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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對魏書生教學理念的理解

職場 更新时间:2024-10-01 14:43:28

  《教學工作漫談》

  作者 魏書生

  說說對魏書生教學理念的理解(魏書生教學工作漫談序)(1)

  說說對魏書生教學理念的理解(魏書生教學工作漫談序)(2)

  說說對魏書生教學理念的理解(魏書生教學工作漫談序)(3)

  魏書生,當代著名教育改革家。先後榮獲全國勞動模範, 全國中青年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首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等殊榮。 中國共産黨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代表, 第十屆遼甯省政協常委。退休前曾任盤錦市教育局局長、黨委書記。

  序 言 作 者魏 書 生

  

  序言作者 魏書生

  16歲,正是渴望讀書的時候,然而“文革”開始了,學校生活便告終結。我剛念完初三,一切升學的美夢均告破滅。

  運動了兩年,我便從沈陽市三十二中學,下鄉到了有祖國南大荒之稱的遼甯盤錦。同學們付出的勞動時間不算短,常常日未出而已作,日已落而未息,勞動所得卻連辘辘饑腸都無法填飽,擴大再生産和積累更無從談起。端起碗來喝白菜清水湯,放下筷子卻絕沒有人敢罵娘,原因是勞動歸來還要抓各種各樣的鬥争會、批判會,大家都繃緊了那樣一根弦過日子。“階級鬥争”果然“一抓就靈”,人們餓得要命,卻能夠搜腸刮肚,想出各種各樣權勢者愛聽的話來進行“大頌揚”。并且表決心,要進一步勒緊褲腰帶,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為據說,他們正過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熱中受着煎熬。這樣的日子過了不到10個月,我當上了民辦教師。那一年,我19歲。我讀書的時候,并沒想過能去教書。剛聽到讓我去教書的時候,我并不願去。我們全班55名同學下鄉在一個青年點,有一位同學比我先得到分配,到縣城的公路工程隊去做築路工人,同學們都羨慕得厲害。對我去教書則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勸我不去,以便等待能當上領導的機會。盡管不願去,但我又不敢不去,于是,便服從命令去教書。教書之後,我才發現學生們心靈世界的廣闊。農村孩子們真誠、質樸、勤勞的品質深深感染着我。我教的第一屆學生便是小學畢業班,學生比我小不了幾歲。第二屆學生,年齡大的,才比我小四歲,這樣我們共同語言便比較多。當時教材又比較淺,剩餘時間,我便給學生讀《紅岩》、《歐陽海之歌》,講我看過的一些書,介紹城裡的一些事情。他們也告訴我一些在城裡人那裡聽不到的農村的習俗、秘聞。生活在他們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滿足,靈魂的安甯。那時,大人們為了适應形勢而違心地鬥争、批判、清隊,整自己的同胞,我感到深深的悲哀而又無可奈何。于是我便決心在學生的心田裡開辟一片綠地,播撒上真善美的種子。我想,這世界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存在而多了一顆真誠、善良、美好的心靈,那我便獲得了生存的幸福,有了一份生存的價值。我一直認為,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幸福,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有一顆好心。心腸好,那麼生活窮點富點,工作輕點重點,壽命長點短點,他都能坦然無愧、豁達大度地對待,從而活得心安,活得幸福。人活着對他人、對世界有沒有益處,有沒有貢獻,最主要的也在于他有沒有一顆好心。心腸好了,那麼體力強點弱點,才能大點小點,他都能盡心竭力地為他人為世界做好事。反過來,心腸壞了,就不好辦,他自己活得太累,太麻煩,别人也會由于他的存在而累,而麻煩。教師顯然是最有利于培養真誠、善良、美好心靈的職業,于是我便迷戀上了教書。為了教書,我放棄過招工進城的機會,在農村教了兩年零四個月。

  1971年秋,遼甯省曆史博物館要招工作人員,從我們農場近四千名知青中選兩名。農場領導确定了我,同志們也勸我去,我心靈的天平向去的一方傾倒了,辦了回城手續,辦了戶口。正在整裝待發的時候,事情又有了變化,這兩個名額不給盤錦而給沈陽了。後來我被分配到當時盤錦最好的工廠——盤錦地區電機廠。我深深地想念着學校,想念着學生,想念着老師們。到廠的第一天,便向領導提出不願在工廠而要到學校的要求,但未獲批準。我便繼續申請着,即使在兩年以後确定我做廠領導接班人時,我仍一遍又一遍地申請當教師。批林批孔時,我因贊揚孔夫子是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學家,并且不滿“文革”運動而受到批判。某一位領導從我的日記、文稿中摘錄出我的“反動言論”竟達108條之多。有的時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由政工幹部下放到車間做工人,頭上頂着若幹頂帽子,自然沒有了申請做教師的資格。好在隻過了兩年多,“四人幫”便折騰完事了。他們一朝覆滅,人們也就不再認為我是反革命,便又讓我離開車間,負責所謂的“七二一”大學工作。我想,我既沒有罪了,何不要求去教書呢?領導同情我被批判時的遭遇,終于答應了我這個并不過分的要求。六載夙願,一朝得償,喜悅之情,難以言表。

  1978年2月,我到盤山縣三中教語文課,當班主任。不到半年,學校便不再讓我教課帶班,而讓我當教導處副主任,負責學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聽到這一消息,我連夜寫辭職報告,因為我費盡唇舌,曆盡辛苦,謀求的就是能帶班教課,如果願意當幹部,我早就可以當比教導主任大得多的官了。于是,我苦苦要求讓我繼續帶班教課。半年以後,領導答應了,但條件是以學校工作為主,兼班主任,教語文課。當時學校1500多名學生,26個教學班,兩名主任,一位主抓教學,我負責學生思想教育。那時學生紀律又特别不好,我每天忙于學校事務,自己班級學生自覺性也不強,二者常常無法兼顧。于是便開始嘗試培養學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學能力的教改實驗。

