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羨慕這樣滾燙的青春啊！”陳銘感歎了一句。
在澳門濠江中學，一對少男少女從他面前走過。幾分鐘以前，男孩站在學校天台上，在衆目睽睽之下，向女生告白，“你在我心裡就像發着光的星星一樣。”他在初一時，從珠海轉學到澳門，不通粵語，無法和老師、同學交流。被告白的女孩做了他的翻譯官，兩人達成了“你教我粵語，我幫你補習”的約定。
這是湖南衛視的校園節目《少年說》第四季中的一幕。節目組每期選定一所中小學校，讓學生登上高台，大聲說出自己的煩惱和願望。陳銘是加油團成員之一，節目播到第四季，見過了形形色色的00後、10後，85後陳銘最欣賞的是他們身上的潇灑，他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我們可能做不到。80後做選擇，拖泥帶水、瞻前顧後、審時度勢，太難了。”
從北到南，從私立中學到留守兒童學校，《少年說》進入不同層面的學校，第四季，節目組還去到了澳門，展示了澳門00後的生活。

《少年說》第四季走進澳門濠江中學

有的學生煩惱英語能不能過9級；要上太多特長班；或者要在卡丁車大賽上拿前幾名；也有的隻希望能有繼續上學的機會；或者8年沒見過父親，想讓父親回家給自己過個生日而已。

潇灑是需要資本的。當00後展現出越來越鮮明的個性時，也展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

《少年說》拍攝團隊有一百來人，每次拍攝前，總導演樸鶴冉都會叮囑他們，在學校裡，如果有學生跟你打招呼，一定要回應。讓十幾歲的孩子把埋在心裡的煩惱、困惑、理想，拿出來分享，需要獲得絕對的信任。
陳銘和樸鶴冉都是80後，80後進入青春期時，曾被稱為“垮掉的一代”，被貼上各種标簽。而當他們過了30歲，又步上前人後塵，看下一代年輕人時，也帶着傲慢和偏見。
樸鶴冉住的小區隔壁有一所中學，經常會看到一群群的00後，覺得他們又吵又幼稚。做《少年說》前，節目組在湖南省内的中小學做調研，調查表中涉及許多嚴肅的時事政治話題，譬如你如何看待中國和日本的關系，韓國和美國的關系等。

收上來的答案，令樸鶴冉大吃一驚。“即使我32歲了，可能也想不到那個角度。”樸鶴冉從此扭轉了對這屆少年的看法。
“我們在電視上幾乎聽不到這一撥人的聲音。”陳銘說，“他們更多的是在微博，以一種狂熱粉絲的形象出現，我們覺得這一撥都是瘋了似的。”
他想着“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都多，我要來教教你們”，結果很快發現“完全不是這樣，誰教誰真不一定”。

二年級之前從未上過任何學前班的楊語嫣向同學們展示她的旅行日記

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女孩，站出來對媽媽說，想要去體校，做跆拳道運動員。陳銘想到自己那麼大時，喜歡打籃球，但沒有勇氣對父母說同一番話。“你不是開玩笑嗎？不打斷你的腿就不錯了。可以當個愛好，但不能影響學習，我們那一代人，好像都這麼成長起來。”陳銘對本刊記者說。
他問這個女孩的媽媽，讓孩子去讀體校，可能面臨高壓力、高競争，文化課學習也可能會被耽誤，難道不擔心嗎？這位媽媽搖搖頭：“隻要她說了，我就支持。”
陳銘站在女孩身邊，心生羨慕，“我羨慕有這樣的環境，我羨慕她的家長有這樣的心态。大環境整體越來越包容了，這是文明的一個标識，包容每一個個體的夢想。”

但不是每一個孩子，都會讓陳銘直呼“羨慕”，他也有備感無力的時候。
在對外經貿大學附屬中學錄制時，一個初二的孩子，站在高處大喊：“我就是不懂，為什麼老天有時候這麼不公平？我的父母如此善良，為什麼偏偏這樣的事要落在他們身上？”
7年前，他的父母遭遇車禍，母親身受重傷，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顧母親，父親辭去了工作。全家隻靠親戚接濟，和政府補助度日。他在高台上的最後一句話是：“爸爸你相信我，會成為我們家第二個頂梁柱。”
陳銘仿佛都能看到他的未來——初三畢業後，他也許就會離開學校，出去打工。男孩下場後，陳銘把他叫到旁邊，沒有像那些喜歡站在制高點上說教的大人一樣，叮囑孩子一定要讀高中、讀大學，他隻是簡單問了問男孩家裡的情況和他未來的打算。男孩還沒有清晰的規劃，他離開後，陳銘轉頭對另一個加油團成員梁田說：“人力之渺小，沒有辦法。”
《少年說》給孩子和家長搭建了一個溝通心聲的平台，但這場溝通是否對往後的人生有幫助，還得靠他們自己。

《少年說》第四季台下同學們互相擁抱

樸鶴冉向本刊記者分享了另一個故事。
第一季時，節目組到雲南的一所中學錄制。一個初一女孩想繼續讀書，家長卻讓她辍學。樸鶴冉聽說她的父母是那種“在家裡說一不二”的家長後，一直勸她，慎重考慮是不是真的要走上勇氣台。女孩沒有動搖，“如果我參加完，我爸媽在現場罵我，回去後真的讓我辍學了，我也不在意。”女孩說，“我就是想通過我的故事告訴和我面臨一樣困境的孩子，一定要勇敢抗争，表達自己的想法。”
女孩的父母拒絕簽出鏡同意書，這段故事沒有播出。節目組後來到雲南回訪，又見到了那個女孩，她沒有辍學，已經上高中了。

