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三島由紀夫從橫濱搭船，開始了他環遊世界的旅程。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也是第一次直面“真正”西方文明之美的沖擊，途中種種見聞，沒有讓他得到那個多年來苦苦追尋的答案，反而讓他感到無比焦慮，為此寫下生平最唯美的青春故事《潮騷》，以慰己心。

無獨有偶，1934年，正是人生愛情事業雙豐收的沈從文，回到故鄉，夾在個人意氣頂峰與親人病重痛苦間，踟蹰不定時，家鄉的風土景色給他别樣的感受，信念一動，就有了享譽日久的《邊城》。

最奇妙的是，兩者都被各國讀者相互輝映，《潮騷》像日本版的《邊城》，而《邊城》就像中國版的《潮騷》。

之所以有如此一說，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兩人所講的故事，除了使用的語言不同，結局各異之外，内容一緻的程度幾乎可達90%，概括一番，不過是一女二男在船上的青春愛戀故事。

當一個終日驕傲“身份”而總是帶着睥睨之心的“貴族”後代，終于有一天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時，心懷的絕不會是謙卑的“學習”，而是一種試圖尋找文化優越感，亦或認同感的渴望。

于是當年輕的三島由紀夫開始踏上通往西方文之路的時候，他是或許是驕傲，可是等待他的卻是一種時降維打擊一般的絕望。

那種在他看來或許是世界文明之美的極緻，居然不存在于日本，而是在這裡時，那種深深的焦慮，無處發洩之餘，隻能以筆為矛，去創造一個遠離滿目瘡痍現實之外，極緻理想化的“世外桃源”——歌島，去承載那不屬于人間的“唯美”。

沈從文提筆創造“桃花源”茶峒時也一樣，此時的他于國人來說，正是人生最美不過“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事業已達巅峰，又娶得“隻願做她的奴隸。”的心愛張兆和，何其得意。

卻不料突如其來的“意外”，讓他匆匆回鄉，原以為回家的自己會在極緻得意，與黯然失親之間撕扯，當踏上家鄉的土地時才發現，那個記憶中的故鄉，與此時的他來說，才是一種直達心靈深處的震撼慰藉。

于是，兩個殊途同歸的“桃源”變成了一個“相同”的故事：

《邊城》一女二男的“船”，是年輕的貧窮擺渡人孫女翠翠，遇上“船總”的兩個兒子時，一場屬于年華中最美好而短暫青春的純愛，拉開序幕。

而《潮騷》一女二男的“船”，是富地主之女宮田初江，與兩名窮漁夫邂逅，開始了一場“自然而和平”的青春純愛。

隻不過最後的結局迥異，在《邊城》的故事裡，因為大哥主動退出意外死亡，翠翠也失去了爺爺，于是結局走向中國文化裡必然，從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愛是兩個人的事，而嫁娶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得不到祝福（死亡的陰霾與忌諱）的兩人隻能遺憾分離。

反而在《潮騷》的故事裡，三島由紀夫試圖以此極緻的“唯美”，慰藉己心，于是打破日本文化的桎梏，讓身份在“歌島桃源”消失，于是富家小姐與窮漁夫終成眷屬。

其實兩位作者都試圖用“這個”故事去創造與呈現一種，在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裡，總會有一片“世外桃源”存在，在那裡，人性中最美好的唯美良善會得以極盡展現。

結局的遺憾與圓滿，隻不過沈從文最終屈服與現實，而三島由紀夫試圖保有希望罷了。

或許是因為對當時的兩人來說，外部的世界都太過瘡痍：

一個面對沖擊，急于用自己最有力的“武器”證明什麼；

一個面對兩難，想用自己最擅長的“筆杆”慰藉什麼。

于是，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心中向往的“桃源”放在一個小而封閉的“淨地”，還要一個可以不為外部動搖，人力可控制的空間——“船”，好以承載理想中的極緻唯美。

而正是因為地理自然的迥異，于是在《邊城》的故事裡，這段一女二男的青春純愛的發展，更多的“阻礙”（誤會），也因為山城的“小船”的受限，而充滿着無力的“意外”。

大哥不知二弟也愛翠翠，先提了親，而打動翠翠的卻是替老大而來，老二的歌聲，至于後來爺爺誤會了孫女心有所屬是老大，到老大知難而退卻意外去世，爺爺也因此意外死亡的一系列“意外”。

