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董卿出生在上海。

7歲時，與父母一起搬到安徽生活。

從此，童年成了“摔跤吧，爸爸”電影的真人版。

“董卿，你長大了，要學會幫家裡分擔家務。”

晚飯後，父親給了她一塊抹布，讓她洗碗，她剛拿起碗，隻聽身後又傳來一句，洗完了，把地也擦一擦。

一次，父親下班回家，發現了她愛照鏡子的“毛病”，晚飯時，立馬召開專場批鬥大會。

父親仗着自己是複旦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指着一盤土豆對董卿說，“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你有時間，不如多看看書。”

她看見媽媽幫她做新衣服，高興地不得了，覺得自己終于可以有新衣服穿了，不用再等到過年。

哪知做新衣這事兒，被父親瞧見了，“孩子的衣服夠穿就行，與其把時間花在穿衣打扮上，不如多看看書。”

董卿原以為“多看看書”是父親的口頭禅，哪知是他的育兒規劃之一。

剛上小學那會兒，有一天，父親抱着很多書回到家，“你現在還看不懂，先學着抄成語和古詩，抄完了就大聲朗誦，背誦，我在外面聽着。”

董卿以為父親開玩笑，結果發現他是認真的。

他讓董卿每天堅持抄成語和古詩。

一兩年後，又讓她抄古文。

董卿咬牙切齒，我到底是不是親生的？

從小生活在農村的父親，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複旦大學新聞系，屬于被知識改變了命運的一代，對知識有着無比的信任，對鍛煉身體也有古怪的偏執。

每天早上天沒亮，董卿就被父親提溜起來。

“跑步去。”

父親一聲令下，董卿在迷迷糊糊中，走出了家門。

她跑步的地點很安全，就在離家最近的淮北高中。

跑步的時候，她感覺目光灼灼，仿佛整個淮北中學的師生都在看着你，笑話你。

跑了幾次，她就再也不去了，下樓以後就找個門洞躲起來，估摸着時間差不多了，喘着氣跑回家，假裝上氣不接下氣，報告父親，“我跑完了。”

父親的嚴格要求，讓董卿連跳兩級，提前成為了初中生。

升了初中後，父親腦洞大開，讓她每個寒暑假去“勤工儉學。”

“勤工儉學”不是大學生才幹的活兒嗎？

“你打點提前量，會怎地？”

期末考試前腳剛走，父親求人的電話後腳就來了，“老王啊，我女兒放假了，去你那兒打工，不要錢。”

董卿也是一臉的懵圈，不要錢打什麼工啊。

“不是打工，是勤工儉學。”

董卿明白了，父親是要把自己往死裡整。

那幾年，她從商場售貨員，廣播站廣播員，一路做到賓館清潔工。

賓館規定，每天收拾10個房間，20張床，董卿埋頭苦幹，一個上午隻收拾了兩個房間，别人都去吃中午飯了，她還在傻乎乎的收拾着。

父親特意來看她。女兒見老爸，兩眼淚汪汪。“太累了，不想幹了。爸爸。”

但父愛如山，巋然不動。

他摸摸董卿的頭，說，“堅持一下。”

看着父親遠去的身影，董卿心想，我到底是不是親生的？

晚飯時間，一家人圍坐在餐桌邊，隻要飯菜齊了，父親又開始唠叨了。

董卿累得什麼都不想幹，就想發火。

多數時候，董卿是一邊吃飯一邊哭。

所以她最高興的事情，就是父親出差了，可以好幾天不用見他。

董卿和父親，母親

多年魔鬼教育，董卿養成了順從的習慣。

隻在一件事上，她“忤逆”了父母的意思。

高考時，她報考了浙江藝術學院。

父母雙雙出自複旦，從小就希望董卿能從文。

董卿知道，她不想從文，想從藝。

父親什麼都沒說，隻默默地送她到學校，幫她收拾了床鋪。

董卿心想，這下好了，你趕緊走吧。

董卿打算送一送父親。

夕陽西下時，兩人走在學校的小路上。

許久不開口的父親突然說了這句，“你自己小心點吧。”

