代表哥倫比亞駐華大使路易斯·叠戈·蒙薩爾韋先生對您的支持表示感謝。您的團隊使這次活動成為現實，誠摯邀請您參與讨論。希望通過文學繼續加強哥中友誼。

薛舒（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謝謝大家。很高興參加今天塞萬提斯圖書館組織的“閱見西語系列活動”。這個系列活動與思南讀書會緊密聯系，構成了上海書展的特别活動。

思南讀書會是由上海市作家協會聯合上海市新聞出版局、上海市黃浦區宣傳部、永業集團和思南公館共同推出的上海公共閱讀組合的一個活動，從2014年2月15日面世以來，深受上海市民的歡迎，獲得了國内廣泛的關注。

我注意到在這次雲對談活動當中邀請到了哥倫比亞、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西班牙等國的作家，還有我們非常熟悉的上海周嘉甯等知名作家。各國作家在雲上相聚在塞萬提斯圖書館讓我想起很多年前我曾經去西班牙在巴薩羅納的劇院看佛拉門戈歌舞表演，在聖家族教堂擡頭眺望，進入天才設計師高迪的米拉之家；在美麗的托萊多古城看到一對戀人在街邊忘情地接吻；尤其是在塞萬提斯的故鄉阿爾卡拉城，我坐在塞萬提斯家門口的長椅上，左邊是胖胖的桑丘，右邊是瘦瘦的，提着一把劍的堂吉诃德——當然他們是兩個雕塑。這個場景已經過去很多年了，但是今天回憶起來，依然有閱讀《堂吉诃德》的感覺，文字、人物、場面曆曆在目。

今天非常榮幸在塞萬提斯圖書館與大家在一起。今天因為文學我們又走進了這裡讓我不禁感動。雖然我們這次的文學對談是遠程連線，但我們跨越千裡在雲上相見——這同樣是一場面對面的文化交流和文學聚會。各國作家和讀者因此得到彼此的了解，彼此的親近，以及閱讀和交流彼此的文化、生活與情感，發表和尋求我們不同的見解。在這裡，我謹代表上海作協、司南讀書會向西班牙駐上海總領事館文化處，上海塞萬提斯圖書館表示感謝，也向參加這次文學對談的各國作家表示熱烈的歡迎！

薩爾瓦多·馬裡納羅（《Chopsuey》雜志編輯）：非常感謝您在周五下午來到塞萬提斯圖書館與我們一起參加本次線上的采訪，感謝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的到來。我有幸為大家主持本次活動。我們構思本次對話活動的初衷是讓大家近距離了解最具代表性的當代西班牙語作家。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特色鮮明，非常适合作為開場嘉賓。她是南美和西班牙文學領域的先鋒。

本次對話活動是南美作家與中國作家、翻譯家的一次交流。今天我有幸和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還有與周嘉甯一起。瑪格麗塔出生在哥倫比亞的卡塔赫納。她的著作包括《直到飓風褪去》《我沒學到的東西》《性教育》《暫停》《有些事赤腳女人不能做》《更糟糕的事情》，曾獲得2014年“美洲之家文學獎”，該獎項是南美洲著名的文學獎項；小說《第一個人》，其作品被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被泰晤士報評為“2018年度書籍”；其小說《假日之心》獲得“美國筆會獎”；最新著作《海浪之聲》包含了三部短篇小說。

一同出席的還有周嘉甯——作家，編輯，《New Writing》雜志主編，畢業于複旦大學文學系，我們還是校友呢！她出版過7部小說：《夏天在倒塌》《密林中》《天空晴朗晴朗》，小說集《我如何毀了我的生活》……作為英文翻譯她翻譯過米蘭達·朱莉的Juliet Westerson，以及著名作家歐康納等人的作品，西班牙遊記被譯成西語《那些永遠不會結束的夜晚》。

這次對話有趣的地方在于瑪格麗塔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已被譯成漢語——《有些事赤腳女人不能做》（中央編譯出版社，2019）。我們就從這部書開始吧。很高興今晚能與瑪格麗塔在zoom上交談，雖然沒有辦法面對面，但從去年起這也是一個比較有趣和吸引人的形式。《有些事赤腳女人不能做》，不知道這句話西語原文是什麼，但是從書中可知這是一句西班牙語俗語或典故，可以請教一下在西語的語境中這句話的含義是什麼。