  當時是1979年3月。那時我覺得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首先碰到的問題是學什麼。我同學生談心,相當多的學生苦于不知語文究竟學些什麼。他們感覺練習冊到處是,花樣翻新的試題如海浪般湧來,思維之舟掉在裡面,不辨方向,不着邊際。于是我便和學生商量讨論,畫出了“語文知識樹”。15年前我們畫的語文知識樹有10個分枝:拼音、生字、詞彙、語法、修辭、标點、文學常識、文言文、閱讀和寫作。分枝以下還有小枝和杈。自學語文就先要紮紮實實地學習這些最基本的知識。學生按照語文知識樹去學語文,就像司機按照交通路線圖駕駛汽車到沒有去過的地方,做到了心中有數,少走許多冤枉路。明确了學什麼,緊接着就要解決怎樣學的問題。自學能力既是一種優良的心理品質,又是一種個性特征。任何心理品質和個性特征都要經曆知、情、行、恒的心理過程才能形成和發展,我便按照這個規律去培養學生。首先,提高學生對培養自學能力的認識。其次,使學生從感情上體驗到自學的幸福和歡樂。第三,教給學生自學語文的方法,如怎樣讀總體語文書、怎樣讀一本語文書、怎樣讀一類文章、怎樣讀一篇文章、怎樣提高學習效率、怎樣制訂語文學習計劃等。第四,引導學生持之以恒地堅持執行自學計劃。

  1979年,我沒批改過一本作業,沒批改過一本作文,除統考外,我沒搞過測驗、考試。但我教會了學生怎樣留作業,怎樣批改作業,怎樣批改作文,怎樣出考試題。一學期的教材,我隻用30多節課就講完了。我絕大部分時間用于全校學生的管理工作,但這屆學生的語文成績在縣内卻遙遙領先。參加縣内中學語文能力測驗,我們獲第一名;參加全縣30所中學聽說讀寫競賽,獲第一名;學生升學考試成績比重點中學平均高7.8分(當時我校是一般中學,學苗是經重點中學選拔後剩下的)。1979年末,我便在營口地區語文教研會上宣讀自己作文教學改革的論文,在會上引起相當激烈的争論。支持者熱情鼓勵,反對者亦慷慨激昂。

  1981年暑期,第一屆實驗班學生畢業,我寫了《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一文,在省中語會宣讀,得到多方面支持,同年送全國中語會第二屆學術年會交流。《中國教育學會會刊》全文刊載了我這篇文章。廣西《中學文科教學參考》雜志為我開辟了一個專欄,廣西教育學院王世堪院長親自為我寫短評。專欄還登了我的兩名學生的文章。那時我的中學教齡還不到四年,學曆隻是初中。得到這麼多老師、領導的鼓勵和支持,既有感激,又有慚愧,還有不安。我默默地把感激、慚愧、不安在心靈深處轉化為上進的動力,繼續朝着語文教學改革的深處探索。曾經有人認為,我的語文教學不像語文教學的樣子,而是思想教育,是班主任工作。但我越往語文教學的深處探索就越感覺到,人腦這部機器應該分為兩部分,動力部分和工作部分。兩者不能互相取代,學習的動力不能代替學習的實踐;反過來,學習的實踐也不能代替學習的動力。回憶自己走過的語文教改之路,我感覺最滿意的一點,就是始終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我教語文極為輕松,根本原因也在于育人,在于引導學生成為語文學習的主人。

  語文是工具學科。但不同的人利用這一工具做着不同的事,來達到自己的人生目的。同是學習的工具,有人用閱讀能力讀偉人傳記、技術資料、先進理論,有人則讀黃色書刊、反動文章。同是工作的工具,有人講話勸人具備真善美的品質,寫文章宣傳周總理、雷鋒的精神,傳播先進的科技知識,激勵别人為人民、為祖國做出貢獻;有人說話慫恿人作惡,寫文章宣傳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引誘别人為了個人私欲不顧别人死活。顯然隻教會學生語文知識不行,隻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也不行。沒文化很可怕,有了文化心術不正,有人認為更可怕。我覺得至少是同沒文化一樣可怕。

  我深深感到,一位教師,要做經師,更要做人師。教書的同時始終注意育人,這是我個人心理上的需要,是學生切身利益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是國家利益的需要,是黨的利益的需要,是語文學科性質的需要,是提高語文成績本身的需要。育人是語文教師分内的事,隻有堅持育人,才可能進入語文教學的自由王國。我的這一觀念和教書育人的具體做法,1983年在全國中語會第三屆學術年會介紹時,受到與會者贊同,許多同志産生了強烈的共鳴,這更堅定了我沿着這條路走下去的信心。

  1984年暑期,全國中語會在大連開會,重點推廣我教書育人的經驗。德高望重的呂叔湘先生親臨會議,從頭到尾聽了我的彙報發言。呂先生在大會上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給我以多方面的鼓勵。呂老的鞭策,使我獲得了極大的動力,增長了戰勝困難的勇氣和力量,堅定了對人類美好未來的追求與向往。1984年8月12日,中共遼甯省委、省人民政府聯合作出《關于開展向魏書生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同時省政府授予我“特級教師”的稱号,那時我34歲,中學教齡才6年。同許多教師相比,我是幸運的,我得到的關懷、支持、鼓勵要比别人多。唯其如此,我才更應珍惜這難得的機遇,加倍努力工作和學習,以報答黨和人民的恩情。

  魏書生 

  199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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