他眼裡泛着淚光。

董卿第一次看到他落淚，心裡五味雜陳，不知所措。

大一放假回家，父親提議去小餐館裡搓一頓。

吃到一半，父親突然舉起杯子，“來，閨女，我敬你一杯。”

董卿愣住，父親開口了，“多年來，我對你的教育有很多方式不對，你别往心裡去。”

父親的話還沒完，董卿眼淚嘩一下出來了。

那次，她以一個女俠的姿态，陪父親喝完了整瓶白酒。

這也是她第一次喝酒。

多年後，父親嚴苛而古怪的教育方式，反倒幫她熬過了一年又一年的苦悶與煎熬。

1994年，董卿陪一個朋友去考浙江電視台的主持人，報名的時候，她想着，“要不我也試試。”

無心插柳柳成蔭，她考上了，順利成了一名主持人。

兩年後，父親看到東方衛視全國招聘，建議董卿去試試。

又一次，她再次成功了。

那兩年，連跳槽都便捷順利，自帶夢幻感。

可剛回到上海，董卿就發現，台裡給她準備的節目是串聯節目。

上班跟玩兒似的，來了，點個名，可以了，走人吧。

她旋轉，跳躍，心花怒放地走進台裡，不到半秒鐘，她又灰頭土臉的出來了，每天如此。

為了調整心情，她特别喜歡看《紅樓夢》，《西廂記》，唐詩宋詞她也讀，隻要與現實無關的，她都看。

看了半年的書，工作還是沒有起色。

她不能再等了。

她想提升自己，得沒事找事。

她報考了華東師範大學，成為中文系古典文學的研究生。

退一步，果然海闊天空。

2000年，她被台裡推薦，主持“上海-悉尼雙向傳送音樂會”，流利的英語，大氣的風格，震住了所有人。

2001年，憑借音樂會上的精彩主持，董卿順利獲得主持界的最高榮譽，金話筒獎。

金話筒獎的一個評委看中了董卿，建議她說，“中央電視台的西部頻道開播了，加入《魅力12》這檔節目吧。”

機會擺在眼前，董卿猶豫了。

人生總是這樣，經曆千難萬險，站在十字路口，還是會猶豫。

“要去北京嗎？”董卿在心裡反複掂量。

上海是老家，父母親人都在，相處七年的同事也在。放棄這些，很難。

而她更擔心的是，到了陌生的工作環境裡，不适應怎麼辦？

“如果放棄了去北京的機會，将來會後悔嗎？”

最終她确定了。要是放棄，将來她一定會後悔。

二話不說，她帶上簡單的行李，踏上了去北京的飛機。

頭兩年，她把自己沉在工作的汪洋中。

一個人扛起了130多場的節目主持工作。

“第十一屆青歌賽”找上她，導演和工作人員問她，“連續20天直播，每天職業組和非職業組共三十場，一場差不多要三個小時，你行嗎？

董卿深吸一口氣說：“行。”

她知道，這不隻是答應站在台上，還要保證前期充分的準備。

青歌賽準備期間，她一個人在家裡準備，早上7點坐在書桌前開始看，一直看到晚上一兩點，期間不吃任何東西，餓了喝口水，急了上個廁所。

詞和句都印在腦子裡還不夠，她要讓它們沸騰在嘴裡。

她大聲朗讀，背誦，聲音穿透整幢公寓樓。

她心裡總有一個信念：“詞一定要在嘴裡滾上百遍，才放心。”

青歌賽開播後，董卿更忙了。

每天下午四點彩排，十點直播結束。

錄完節目，她就得馬上換衣服，去會議室和老師核對第二天的考題、節目設置，各種細節都要在一天之内确定，回到家已經是兩三點了。

這還不算完。

踏進家門的董卿，疲倦，瞌睡，但絕不休息。

她給自己泡一杯咖啡，打開台燈，拿出台本，繼續背詞，直至晨光熹微，包子店再次開張。

生活全被打亂，作息毫無規律，她卻樂在其中。她說，我以前也不是這樣的，或許人有個爆發期，這個時候到了，就停不下來。

連軸轉20天，成就了青歌賽，也成就了董卿自己。

“必須有人接上去，而且這個人不是臨時接一兩年，她一站可能就是十年甚至十五年。”