比較有意思的是我和瑪格麗塔年齡相仿，這本書創作于10-15年前，不是很确定具體是哪一年，因為該書是在2009或2010年發行，距今至少有11年過去了。我回想10年前 2010年的時候，與我同齡的作者都在寫什麼樣的東西，我也回想自己在寫什麼樣的東西，非常有趣，發現我們在寫非常相近的題材，特别是在短篇小說領域，我周圍的年輕作者在看什麼樣的書，受到了什麼影響。很多人在提到拉美文學的時候會提到馬爾克斯和博爾赫斯。上一代文學作家受到了拉美文學的影響。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到最近的20年當中，整個世界的文化潮流發生了一些奇妙的變化，20年前各國作家的差異是非常大的：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用西班牙語寫作的，他是有拉美文化背景的，他是歐洲作家，他是美國作家，他是日本作家，他是中國作家……其文化差異、文化背景非常劇烈地體現在小說中。但從2000年至今的20年裡，特别是這10年裡，我所看到很多年輕作家，閱讀到的很多歐美、拉美作家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在變小，産生的隔閡也在弱化，我可以清晰地在瑪格麗塔的這本書中得到共鳴：10年前影響中國作家的英語作家比如雷蒙德·卡洛、理查德·耶茨、愛爾蘭作家威廉·徹沃，近10年最影響中國作家的西語作家博拉紐斯，從2010年極大的影響着我們的年輕作家……不知道同樣的情況是否也發生在拉美年輕文學作家中，這是我比較好奇的。從2010年到現在，10多年過去了，在我所觀察的中國年輕作家當中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從10年前的某處文化差異，到覺得我們都是世界人，全球化給我們造成了劇烈的影響。我們會對很多事件産生共鳴，包括年輕人的孤獨、女權主義問題。種種的隔閡曾在一段時間之内被消除，但是在最近兩到三年又會有新的文化差異慢慢的建立和形成，我們後面會提到。我沒有看過瑪格麗塔後面的小說，因為尚未被譯成中文，後面也會提到後來的小說是否會有新的變化産生。在這本書裡我所感受到的共鳴，全世界的年輕人可能是沒有隔閡的，我們有共同的東西。這種共性在後來的10年中，是被發展了還是消逝的過程值得我們随後談一談。這是我初讀這本書的印象。我不想說作者的性别、國籍或語言。當作品被譯成中文拿在手中的時候，我感受到的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所能夠産生的最強烈的共鳴。

瑪格麗塔，我們談論你的書的時候，發現在你書中出現的這種沖突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座現代都市，可以是在上海，在北京，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南美城市。瑪格麗塔，你是怎麼考慮的？你怎麼看待這部著作？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感謝大家。言歸正傳，我的第一本書沒有提及地理信息，那正是這本書的初衷。我早期的作品都沒有地名和人名，讀者需要去猜測故事發生的地點。因為當時我就在思考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否重要：我怕把人物置于讓人誤解的象征性地點，因為與環境的關系往往是費力不讨好的；我認為環境的模糊化很重要：人物身居何處？故事為何會發生？

我想要談一下當代交流的問題。當今社會，人與人的交流是低效的，我的第一本書的主人公就是如此。雖然幾經修改，但是地點的模糊化正是我的用意，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關聯。這本書由多個故事組成，故事間又存在着微妙的聯系，這些聯系是動蕩而簡單的。我想與親近的人建立真實的聯系，與親人、戀人、鄰居，這種關系是持續的。這本書就是這樣，暫時舍棄了地理的束縛。後來我的寫作有了轉變，但是早期的創作風格就是如此。

