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帝師制度的建立和宣政院的改制，藏傳佛教的政治地位逐步加強。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一直有功于元朝國家建設的藏傳佛教，開始走向了另一極端。

忽必烈與“帝師”八思巴

自忽必烈之後，元朝的曆代皇帝及其家眷，均需受戒皈依為佛家弟子。《南村辍耕錄》卷三“受佛戒”記載：

….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倍位者必九人，或七人，….此國俗然也。

在元朝，法會（元稱好事）名目數量繁多，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僅《元史·釋老傳》具體羅列出名稱的“好事”，就超過了三十多種。

藏傳佛教中的金剛持

皇室如此崇佛，佛教勢力很快就滲透到了元朝政治等各領域。早在八思巴時代，忽必烈就設總制院，尊八思巴為“帝師”，統籌全國釋教和蕃地（西藏）事務。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桑哥嫌其地位不尊，以“總制院統西番諸宣慰司軍民财粟，事體甚重，品秩宜尊”為由，奏改總制院為宣政院。

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台銀印”，其位甚崇。“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辟舉，而總其政于内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軍民通攝。”

銅胎宣政院款龍龜印

除了品秩得到提升外，宣政院還與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一樣，不僅有了獨立平行的任官系統，甚至還有單獨用兵之權。

• 擁有中央人事、行政、司法大權的中書省、樞密院和禦史台，很難有效插手宣政院大小事務；
• 僧尼事務（釋教）和蕃地事務也沒有了監察空間，中央勢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化。

破壞國家法度，社會影響極差

宣政院權勢顯赫，使得本就備受尊崇的僧尼階層更加猖狂。少數僧人目無法紀，擾亂社會治安、破壞國家法度的案例時有發生。

八思巴弟子楊琏真迦，在桑哥支持下，盜掘錢塘、紹興宋陵，令人發指

對于這些目無法紀的僧人，宣政院不僅沒有予以制止和妥善解決，甚至有“火上澆油”之嫌。譬如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宣政院請“（凡民）歐（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之旨。

盡管成宗、仁宗等曾試圖加以撥亂反正，然而收效甚微，最終不了了之。

左：仁宗 右：成宗

坦誠說，僧人違法亂紀屢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元朝法律上的不平等。僧人犯法，按例由宣政院受理，偏頗之處比比皆是：

• 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問，止令三家所掌會問；
• 諸僧人但犯奸盜詐僞、緻傷人命及諸重罪，有司歸問，其自相争告，從各寺院住持本管頭目歸問；
• 若僧俗相争田土，與有司約會，約會不至，有司就便歸問。

僧人不但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甚至可以操縱法律。譬如帝師或上層高僧們，常常以“好事”為由，請求元朝政府釋放重囚（史書稱之為“秃魯麻”）。不過，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權有勢官宦子弟或潑皮無賴。

藏傳佛教中的文殊菩薩

本該受到法律嚴懲的重囚們，通過賄賂僧侶階層，“順利”逃之夭夭。據《元史》與《新元史》所載，順利“大逃亡”的死囚犯，不下數百人。

至于釋放這些重囚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門：

• “用帝師奏”者；
• “皇帝即位用帝師奏”者；
• 皇室人員有疾、祭日或誕辰請釋囚者；
• 帝師或皇室修佛事者；
• 為皇室祈福者；
• 某高僧圓寂，也得釋囚。

藏傳佛教中大白傘蓋佛母

這種破壞法律、擾亂政紀之事，元朝上下并非毫不知曉，不少大臣上書屢次反對，幾乎皆得到皇上采納，但收效甚微。

皇慶元年（1312年）冬十月，雲南行省右丞算隻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仁宗皇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

遺憾的是，皇慶二年秋七月，“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可見事态很難得到有效抑制，“釋囚”的場景一直屢禁不止。

禍亂朝綱，導緻國家衰敗

元朝皇室崇佛，可謂“國策”之一。自忽必烈開始，經常舉行各種耗資巨大的“好事”活動，動用國庫修建各式各樣的佛寺，對僧人的賞賜也是毫無節制，刊印佛經所費金銀更是有增無減。

以大都為例，史載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就有大護國仁王寺、大聖壽萬安寺、大永安寺（香山）、大承天護聖寺、大崇恩福元寺、大天源延壽寺、壽安山寺、大承華普慶寺、大崇國寺、興國寺等。另外，在宮廷内也有佛寺。

