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體報道，從2017級開始，清華大學學生必須通過入學後的遊泳測試或參加遊泳課的學習并到達要求，否則不能獲得畢業證書（特殊情況除外）。這并非清華大學首次提出“不會遊泳不能畢業”的要求，梁實秋在1910年代就差點兒因在這門課上栽跟頭無法畢業。在過去的一百年裡，在西方體育發展和清華體育教育背後，有着怎樣的意識形态變遷和圍繞着體育展開的話語交鋒呢？

　　1914年，著名外交家、法學家，先後在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任要職的伍廷芳在他晚年寓居中撰寫的回憶錄《美國視察記》（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中這樣寫道：

　　“中國人和他們的美國朋友在娛樂這件事上的最大不同，莫過于對于體育的态度了。中國人永遠不會想上千人聚在一起隻是為了看一場球賽，我們還沒有摩登到願意花上半天的時間看别人比賽……我很懷疑體育是否能夠真正在我的族人中間流行起來，從東方人的角度上看，它太過暴力，不夠莊重。”

　　很顯然，伍廷芳“高估”了東方式的“莊重”，也“低估”了國人摩登化的速度。事實上，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體育或者稱近代體育，已經悄然席卷了中國的開埠城市，成為人們競相追逐的資産階級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近代體育的發展，始終與中國幾代改良者和革命者依照他們各自的政治理想，将一個積貧積弱的垂暮帝國改造成一個先進的民族國家的努力密不可分。這段曆史也濃縮在清華（當時的“留美預備學校”）體育教育的百年曆程之中，從“不能把東亞病夫送出國”到“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清華見證了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意識形态下，體育所承載的不同社會功能，以及圍繞體育展開的話語交鋒。這次清華“遊泳新規”引發的争議，更向我們提出了今天的中國大學應該如何發展體育的迫切問題。

　　一、“不能送東亞病夫出國去”：近代體育與民族國家的建立

　　從先秦“六藝”中的“射”、“禦”，到軍事操練和民間遊戲中的蹴鞠；從唐宋元三代宮廷貴族迷戀的“擊鞠”（馬球），到清代少數民族政權喜好的摔跤、“冰嬉”，再到在義和團——英文中稱義和團運動為“The Boxer Rebellion”，直譯為“拳擊手的叛亂”——等反抗侵略的民間運動中逐漸浮現出來的隐秘的武林，中國人在漫長的曆史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身體文化和身體技術。

　　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田徑、遊泳、球類運動等西方體育項目以及奧林匹克式的競技規則，與這些本土的“傳統體育”截然不同，它們之間的差異，不僅在于從事的人群、遵守的規則、調動的肌肉和使用的器械，更重要的是，“傳統體育”所代表的士大夫的俠義之道和帝國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經不能适應清末民初知識精英的政治理想和訴求，他們需要借助象征着紀律、力量和進步的“現代體育”，來構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将中國重新納入到全球的格局和曆史進程之中。

　　歐洲現代體育的發展與法國大革命後現代民族主義的興起分不開，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體育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規訓作用。它對規則和管理的服從，對身體動作和行為設置的界限，對成功和優勝的量化，對帶有國家符号的統一着裝的強調，以及競技與戰争之間的潛在關聯，都使得個人的身體和國家的國體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對應關系。這種關系與中國古代思想中宇宙的秩序、理想的政治秩序和聖人的身體三者的同構同形不同，最大的區别在于：在古代，維系和調節這一同構關系的是具有神聖權威的天子，而在新的身體-國體關系中，沒有了天子的位置，反而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以物種之間的弱肉強食來解釋國家之間的盛衰興亡，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群學肄言》）的嚴複就在《原強》一文中指出，“一群一國之成之立也，其間體用功能，實無異于生物之一體，大小雖殊，而官治相準。”