薩爾瓦多·馬裡納羅：有一個問題我認為是一個南美共性問題。在你的第一部書裡也可以看到拉美文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場景問題。你的第一部作品刻意去除場景化，把人物的自然背景剔除。這種做法在南美文壇很少見，仿佛是一種聲明性的舉動。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确實如此。馬孔多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深深地影響着整個拉丁美洲。這些作家當然實至名歸，但場景問題在南美洲有些泛濫了。南美洲的城市，比如布宜諾斯艾利斯、波哥大、利馬、墨西哥城，當這類城市場景出現的時候，很少會出現在我的最初作品中。我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剛剛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屬于“新移民”。給我的感覺是：這座城市如此巨大而陌生，仿佛是生活在一個地方。盡管布宜諾斯艾利斯特色鮮明，但對我來說卻毫無個性可言。周圍的人，有交集的人，從未建立起真實的關系。如今我對它已經很了解了，因為科技發明出很多東西，再加上疫情的蔓延，但是我們很少感到彼此的關聯，現在流行“正常化”的線上交流。在寫第一部書的時候我想如實地反映南美大城市，因為故事所發生的這個地方能看出它不是一座發達國家的城市，因為從書中人物的行為可以看出這是一座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母親去洗衣服，有人穿過超市的長隊對孩子說你媽媽是壞人，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好的瑣事，比如南美常見的宰客行為。當我的書在海外出版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去年《假日之心》發行了英文版受到了許多英國和歐洲讀者的批評，說書裡的人物是種族主義者，都很壞。很難讓發達國家的人放下有色眼鏡，比如認為南美移民肯定對當地人不好，強加的順從形像更容易讓人接受，比如打掃廁所的移民等等。當看到移民看不起雇主行為不端，指責雇主對當地人不好的時候，就賦予了我靈感。他們也是移民，也是南美人，也有強加的烙印。我要刻畫的就是這樣的來自拉丁美洲的人物。在第一部書中我要描述的就是南美的城市空間——大型的都市，即使不是南美的城市，也是大型的都市。在那裡每天上演着這些故事，人們日常的交流沖突不斷。

薩爾瓦多·馬裡納羅：精彩！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你如何看待加西亞·馬爾克斯？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瑪格麗塔作為一位哥倫比亞作家難免會受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影響，中國文壇也存在同樣的情況，馬爾克斯對于中國文壇的意義非常，即使是莫言也不例外，受到了其作品的影響。此外，馬爾克斯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作家，他是南美面對中國的一扇窗。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這個問題問得好。對于南美當代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每個人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無論是否從事寫作，所有人都知道加西亞·馬爾克斯對哥倫比亞、對整個南美的影響。沒人會否認他改變了我們。憑借作品和普遍性，他創造出一片新天地。他的作品在南美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很小就讀他的作品——我在學校就拜讀過，作為基礎教育的必讀部分。完全不受加西亞·馬爾克斯文學影響是不可能的。現在當代作家的創作，正如那天咱們聊的，不是這種跨國的交流。我曾有一本小說在西班牙出版，當時就有人批評說“怪了，你書中的描寫不像卡塔赫納”。當然，大部分人對于卡塔赫納、對于哥倫比亞和加勒比的印象源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描寫。應該說每個人的視角是不同的，有非常非常大的改變。我眼中的卡塔赫納與馬孔多不同，很多東西和含義已經改變，所以我的視角已然完全不同。應該承認，随着時間的推移，當代的作家和過去的作家看待同一片土地的視角是不同的，與加西亞·馬爾克斯不同。那天我們還在聊哥倫比亞當代作家覺得加西亞·馬爾克斯是為寫作強加的一個參照物，有位作家說得好：就像你有一個爺爺，他做過很多好事、了不起的事。你尊敬他，愛戴他，但是沒人想成為他，走他走的老路，發現他的審美，按他的方式說他說的話，這是費力不讨好的。我認為這種影響力正在減弱。這種傳統的影響雖然不會消失，但是在當代文壇關于魔幻現實主義的讨論逐漸式微。影響還是存在的，隻是作家不得已而為之，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從這個角度看，影響是存在的，不是說主觀上想去做。即便現代作家想去做，我們也更傾向尋找屬于自己的叙事方式，探尋自己的風格，找到自己作品風格與看待事物的獨特視角。此外，文學的确具備傳承性，如果寫作傳統是鐵闆一塊，那也就無法去探索，而隻能刻意的模仿一種風格。那麼哥倫比亞文學隻能是死水一潭，不會有自己的特色。