護國寺喇嘛塔，1949年被拆除

大興土木修建寺廟的背後，是毫無節制地征調士兵、百姓和工匠，很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耗費了大量的土地、物資、金銀，使得國庫愈發空虛，有些甚至直接搜括百姓以資建寺之需！對國家與人民的傷害，是不可逆的。

皇室的“過度”崇佛，讓帝王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深谙儒學的知識分子們，無不為之憤慨。

元朝儒生鄭介夫，對帝師至京“朝野傾城相迎”的現狀就頗為不滿：“往年帝師之死，擇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小庸厮耳，舉朝郊迎，望風羅拜。”

畏吾兒大臣廉希憲

忽必烈在崇尚佛教後，命笃信儒學的畏吾兒大臣廉希憲受國師佛戒。

廉希憲毫不客氣地頂撞道：“臣受孔子戒矣。”忽必烈又問：“孔子亦有戒耶？”廉希憲回答：“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據說忽必烈不僅沒有生氣，還連連贊許。

荒唐的元順帝

縱觀元朝諸帝，“崇佛”最荒唐的，莫過于元順帝妥歡帖木爾。

元順帝（1320—1370）

扳倒權臣伯顔後，元順帝“圖治之意甚切”。

在丞相脫脫的支持下，恢複科舉，頒行《農桑輯要》，實行儒治，整饬吏治，蠲免賦稅，開放馬禁，削減鹽額，編修遼、宋、金三史，國家一度有了“中興之相”。

不過，罕見的天災給了他當頭棒喝。黃河決口、饑荒頻仍、瘟疫爆發，人民流離失所，大量死亡。

自至正四年（1344年）始，中國進入了災害多發期，尤以腹裡（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以及河南的黃河以北地區和内蒙的一部分）和河南行省（河南中南部、湖北大部、江蘇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最為嚴重。

黃河決堤，讓元朝幾近崩潰

天災引發了一系列後遺症：各地烽煙四起，不少地方的統治機構癱瘓，陷入土崩瓦解的絕境。時間一長，元順帝銳意進取的勁頭，可謂消失殆盡。

丞相脫脫死後，元順帝徹底堕落。

• 他聲色犬馬，長期不理朝政，沉溺密宗，修煉所謂“男女雙修之術”，朝堂成了君臣淫态百出之所。
• 他專門建造了上都穆清閣，連延數百間，并秘密室于修文殿旁，好事房于鹿頂殿側，“取婦女實之，以備修習之用”。
• 他沉迷于“十六天魔舞”無法自拔，還專門為此建造高閣，“飛橋舞台于前，四欄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于室，繁吹導之，自飛橋西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

（疑似）十六天魔舞

何謂“十六天魔舞”？史書記載，“天魔舞者，本西番佛曲，法式淫蕩”：

• 時帝（元順帝）怠于政事，荒于遊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
• 首垂發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绡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绶帶鞋襪，各執加巴喇般之器，内一人執鈴杵奏樂。
• 又宮女一十一人， 練槌髻，勒帕，常服， 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筝、蓁、琵琶、笙、胡琴、響闆、拍闆。
• 以宦者長安叠不花管領，遇宮中贊佛， 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

盡管朝中大臣百般勸谏，可元順帝不但不聽，反而想方設法躲避，甚至特意挖地道以躲“宰相以舊制為言” 。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八月，元順帝見大勢已去，诏命皇太子領天下兵馬。次年閏月，元順帝攜三宮後妃、皇太子、皇太子妃，逃到應昌府（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市）。

應昌城遺址

同年八月，明軍攻陷大都。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妥懽帖睦爾駕崩于應昌，享年五十一歲，廟号惠宗 ，蒙古汗号為“烏哈噶圖汗”，明朝為其上尊号為“順帝”。

在《蒙古黃金史綱》中，記載了一首元順帝離京時所作的一首長詩：

不過，一些學者認為，這是蒙古史學家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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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我們在審視藏傳佛教在元朝的曆史作用時：

• 不僅要看到元朝的崇佛政策對加強邊疆（尤其是藏區）統治，促進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正面影響；
• 也要對這一政策走極端後，為整個社會經濟諸方面帶來的不可逆轉的負面影響。

對于曆史事實客觀并理性的認識，能夠幫助我們在未來少走彎路，少走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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