　　中國最早的體育教育出現在軍校和基督教教會學校。軍校的體育教育主要受到德國和日本的影響，由外籍教員或者留洋歸國的中國教員主持訓練，訓練内容以瑞典或德國式的體操為主，這種體操在明治維新時期傳入日本，在日本經曆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如與武士道的糅合），再由留日的中國學生引入中國。而教會學校的體育教育主要承襲了英美的模式，但依然與民族主義和雄性文化密不可分，它主要受到19世紀中葉從英國興起的“強健派基督教運動”（Muscular Christianity）影響，強調愛國使命、男子氣概，崇尚團隊協作、自我犧牲和運動中的身體和道德之美。

　　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是率先發展體育教育的教會學校之一。1895年甲午戰争後，學校利用在學生中間勃興的軍事熱情，開始組織學生進行軍事操練，起初隻是進行一些簡單的行軍、編隊訓練，後來又引進了徒手操和啞鈴操，1898年，當時的兩江總督劉坤一贈予學校200支槍，每周三次的操練成為必修課，尤其是每周五的大操，類似軍事檢閱，學生“以雞羽樹冠，以紫絲帶飾胸，下垂及膝，蔓延數十丈，很是壯觀”。1890年，聖約翰大學舉行了全國首例田徑運動會，比賽項目包括短跑、跨欄、跳高、拔河等，雖然“當時的學生礙于陋習，多數作壁上觀”，但“聖大模式”作為體育教育的典範，在教會學校中大力推廣。到20世紀初，正規的體育課程已經教會學校中普遍出現。

　　著名作家林語堂就是聖約翰大學的校友，他在《八十自述》中回憶道：“倘若說聖約翰大學給我什麼好處，那就是給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學，是不會得到的。我學打網球，參加足球隊，是學校劃船隊的隊長。我從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那兒學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彎球和下墜球。最出色的是，我創造了學校一英裡跑的記錄，參加了遠東運動會。隻是離獲勝還有距離。學校當局認為這種經驗對我很有益處。”聖約翰大學的另一位校友就是著名的體育教育家、清華大學體育奠基人馬約翰，專業是化學和醫科的馬約翰在校時就是運動幹将，是足球、網球、棒球、田徑等各個項目代表隊的主力隊員，他尤其精于短跑，曾在1905年上海舉行的萬國運動會和1910年南京舉行的全國運動會上獲得過短跑冠軍。

　　馬約翰1914年來到清華，任化學教員，但始終心系體育。在他口述的《我在清華教體育》一文中，馬約翰提到他與時任清華校長的周诒春談體育問題：“他起初并沒有興趣，後來因為有了一個實際問題，就是清華每年要派100名學生赴美留學，送出的學生，總要像樣一點，不能送去東亞病夫吧，因此學校才考慮到搞點體育，活動活動，除了讓學生念書，蓋圖書館、大禮堂外，也要蓋個體育館。”

　　馬約翰說，他主要考慮到“祖國的榮譽問題”，怕學生出國受欺侮。“因此，我常向學生說，你們要好好鍛煉身體，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勁，要去幹。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們能玩什麼，你們也要能玩什麼。不要出去給中國人丢臉，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發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國學生，在國外念書都是好樣的，在體育方面也要不落人後。”于是在當年的清華就制定了體育及格方可赴美留學的規定，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吳宓就因為跳遠差了一英尺，被馬約翰扣了半年。

　　二、“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社會主義身體文化的形成

　　到了上世紀20年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不斷深化，體育作為一種租界裡的資産階級趣味、一種“不道德”的中西合璧，開始受到一些進步青年，尤其是左翼革命者的批評。1925年，在奪回教育主權運動的大背景下，南洋大學、東南大學和複旦大學聯合抵制一年一度的“八校運動會”，因為其他五所大學都是基督教教會學校，而到了1920年代末，絕大部分的運動會都開始用中文舉辦，也逐漸開始由國人自己組織。

　　中共早期領導人恽代英就曾以“錦标主義”批評洋人和國民黨組織的運動會，一些教會學校重點培養一些選拔出來的運動員，給他們提供牛奶餅幹等營養品，以便他們在運動會或者足球賽中為學校赢得好成績，充當學校的“活招牌”。梁實秋在《清華八年》中回憶道，清華在培養學生普遍的運動習慣之餘，也會“選拔代表與外校競賽”，“選手要勤聯系，體力消耗多，食物需要較高的熱量，于是在食堂旁邊另設訓練桌，大魚大肉，四盤四碗，同學為之側目”，還有一些運動健将功課不夠理想，“但還是設法是其留在校内以便為校立功”。