正如領事丹尼爾先生剛剛提到的衆多傑出的特立獨行的哥倫比亞作家，他們跳出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傳統，就是這樣的。

薩爾瓦多·馬裡納羅：好極了！《直到飓風褪去》裡有一段：“住在海邊有好處也是壞處。世界在海平面消失，世界沒有盡頭，但不會一直等待。一開始等着一艘船的出現，當意識到船永遠都不會來，我決定去尋找。我愛我的城市，因為它美極了，也醜極了，處在正中間。在糟糕的城市中心，幾乎沒人從中心離開，這裡住着無可救藥的人。”小說的開頭相當精彩。我發現與你第一部小說不同，出現了對環境清晰的描述，對社會聯系明顯的表達。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對，完全正确。我常說我的寫作有内驅力——當然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别的東西。這種内驅力是真實的，有機的，有形的，就像自我排毒的過程：高度的專注、走心的一瞬。我相信文學就是我的媒介，當然叙事結果可以同化為一種宣洩。我喜歡寫作的邊緣地帶，我不喜歡把它看作一個結果，所以它可以成為很好的介質。正如之前所說，在寫《有些事赤腳女人不能做》時我剛剛搬家不久，不得不面對各種聯系的中斷。那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我與世隔絕，對周圍一無所知，作為一個移民，缺乏歸屬感。第二本書的動機出現了根本改變，這是我寫作中唯一的一次。有一次假期我回到卡塔赫納參加兄弟的婚禮，那個冬天特别恐怖，熱帶的冬天總是多雨，整個城市在風雨中飄搖，大部分人都遭了災：洪水泛濫，房屋倒塌，河水沖走寵物……非常慘——魔幻現實主義的說法就是哀鴻遍野。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感覺，反差讓我産生的不适。家裡的喜慶氣氛感染着我：兄弟要結婚了，繁忙的加勒比婚禮，慶祝活動，準備活動，食物等等。但是屋外的城市正在被淹沒，到處都是災禍的消息。這種内外的反差給我一種暴力的感覺。如果我在更早的時間寫這本書或者我更早地住在那裡，如果我早些啟程去參加婚禮，停留時間變了，我的觀點也就變了。假如我兄弟早一年結婚，我就不會察覺到世界的改變——婚禮依舊，慶祝依舊——也許我的看法就不會有所改變。創作《直到飓風褪去》這本書的時候，記得開始有一種不爽的感覺，我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我需要去弄清楚，于是坐穩就開始寫作。這是我僅有的一次，這本書一鼓作氣就完成了，整日枯坐，奮筆疾書，憑直覺就完成了這本書：我要把它寫出來，我要找到宣洩的窗口。這不是一部自傳類作品，是有一個婚禮，但不是我兄弟的婚禮。我需要借助一個故事，把我當時的不适表達出來。《直到飓風褪去》這部作品雖然經過了長達一年的修改和出版，但的确是這麼寫出來的。我坐下來寫作，等我站起來的時候，已經寫完了。所以我說我的寫作是有内驅力的，當内心的沖動非常強烈的時候，想不寫都不可能。我的著作都是在特定時刻寫成的，順從當時的心境而寫。一開始，我還不是特别明确，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創作的主題，隻是信馬由缰地寫，涉及了很多主題，主要描寫了社會的不公。這種迫切想要發聲的歸屬感，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推動着你。