倪萍打算退出春晚，一直苦于沒有接替自己的人。

“我看董卿合适。晚上我去給她打個電話。”

郎昆知道倪萍是什麼意思，倪萍是他一手帶出來的，兩人的心思總在一處。

此時，朗昆正是05屆春晚的總導演。

此時，董卿正在搬家，各種細軟已經拉到新家來了，她一件一件的擺好、歸置。

從白天忙到晚上，晚上十二點左右，終于收拾得差不多，隻是地還要再掃一掃。

電話響了。

“我們整個春晚劇組邀請你來擔任主持……”郎昆話還沒說完，董卿懵了。

她沒聽錯，就是這幾個字：邀請你來擔任主持。

“謝謝。”

她幾乎是毫無反應的挂掉了電話。

手卻不由自主地晃動着，嘴裡不由自主地哼着小曲，身子開始自動轉圈圈，感覺還可以在搬一次家。

董卿記得，第一次主持春晚，升降台嘩一下上去，嘩一下，她就站在了全國觀衆的面前。

那種激動，那種興奮，不言而喻。

她覺得自己特别的幸福。

四個小時候，喧嚣結束。

她回到化妝間把衣服，首飾全都摘下來，整理收拾後，走向長長的走廊。

大家都是從那裡出去的，而此時走廊上人特别少，她出去的時候，還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剛一出來，寒風撲在臉上，她感覺特别不真實，整個人處在失重的狀态。

原來，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

回到家，她沒有立刻睡着，因為興奮，睡不着。

她打開冰箱，拿出速凍餃子，放進鍋裡煮，熟了便端過來，坐在靠窗的沙發上，一邊看着還未亮透的天空，一邊吃。

此後十多年，她也如此度過。

說錯詞，會内疚數天。

說錯名字，回家來就呆呆的坐着，反省一下午。

她嚴格要求，就差自己給自己寫檢查了。

之所以沒動筆，隻因為覺得這樣做恐怕有點太瘋狂。

這樣的死磕和堅持，隻因為倪萍的一席話。

2006年，《藝術人生》請了倪萍。

朱軍讓年輕一代的主持人把自己要問的問題寫下來，放在箱子裡讓倪萍抽，抽到哪個答哪個。

正巧，抽到的就是董卿的。

董卿問:台上萬衆矚目，台下的寂寞無助，曾經鼎盛一時，總有落幕的一天，怎麼平衡和面對。

倪萍說：首先我非常羨慕你能有這樣的機會，我看你也非常辛苦，大獎賽天天上班，《歡樂中國行》全國各地跑。

但是我從來都說，當一個戰士穿上軍裝，一直被領導派到前線，去打最重要的戰役，等你來到我現在這個狀态，你一定會覺得，生命是值得的。

哪怕現在孤獨寂寞，沒有家，沒有男友，都特别值，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中央電視台的綜藝舞台上的核心，光亮最聚焦的地方的主持人。

這是你的運氣，也是你的機會。

我覺得，你還不夠，還要努力很多年。

這個機會不是每個人都有。

董卿聽完哭了。

有上場的那一刻，就有離開的那一刻。竭盡全力吧。

2014年，董卿做出了一個決定，出國修學。

她第一次感到站在舞台上不那麼忘我了，不那麼興奮了，工作的滿足感沒了。

她發現自己在走套路，憑經驗去打拼，而不是憑激情去做事。

無數夜晚，她經常坐在書房發呆，心想，這次春晚過後，可能迎來了人生中漫長的修整期。

多長，她不知道，隻知道自己不會很快回到舞台上了。

媽媽對她說，人遲早會離開這個世界的。

我希望總有一天，這個世界上也有人像我們一樣愛你，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系。

這個話讓董卿突然意識到，她應該為母親做些什麼，好讓她放心。

于是，修整的這一年，她不僅獲得了新的知識，還成為了母親。

有了孩子後，董卿變得不那麼專注了，時間被無限碎片化。

她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這時一個好友給她建議：你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很簡單，你就要去做什麼樣的人。