　　與國統區的“選手體育”、“貴族體育”相對，中央蘇區的體育不僅不再隻為少數人服務，還成為了動員群衆和進行意識形态宣傳的有效手段。在“鍛煉工農階級鐵的筋骨，保衛蘇維埃，戰勝一切敵人”的方針指導下，體育運動在征募新兵、發展黨員、強健軍民身體、鼓舞士氣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運動會也成為慶祝婦女節、勞動節、建軍節等重要節日必不可少的集體活動。根據地的“赤色體育”實踐主要受到蘇聯的影響，列甯認為體育作為一種必要的品格訓練，塑造了共産主義社會中全面發展的個人；蘇共在1925年發布的文件中更是提出了一種“革命的體育觀”，認為體育促進了個人的健康和性格的和諧發展，同時有益于軍事訓練和集體認同的形成。

　　新中國成立後，中華體育總會又引進了蘇聯的《準備勞動與保衛祖國》制度（簡稱“勞衛制”）。“勞衛制”是一套針對青少年的體育鍛煉标準，它标志着以服務社會主義為核心的新的身體文化正式形成，體育再次成為為新政權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重要手段。在建國初期，體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促進公共健康、提高生産力以及為随時可能爆發的戰争做準備，共産主義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也貫徹在這一時期的體育政策中，不僅每個人都享有參與體育鍛煉的均等機會，甚至不參與體育鍛煉的人還有可能被扣上“封建餘孽”、“搞特權”的帽子。這種平等主義的身體文化還抹去了性别差異，不論男女，一律留短發、穿軍綠色衣服、一起做廣播體操、從事同樣強度的體力勞動。

　　1954年，當時主管體育工作的賀龍元帥決定在清華大學試行“勞衛制”，大學一二年級的體育課分别以“勞衛制”一級和二級為主要内容，三四年級也要在通過“勞衛制”的基礎上選修專項課和提高課，而對于未能通過“勞衛制”的學生，體育教研組還特别設立了基礎課。當時已經年逾七旬的馬約翰仍然堅持在教學一線，新學年開學後的一個午後，馬約翰把全體新生集中在大禮堂，上“第一堂體育課”，介紹清華的體育精神和體育課的要求。50年代末，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在全校體育幹部會上說，“你們看，馬老今年已經76歲了，還是面紅身健。我們每個同學要争取畢業後工作五十年。”這句話後來慢慢演變為清華體育的口号：“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

　　在所有的體育項目中，遊泳似乎又有着特殊的政治意涵，因為它是毛主席最喜歡的運動，也被曆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争相效仿。毛主席在青年時代就十分重視體育，在1917年發表于《新青年》雜志上的文章《體育之研究》中，他就表達了對“國力荼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制日趨輕細”的憂慮，闡述了體育“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的作用，提出應該“德育、智育、體育并重”，甚至還分享了他從自己的體育鍛煉經驗中總結出來的一些方法和注意事項。

　　毛澤東年少時就酷愛遊泳，他晚年曾回憶初學遊泳時的經曆，“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一群人終于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隻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裡。”建國後，毛主席多次公開遊泳，每次都釋放了不同的政治信号——1958年赫魯曉夫訪華，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泳池邊拒絕了蘇聯租借中國海岸線的要求；1959年他重遊湘江，在橘子洲頭水流最急處上岸，并指示說：“湖南有湘、資、沅、澧四大江河，要大力開展遊泳，要深入到基層去推動群衆性的遊泳活動。”1966年，被排擠出權力中心的他通過橫渡長江表達了他繼續領導國家的能力和決心，而這次橫渡長江也被認為是文革的序幕。毛澤東曾以遊泳比喻社會主義建設走過的曲折探索曆程：“學遊泳必然要喝幾口水，隻有喝上幾口水，才能認識水的特點和掌握遊泳的規律。搞社會主義也是這個道理。”