薩爾瓦多·馬裡納羅：在把話筒交給周嘉甯之前，我提一個關于你的第二部小說《我永遠學不會的東西》的問題。故事發生在1991年，以引渡巴布羅·科瓦羅，故事以90年代初新憲法大讨論為背景。故事就像雙面鏡：一方面，孩子試圖尋找事情的真相，探尋父親從事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小說的第二部分，用另外的方式重述這個故事。這是一個記憶兩元性的問題：家庭記憶和國家記憶。你怎麼看待這兩種并存記憶的關系？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你讀得很仔細。這正是我寫這部書的動力。我十分重視塑造記憶：塑造一個立體的記憶，共同的記憶；構思一個社會、政治、家庭的記憶。可以建立多個版本的記憶，比如家庭成員的記憶，每位成員的記憶都是不同的。故事裡正是講述一個11歲女孩，假期她對很多事物都十分好奇，她嘗試弄清父親的工作。父親的研究非常神秘，她一無所知，所以女孩努力去調查。這正是發生在哥倫比亞，我所試圖建立的國家記憶、社會記憶卻如此容易出錯，正如11歲女孩的記憶是不可靠的。與此同時，小說的第二段——我常說第一段是第二段的引子——對我而言，小說的第二段才是正題。當女孩長大成人重返故鄉，她的父親已經過世了。父親是第一部分的主人公，在第二部分已經去世。她回來以後卻發現她的記憶與兄長與母親的記憶在關于父親方面出現了偏差。于是女孩決定寫一本小說，她不能接受他人的觀點。小說中的一些人物是真實的：哥倫比亞保守黨政客阿爾瓦羅·戈麥斯在當時的地位舉足輕重，他的出現貫穿全書，女孩認為父親不可能與他有瓜葛。女孩發現了父親的另一面，與自己以往的認識截然不同。通過這部小說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既然記憶容易出現偏差，創造記憶、塑造記憶如同寫小說。創造記憶就如同寫小說，這就是我得出來的結論。挑選元素和故事，得到讓你舒服的結果。一旦這個結果讓你滿意，你就會對這段記憶信以為真。正如小說中母親所做的一樣，試圖把自己的記憶變成整個家庭的記憶。

周嘉甯：短篇小說集中的9部小說講述的都是女性的故事，但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采訪中你說不喜歡被人貼上女權主義者的标簽，10年過去了，不知道你是否有所改變。對我而言，我跟10年前的你一樣，我也不喜歡被人貼上這個标簽。在最近的10年，最近的五六年，全世界的女權主義運動徹底改變了我對生活的觀點。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對，我明白。不是說我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我不是反對女權主義，我不喜歡被“貼标簽”。周嘉甯剛提到的“貼标簽”，我會感覺是好多結論性的東西。當有人給你貼上獨特的标簽，往往會帶有極端的目的，帶有貶低性的。比如你是女性，女性作家隻能是女權主義作家，除了女權主義作家什麼都不能是，諸如此類。我覺得這是一種臉譜化。作為作家，作為女性，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你的一生都是女性作家，女權主義者。我覺得這不公平，所以我會跟記者抗争，跟這些不利情況抗争。人們把你稱作女權主義者、年輕人——我現在已不再年輕——但在那一時期，我唯一擁有的标簽就是“年輕”，或者被稱為“南美作家”。我不喜歡這種臉譜化。此外，我改變了關于女權主義的定義。過去我一直不知道女權主義是什麼，但我深知女性在文學中的作用。我的書房裡有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所以我大可不必在社交媒體裡去曬如何讀女性作品。當有人要我這麼做的時候我認為這沒有必要，這對我是一種冒犯：好像這是一種創新、一次發現，“啊！有一位女作家！”女作家一直都有好吧！你們隻是沒有發現，沒必要大驚小怪，相反我倒是覺得有些吃驚、很奇怪。此外，我覺得這種媒體關注也不錯。

周嘉甯：在你最新的一部小說《暫停》裡恰好有一段一個研究南美性問題的女孩。她回憶了一段緻力于重申男女平等讨論的美國往事，到頭來既沒有讨論也沒有被通過。後來一位共和黨女性站出來反對，她認為這太過分了，她想制訂一部男女平等法案。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是的，過去甚至沒人意識到這個問題。我認為女權主義的這些東西很好，但是我希望能更深刻，不要隻宣揚自己的感受，自己多重要。但是我想講述的是之前提到了這部書，《第一個人》，描寫了女性的現狀。我講述了一位女作家一位美國非裔女教師研究黑人女權主義，她發現了一個少有人注意的問題：人們對以往運動的忽視。仿佛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突然發現了女權主義運動，人們對抗争的曆史缺乏了解，很早就有女性參加女權運動，這種對女性的忽視，讓人感到不公平和悲傷。我認為現在的女權主義運動不要忘記曆史。提訴求、要發聲都沒有錯，但是也不要忘記過去。我清楚記得她對我說：“我奶奶在美國南方摘棉花，我現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一路就是這樣走來的。”我認為應該記住曆史，女權運動應該更深層更多元，現在太流于表面，有些過了。