其實說到底都是一種歸結為“命運”的，人力無論如何都不能及，隻能“順其自然”的無奈，于是沈從文在故事裡會無限感慨：

“大家皆在城頭上呆望，受損失的也同樣望着，對于所受的損失仿佛無話可說，與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見其他無可挽救的不幸來臨時相似。”

而在《潮騷》裡，可以在大海遨遊的“船”，本身就堅信“人定勝天”才能以此為生，于是在“歌島”上，三島由紀夫在一開始就刻意“抹去”了兩者身份上的鴻溝。

于是很自然，即使相愛的兩個人，不管經曆什麼——被傳流言蜚語也好，被禁止通信，阻止見面也罷，自始至終，兩人都會勇敢抗争，甚至以此打動因為嫉妒而蓄意破壞的安夫主動退出，最後自然結局圓滿。

說到底，在此時急于“證明”的三島由紀夫看來，人的命運不管如何，都應該可以自己勇敢争取的，即使身在“桃源”，也需要自己去争取。

于是在故事裡，他說：

“年輕人竟帶着一種奇妙的感動，遙望着一艘從海平面上晚霞前，越過的白色巨輪的影子。世界竟以迄今他從未想過的無限寬廣，從遙遠的天邊逼将過來。

這個未知的世界樣貌，宛如轟雷......”

所以即使故事一樣，想要得到的“極緻之美”也一樣，但因為兩位本身所處的文化背景的迥異，最終，故事的結局也走向兩邊。

向左走，是日本文化裡，始終被局限，永遠試圖沖破桎梏而為之向往的勇氣嘗試。

向右走，是中國文化裡，地大物博卻迷茫到不知所措，還是希望在“古老限制”裡找到一絲希望，卻敗給現實而保有的一點微光。

1934年與1951年，相隔不到二十年，卻仿佛不是一個時代。

此時的中國正在承受傷害，但慢慢走向來之不易的勝利；

而此時的日本卻痛不欲生，正狠狠品嘗着失敗者的無限苦澀。

那為何兩人卻殊途同歸都寫出這樣一個高度相似的“俗套”故事？

我想，或許是因為“文人的共鳴”吧，身處那個時代的文人，總有一種一生所學隻為國的責任感，即使人微言輕，直到隻憑借自己的微弱力量，不會改變社會現狀，但那份責任感告訴他們的心，必須去做些什麼。

于是兩位都用自己最擅長且最強有力的“武器”——筆杆，去捍衛自己所珍視的東西，比如想為自己的國家，社會找到一條可以更好發展的路。

“美”，一種極緻、純粹而自然的唯美，是他們給“世界”的禮物（希望），也是他們殊途同歸的“發聲”。

對于秉持“長河曆史觀”的沈從文來說，《邊城》的故事想給出的“禮物”是一種順其自然的“無為”。

不管是一步一景無限美好的“桃源”茶峒，還是身在其中唯美良善的翠翠，品德正直的兩兄弟，溫情的爺爺等人，他們都是這條“曆史長河”中的一部分，在其中的沉浮都是無法抗争，要做的就是“平靜”接受自然命運。

而對于一生都以“貴族”為驕傲的三島由紀夫來說，這一生他隻在此時略微“軟弱”，他用筆下最柔軟的《潮騷》，給出一份最理想的“禮物”。

于是他極盡刻意地“安排”這個故事的所有，隻為讓結局走向最理想的“圓滿”，這既是對“命運”的人定勝天希望，還是一種深藏在他内心一生試圖對抗“宿命”之虛無的終極“唯美”向往。

于此時的我而言，會更欣賞《潮騷》，即使它人為痕迹過分“匠氣”。

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所透露出來的抗争精神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命運的不可捉摸已然很讓人難受與迷茫，如果連有掌握自己命運的勇氣都沒有的話，那麼是否人活一世，太過苟且？

但《邊城》的字裡行間的自然之美也是不可忽視的。

慶幸，兩者兼得，也推薦大家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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