《少年說》每一季都會回訪上一季出現過的孩子，想看看他們的生活有沒有改變。陳銘最想見一個叫廖梓含的湖南女孩。
廖梓含來自一個離異家庭，從小跟着父親生活。父親在她上高中後找了女朋友，卻沒有告訴她。廖梓含不能接受。陳銘曾在《奇葩說》中，讨論過類似的話題，他在辯論中說：“中年人結婚的理由，是撐不住了。”“父母再婚不是背叛，是在開拓新的土地。”
廖梓含聽了這段話後，改變了态度，願意支持父親的選擇。她走上勇氣台說：“爸爸你不用瞞着我，其實我知道，我希望這周末，能跟阿姨一起吃個飯。”節目組回訪時，拍到了他們在一起過周末的畫面。

《少年說》第三季，常德市一中，廖梓含爸爸在勇氣台下回應女兒“爸爸現在正在戀愛”

廖梓含送給陳銘一幅畫像，上面寫了一句表達感謝的話。陳銘把這幅畫放在家裡的書架上，作為一種警示，“你要時刻記住，通過鏡頭說的每一句話，會有多麼遠的漣漪，它會一波一波地往外擴散，你必須說每句話之前提醒自己，這漣漪又會波及到哪裡？”
樸鶴冉告訴本刊記者，那些通過節目，關系變好的家庭，都具備一個共性：雖然缺乏溝通，但并不認為溝通不重要，“我們其實也很難給出一套溝通的規則，因為每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工作都不同。”
第一季中，節目組進入湖南平江縣的一所學校，這所學校中有大量留守兒童。一個叫俞心怡的女孩站上勇氣台，對媽媽喊話，希望得到媽媽更多的重視。她的父親在不久前去世，全家從上海搬回平江，媽媽忙于生計，忽視了和孩子的溝通。聽完女兒的傾訴，俞心怡的媽媽在節目中向女兒道歉。節目播出後，母女倆開始了一個“每天分享20分鐘快樂”的小遊戲。
制片人孔曉一在制作節目的過程中發現，00後的父母和上一代父母之間的變化，要遠大于孩子的變化。中國傳統的家長形象都是威嚴的，絕對正确的，但節目組遇到的父母，大多願意放下面子，承認自己的問題，“你要知道當一個孩子鼓起勇氣站在台上的時候，他的父母、老師要鼓起翻倍的勇氣，才敢站在下面。”

中小學教師的變化也被記錄了下來。陳銘說：“老師群體對孩子的自由度的保護，和對孩子人格的尊重，往上躍進了一個層次。年輕一代的老師，都已經非常尊重學生，和學生真的是打成一片，跟哥們似的。”
《少年說》做過一期特輯，展現了一系列數據，其中指出将近20%的中學生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态。老師對學生心理問題的關照強化了許多。
在對外經貿大學附屬中學錄制時，一個陷入過抑郁情緒的孩子講述了自己的一段經曆。他在高一下學期時，出現了抑郁傾向，主動去找學校的心理咨詢老師尋求幫助。陳銘想到自己的學生時代，“去一趟心理咨詢室，還得偷偷地看有沒有人，趕緊溜過去，擔心會不會被當做神經玻”
00後們已經不需要擔心這種事了，他們可以在老師那裡，得到專業的疏導。
對外經貿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位心理咨詢老師告訴在場的學生：“其實很多時候抑郁就像感冒一樣，無所謂痊愈，它可能走了，但在未來的某些瞬間、某些場景，可能又再次來侵襲你。但是你有了這樣的知識，知道怎麼去排解它、拒絕它，可以走出來，就是這樣的過程。”
“這種改變可能源于媒體環境的改變。”陳銘說，“媒體不斷地對抑郁症、焦慮症、躁郁症宣傳，整個話語場，更加包容，直面這些曾經所謂的灰色話題。”

節目進行到第四季，10後開始登場。陳銘是兩個10後的父親，也是00後大學生的老師。他笑稱，“現在00後看10後都覺得像小朋友了。他們再聊10後，覺得那是在iPad上成長起來的一代，傻乎乎的一代。”

加油團成員之一陳銘

在他看來，80後和90後之間的差别，遠小于00後和10後之間，“這個是由科技發展速度決定的。嚴格意義上，80、90後看的幾乎是同一套教材，通過大衆媒體，獲得同一套公共信息。我們那個時候，說一個《聖鬥士星矢》誰不認識？但是00後、10後截然不同，他們是在互聯網上獲取信息，有多元的價值觀，他們的那種小圈子的分離程度，遠超我們那個時候。”
陳銘經常在家裡和妻子一起看《少年說》，他有時會想如果5歲的大女兒站上去，會吐槽自己什麼。但看着看着，又會想起自己的少年時代。許多次聽到孩子們的煩惱，他都忍不住想：這不是和當年的我一樣嗎？他和制片人孔曉一說，“看《少年說》老容易哭。”
孔曉一也是80後，做《少年說》的過程，好像重回了二十年前的青春期。上課時，在底下偷偷看課外書；家長總是誇獎别人家的孩子；考試失利，遭遇老師的語言暴力；因為校規頭發被剪短；缺乏性教育，生理期初潮時的慌亂；與閨蜜們下課一起聽磁帶抄歌詞的小美好，因為暗戀廣播站的學長，努力學習，想優秀到讓學長認識自己；高考前選擇藝術專業還是普通一本……
雖然時代變了，但少年的煩惱總是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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