　　三、“不會遊泳不能畢業”：強制運動能适應今天大學體育的發展嗎？

　　清華大學“強制運動”的傳統始于1913年，那時馬約翰還沒有到清華任教，強制運動是由時任校長周诒春提出來的。學校規定，從周一到周六學生必須參加每天下午的課外體育鍛煉，夏季為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半，冬季為下午四點到五點，屆時所有教室和圖書館通通上鎖，有教師到宿舍檢查，到操場上進行輔導。梁實秋在《清華八年》中稱自己作為一個“懶人”，“處此情形之下，也穿破了一雙球鞋，打爛了三五隻網球拍，大腿上被棒球打黑了一大塊”。

　　學不會遊泳不能畢業也是老清華的傳統，梁實秋先生就因為這一規定吃了不少苦頭。他抱着舍命一試的心态參加考試，還約了兩位同學各持一根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我腳踏池邊猛然向池心一撲，這一下子就浮出一張開外，沖力停止之後，情形就不對了，全身直線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尚未來得及喊救命，已經再度下沉。這是兩根竹竿把握挑了起來，成績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補考的時候也許是太緊張，老毛病又發了，身體又往下沉，這一沉，沉到了池底。我心裡明白，這一回隻許成功不許失敗，便在池底連爬帶泳地前進，喝了幾口水之後，頭已露出水面，知道快遊完全程了，于是從從容容來了幾下蛙泳，安安全全地躍登彼岸。馬約翰先生笑得彎了腰，揮手叫我走，說：‘好啦，算你及格啦。’”

　　從2017級的本科新生開始，遊泳将再次與畢業綁定。未通過入學遊泳測試的學生必修遊泳課，通過考核後方可畢業，除此之外，大一新生每天下午15時55分到19時20分不排課，從而督促學生養成鍛煉習慣。關于為什麼要将遊泳列為畢業條件，清華大學體育部主任劉波解釋說，因為遊泳是必備的求生技能，從長遠來看對學生有利；而且遊泳的鍛煉效果比較好，有助于提升耐力，而且在水中運動，引起關節肌肉的損傷較小。

　　這項規定一出台就引發了諸多争議，質疑的聲音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其一，學校打着恢複傳統的旗号強制學生學習遊泳，然而時移世易，體育所承載的社會功能也與一百年前大不相同，為了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而強身健體的體育傳統，對于今天的年輕人是否還有動員效果？

　　其二，大學生體質下降是全社會的問題，基礎教育階段大部分學校和家長隻看重學習成績，忽視對學生運動興趣和習慣的培養；社會公共服務和基層體育工作缺失，向公衆免費開放的體育場館和器材有限；舉國體制塑造了畸形的體育文化，使公衆對于體育的認識趨于工具化……這一系列原因共同導緻了現狀。進一步将體育與分數、畢業等功利因素捆綁，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嗎？抑或将适得其反？

　　其三，即便對學生在校期間參與體育鍛煉的時間有剛性要求，那麼運動項目也應該是多樣的，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身體條件和興趣自主選擇，用“一刀切”的方式強制學生從事單一項目，并不能讓學生在運動中各展所長，從而體驗到運動帶來的快樂。

　　最後，也是一些學生和家長最擔心的問題，是學校的體育場館本來就有限，遊泳館裡經常出現人滿為患的“下餃子”場面，一旦遊泳列為必修，從場地到師資再到學生的安全、運動創傷的救護，如何才能獲得保障？

　　清華出台的“遊泳新規”不僅涉及到一所大學、一個運動項目的問題，同時也是在中國現有的體育制度和體育文化下，大學體育應該如何發展的問題。在一線城市的國際學校中，已經有不少家長在體操、花樣滑冰等亞洲人擅長的領域從小培養孩子，以求通過體育特長敲開常青藤大學的大門。請教練、租場地、上培訓班，一年下來花費不菲，這樣的體育已然成為富人的遊戲。而在教育資源短缺的地區，“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實依然嚴峻，在進入大學之前，運動甚至休閑的時間都是奢侈。“一刀切”的政策不免顯得不夠人性化，期待全社會體育意識轉變以及各個環節配套改善，我們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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