周嘉甯：近五六年全球的女權主義運動對女性的影響會非常大，對女作家的影響也會非常大。對我而言，我也會不斷反省作為一個女性的身份是怎樣的，女性的社會責任是怎樣的。我其實想問的是：10年的時間過去了，回首《有些事赤腳女人不能做》這部短篇小說集以你現在的觀點重看這個小說集，是否依然如此安排裡面女性的命運？你會在哪些方面做出調整？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不，我不會這樣寫。當小說完成、出版以後，就仿佛結束了一段感情，我不再對它太過迷戀。過去的就過去了，覆水難收，我不會回頭。事實上我不會重讀這本書。我喜歡成書造成的影響。如果是閱讀他人的作品，我喜歡琢磨它是如何構思、發展書中的意思和話題，如何以作者的視角推進故事本身，但也不總是如此，我也不知道我會如何做。但我不想重新審視、重寫。創作初期我的作品都是按照特定的需求而寫的，都是在特定時刻寫出來的，所以我也不能重寫……

對不起，門開了，孩子進來了。

周嘉甯：太有趣了。這個問題被母愛中斷。為使采訪免于家務、瑣事、孩子幹擾，我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想用下面的問題結束今天的訪談。《第一個人》這本書融合了史實和文章，融合了19世紀風格的口水小說，試圖在虛構與非虛構作品中建立聯系。你是怎麼考慮的？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這部小說見證了連載10年的漫長歲月。我按照要求供稿，都是定制的題材，我圍繞一個主題逐漸展開。我很喜歡這類題材，就像是一次人生的彩排，但并非是完全虛構的，我更願意把故事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之上，但是在繼續發展的時候我會使用多種虛構的方式。當寫到一個真實人物的時候我會創造一個人或者分成兩個人。我為它下了一個定義：虛構建立在真實之上，每一步都是真實發生過的。我為每個人物創造真實身份是為了更高效的講述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故事，便于故事的創建。我真的很喜歡這種題材，我也喜歡該題材的作家。也許會被膚淺的稱為自傳，但是這種标簽讓人感到不快，所以我不會使用這種稱呼。我認為它介于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相對正式題材，它賦予我更大的探索空間，我很喜歡。口水小說就是為了開心。我曾為一家巴西雜志撰稿，他們向我求稿，我要求連載。他們建議我寫口水小說，這是19世紀常見的小說形式，常以連載的形式按章節出版，每次連載一章。那是一部關于性關系的小說，我以自己為原型，因為是用葡萄牙語出版，所以毫無保留的都寫了。我從未想到會以西語出版，所以當《第一個人》出版的時候，我挺吃驚的：得到讀者的認可，在學校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總之涉及了極富争議的性觀念。

周嘉甯：我還有最後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作為一位寫作者我很好奇，現階段寫作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瑪格麗塔·加西亞·羅巴約：最大的困難是缺乏時間，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這樣的困擾。沒有孩子的時候，創作的時間會更加靈活。我所說的時間問題的意思是，需要去購買寫作時間。我們很難靠寫書養家，所以需要身兼數職，比如授課，寫文章，甚至從事與寫作無關的工作，比如打掃泳池來賺錢，所以我們的寫作時間是買來的。這是一對矛盾，打掃泳池這類工作會擠掉寫作時間，你在出賣時間——這是一對很大的矛盾：這樣的工作能賺到錢，能生存下去，才能繼續寫作，但留給寫作的時間所剩無幾。現在我有了小孩，又趕上疫情，還得去學校，如此往複，沒完沒了，留給我寫作的時間是如此可憐。我目前的解決之道就是隻要有連續的寫作時間我就寫下很多很多的筆記。我相信總有一天這些筆記會開花結果。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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