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升職記》是一部聰明的保守之作。

其主要的表面性問題，正如觀衆和職業影評人所感受到的，是在愛情和職場雙線選擇問題上的失誤。對于影片叙事而言，愛情線索和職場線索如何選擇，是一個最基本的結構性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僅屬于文學叙事的層面，它向内限定了如何定位人物形象，如何編織主要沖突。

而向外，它又關聯着對目标觀衆的設想與定位，關聯着資本與市場。

此時我們再來看文章分析的主要問題：以愛情為主的《杜拉拉升職記》，在弱化傳統職場後暴露出多少問題？

這部電影是由小說改編而成的，在比較小說與電影以後，我們發現後者的重要特征便是“純粹”，你看不到其他的成分，完全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而職場隻是序幕或鋪墊。

舍棄職場專攻愛情，似乎是徐靜蕾的策略性選擇。

在一些訪談和網絡空間，徐靜蕾對此做過一些隻言片語的說明，大緻意思是，希望故事簡約幹淨，而扭結愛情與職場難度過高，于是果斷放棄。愛情與職場并非兩條線索，而是一個硬币的陰陽兩面。

初級的邏各斯式編劇思維教會電影人諸如“線索的處理”這樣的叙事題，在我們的慣常思維中，提及線索二字，想到的是“1 1=2”這樣的加法邏輯，或是“職場(背景)愛情(主線）”這樣的裝飾與被裝飾的邏輯。兩者的化學反應，哪怕是物理編織，都沒有在國内類似題材的影片中發生過。

當代都市空間中，由辦公室愛情和辦公室鬥争交織而成的模式，仍是列維斯特勞斯所描述的“土地與戰争”模式的延續和變體。這類故事通常有兩個顯著特點：

• 一是密集地鋪陳時代與環境的知識，這種知識通常帶有豐富的可看性和想象性，對知識的表達立場，也影響了影片叙事的價值立場。
• 二是主次人物完成自身的欲望目标并實現最後的勝利，構建出一個理想化自我想象，甚至有可能是一群人的“想象共同體”。

理想的自我想象是此類電影叙事需要集中呈現的東西，對《穿普拉達的惡魔》和《我知美人心》以及《親密敵人》等類似影片而言，這一問題是無法回避的。

杜拉拉(以及愛她的觀衆)理想自我的完成，需要辦公室愛情與辦公室鬥争這兩個助推器，它們缺一不可。

愛情，連同人物性格和道德形象的塑造，必須借助人物的鬥争之旅。這一鬥争是“戰争”語義的各種轉喻，可能是競争、傷害，甚至是背叛；而經過鬥争，“土地”才能召喚起原初的道德和情感力量，這裡的土地經過各種轉喻，可能是愛情、友誼、信念、理想，抑或鄉愁。

鬥争與土地的關系在語義上總是矛盾的，這符合基本的叙事原則：戰争(鬥争的沖突、緊張)，滿足了當代觀衆對戲劇性的欲求；但戰争最終要在土地中趨于暗淡，被一種理想的價值之光所照亮，滿足觀衆對于道德感缺失的補償。

而處理兩者的法則就是，鬥争越殘酷，内在對土地的回歸感就越強烈，這是一種清晰的加權關系。

因此，為了某種幹淨和簡單，取消對辦公室鬥争的着力描寫，愛情就變成了純粹的兩性相吸，缺少了對糾纏愛情背後的辛酸苦辣和複雜人格的深度描蔡。不經曆現實的風雨，就無法見到愛情的彩虹，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影片取消對辦公室鬥争另一個問題是，制造了愛情叙事的難度：在一個缺少鬥争的封閉的空間中，愛情的阻礙力量隻能剩下拉拉和王偉之間廉價的猜忌和誤會，愛情的進展也隻能依靠突兀或符号化的行為轉變，無論是一擲金的購物狂邏輯還是泰國的異域風光都無法潤色這種生硬。

因此作為語義對立項，戰争與愛情好比陽光與陰影，失去任何一個，另一個便也蕩然無存。在《杜拉拉升職記》中，理想自我的模糊，歸根結底來源于這種對“辦公室鬥争”的叙事剪切。

了解《杜拉拉升職記》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原小說中原有的戲劇沖突包含了三組完整的對抗：

階級(階層)對抗、人與人的抵觸、人對工作目标的追逐以及在此過程中主角與境遇的對抗。

但在電影中，隻有第三個對抗得以部分保留，即影片開頭“搬家”的情節。但至此之後，故事完全演變為了“杜拉拉愛情記”。

從導演整體的處理來看，似乎該情節并不是為了鬥争線索而生，而是僅僅為了表現杜拉拉的性格和品德，這無疑是對劇情和智力的雙重浪費。其結果是：

• 一方面，那些可以回應觀衆現實生存感，并且發揮認同效果的鬥争情節消失殆盡；
• 另一方面，小說中杜拉拉與上司和同事間驚心動魄的厮殺和悄無聲息的暗戰被一筆勾銷，隻能被辦公室女人間表面化的争風吃醋和三角戀情填充，愛情由此變得平庸和無趣。

其實我們反過來再看影片要講的焦點問題問題，看似是要不要讓辦公室鬥争與愛情雙線共存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背後的根本，是角色與形象定位的問題，甚至是整個影片的價值取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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