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當上皇帝之後,陸續犯了一個又一個将北宋推向滅亡的深淵的錯誤。
首先,在政治路線上,他廢棄了持重保守的司馬光主義,轉而采取了積極進取的王安石主義路線。宋徽宗采取“王安石主義”的主要是出于他那種帶有幻想性的理想主義氣質。他想做一個像父親宋神宗那樣積極進取的皇帝,他的錯誤在于,沒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那麼明确的遠景目标,而隻是片面的采用了他們的斂财手段。
其次,在組織路線上,他重用了一批曾經遭受過政治打擊、急進貪功的改革派人士。宋徽宗主要用了兩種人:一種是執行力特别強的人,如蔡京、朱勔;一種是有過實際業績的人,如童貫。這兩種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個人私欲重,不考慮事情的公共後果。
最後,朝令夕改,破壞了政治制度的嚴肅性和政策的一緻性。改變了宦官不得為節度使、領兵主持軍政的政策,他開始使用禦筆手诏,甚至讓宦官代行禦筆,破壞了宋朝的诏令頒發制度。嚴重破壞了權力制衡,造成朝政極度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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