作家阿瑟·克拉克說過，“我永遠都沒有長大，但我永遠都沒有停止生長。”

董卿不想因為孩子就放棄自我，止步不前。

她認為，應該花時間把自己變得更好。

如此，孩子長大了，真正懂事的時候，才對你會有愛，有尊敬。

2015年，她全面複出。

2016年，她制作了自己的第一檔節目《朗讀者》。

有人說，春晚上的董卿與《朗讀者》裡的董卿不一樣了。

的确不一樣。

在春晚舞台上，董卿隻有一個任務，做主持人。

而《朗讀者》是她一手操辦，身兼主持人與制作人的身份。

以前她的卧室裡是沒有電子産品的，如今她需要随時與各種人聯系，獨處的時間被壓縮為零。

技術上的困難太多，精神上的壓力也不少。

她剛決定要做一個文化類的節目，有人立即反對，“取消賽制，隻求溫情，沒有收視率，贊助商都沒有。”

有人直接攻擊節目本身，“這個東西太高冷了，太有文化了。”

董卿隻回了一句，“我們要對觀衆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

但給團隊打氣，獨處時董卿卻不知所措。回到家裡，她經常坐在地闆上發呆：

嘉賓們的檔期究竟如何安排？

舞台什麼時候能搭起來？

贊助商說好了一個月就搞定，為何還沒有消息。

辦公室是臨時的，是否會讓團隊裡的人覺得她是騙人的，是在畫大餅？

這些問題，始終萦繞在董卿心頭。

第二天回到臨時辦公室，她卻信心百倍。

她覺得，自己不應該把絕望之情表現出來。

她死磕，較真，追求完美。

審查節目時，她發現大家習以為常地隻看手提電腦上的播放效果。

她不同意，她一定要找人把電視和電腦接上，把節目優缺點一并放大，讓别人去挑刺。

看電子版的文稿她記不住台詞，隻有在上面寫寫畫畫才放心，就讓助手打印出所有稿子。

40歲了，董卿像個熱血青年，每天隻睡兩三個小時。

這兩三個小時還不是晚上，因為晚上八點到淩晨四點，她得看台本，把第二天的節目梳理一遍。

最終，《朗讀者》成功了，節目像董卿本人一樣，高而不冷。

後來，董卿回憶節目創辦時的心酸，很自豪地說：

“我們花一年時間建了一個‘讀庫’，有幾百個篇目，每一篇都是我們在辦公室讀過、篩過的，甚至有一些，叫我當場淚流。

現在想起來，那些下午都挺美的。”

郎昆說，“董卿和倪萍及其相似，都有‘與嘉賓同步喜怒哀樂驚恐憂的能力’，當年我把倪萍從青島帶到北京，就是看中了這一點。”

他把《朗讀者》和《中國詩詞大會》的成功，歸功于董卿本人。

而董卿則覺得，訪談節目會是她的終極舞台。

“如果你沒辦法體會他人，體會自己，沒辦法認知他人，認知自己，那麼你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

她有自己的價值觀，她從來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今年九月，《開學第一課》開播。

翻譯家許淵沖先生來到現場，他96歲了，杵着拐棍，坐在圈椅上，口齒伶俐，非常健談。

董卿站在一旁，聽着，體會着。

三分鐘裡，跪下了三次。

節目播出後，觀衆感慨：“她是最美的中華驕傲。”

比歸來仍是少年更難的，是如何坦蕩地“出走半生”。

董卿坦言，再過10年，可能更加自信了，自信到做一個節目可以什麼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台機器在院子裡，放一本書在那兒，沒有舞台，沒有燈光，沒有音樂，安安靜靜地說文字裡的故事。

她始終自信。

因為每一件事，她都拼盡全力。

這是人的底氣，更是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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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利物浦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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