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吳其堯

《倫敦傳》，[英]彼得·阿克羅伊德著，翁海貞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

1666年對英國而言真是十分不幸的一年：與荷蘭、法國的戰争仍在繼續，1664年年末爆發的瘟疫仍在肆虐，9月初在倫敦又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火。英國詩人約翰·德萊頓在創作于1666年的長詩《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的序言裡寫道：……一場代價昂貴卻又必要的戰争、一場吞噬一切的瘟疫、一場更具破壞力的大火。另一位同時代的英國詩人安德魯·馬維爾在《給畫家的第三條忠告》裡也質問道：戰争、大火和瘟疫都合起夥來對付我們；我們挑起戰争，上帝降下瘟疫，誰引發了大火？關于戰争、瘟疫和倫敦大火的文獻和書籍可謂汗牛充棟，最近還有一位英國作家、曆史學家瑞貝克·裡迪爾寫有專書《1666：瘟疫、戰争和倫敦大火》（韓麗楓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21年6月版）；英國傳記作家、小說家和文學評論家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翁海貞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也多有涉及。《倫敦傳》的第二十一章“把城市塗成紅色”以大量的數據和文字記載，叙述了倫敦這座城市“似乎總在邀請火災與毀滅”（183頁）的事實，從公元69年開始直到1993年（這一年倫敦發生了近兩百二十五起火災），倫敦遭受了難以數計的大小火災，“火成為這座城市的一大特征，甚至被稱為‘火國王’”（185頁）。阿克羅伊德也寫到，大火之後“到處可見人們的恢複精神勁，思考着修理老城，重建新城”（189頁）。倫敦一次次地遭受火災，又一次次地劫後重生。作為文學評論家，阿克羅伊德對英國文學史上涉及倫敦火災的文學叙述極為熟悉，因此對關于火災的文字描述信手拈來，巧妙地穿插在自己的行文之中。所以，《倫敦傳》一書對我這樣一個以學習和教授英國文學為職業的人來說，感覺尤為親切。本文結合我所感興趣的英國十七世紀的兩部著名《日記》：塞缪爾·佩皮斯（Samuel Pepys）和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記，加上阿克羅伊德這部傳記，來談談1666年倫敦發生的那場大火。

塞缪爾·佩皮斯

約翰·伊夫林

1666年9月2日淩晨三點鐘，女仆簡叫醒了佩皮斯夫婦，告以城裡起火的消息。佩皮斯披上睡袍來到女仆房間的窗前，以為火災發生地離自家還遠得很，于是又回到床上繼續睡覺。其實，這場大火一個小時前就在布丁巷（Pudding Lane）國王的面包師托馬斯·法利納家的房子裡開始了。但是後來審訊時，法利納堅稱上床睡覺前，他“查看了每個房間，沒有發現任何火苗，除了一個壁爐，并且那個房間鋪了地磚，并且他勤快地耙了灰燼”（《倫敦傳》186頁）。總之，不管怎樣火就這樣燒起來了。法利納和兒子、女兒通過窗戶爬上屋頂得以逃生，女仆因為害怕沒能跟上他們，最後命喪火海。雖然大火的真正起因從來沒有找到，但阿克羅伊德的推測不無道理：那年8月天氣異常，炎熱幹燥，大街小巷的房子都為木結構；火勢起來後，強勁的東南風使得火勢越來越猛烈。布丁巷的火迅速蔓延到了魚街（Fish Street）和倫敦橋，随後沿着泰晤士河街一直滲透進了老天鵝胡同（Old Swan Lane）、聖勞倫斯胡同和兜街。佩皮斯說，他“走向泰晤士河畔，搞到了一隻船，穿過倫敦橋下，看到了熊熊大火”。大火向“老天鵝劇院”方向燒去，越燒越遠，很快波及“鋼鐵廠”（Steel Yard）。佩皮斯注意到有些市民帶着從火裡搶出來的财物，逃到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駁船和劃艇上。佩皮斯還觀察到“鴿子不肯離去，環繞着窗子陽台飛翔不忍離去，有些鴿子的翅膀被燒，鴿子墜落而死”。佩皮斯在大街上盤桓了一個小時左右，隻見大火已經失控，到處肆虐，卻不見有人來救火，人們隻知道搬運财物，卻無暇顧及火勢蔓延，直燒到鋼鐵廠。火勢在風力的推動下越來越盛，甚至連附近的教堂也着了火，最後倒塌了下來。佩皮斯匆忙趕到了皇宮，國王查理二世召見了他，他把親眼所見的火勢情況報告了國王和約克公爵。佩皮斯認為除非國王命令拆除房屋，不然無法阻止兇猛的火勢。國王和公爵面露憂戚之色，國王命令佩皮斯立即去找倫敦市市長托馬斯·布魯德沃斯，請市長下達命令，凡火勢所趨，一切房屋盡行拆除，不必有絲毫惋惜。但市長大人心裡清楚，非法拆毀房屋，人們會向他索要經濟賠償。約克公爵也讓佩皮斯轉告市長，如需更多兵力，他的士兵立即可以馳援。佩皮斯後來在坎甯街（Canning Street）遇到了市長，市長當時已經精疲力竭，脖子上圍着一塊手絹。佩皮斯在日記中頗為生動地記錄了市長當時的情形：“聽到國王的命令，他大叫起來，像是一個馬上要昏厥過去的女人（he cried like a fainting woman）：‘主啊，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精疲力竭了：誰都不聽我的話。我已經拆毀了一些房子，但是火勢來得太快，我們來不及拆。’”市長認為：“他不需要更多的部隊，他本人必須去休息一下，他已經整整一個晚上沒有合眼。于是他向我告辭，我走回家去，一路上看見人們幾乎像發了瘋一般，而對于救火卻表現得毫無辦法。”這位倫敦市長後來成了衆矢之的，受到了舉國上下的一緻指責，說他玩忽職守。

佩皮斯大約是在中午十二時左右回到了家。家裡高朋滿座，因為在當天（9月2日）日記開頭他說到家裡的幾個女仆昨夜工作到很晚，要準備今天的宴席，他今天要宴請一些貴客。盡管大家因為火災而大感惶恐，不知如何是好，但還是享受了一頓頗為豐盛的晚餐。飯畢，佩皮斯與客人一道來到大街上，隻見“街上全是人、馬與載物的車，随時互相沖撞，并且人們從一處火燒的房子搶運物資到另一處去”。其中他的一個朋友斯托克斯接受他人寄存物資，可是他自己的家第二天也被大火燒毀了。佩皮斯送走了客人，繼續觀看火勢，發現火勢蔓延更廣，沒有被遏制的迹象：“一片兇惡可怖的火海，迥非尋常火焰可比”；“大火已成為一個完整的拱門（one entire arch of fire），從橋的一邊到橋的另一邊，罩在山陵上像一弓形（in a bow up the hill），長達一英裡以上”；“教堂、房屋，一切都在燃燒中；火焰發出可怖的聲音，房屋倒塌時轟然作響”。佩皮斯懷着沉重的心情回家，家人都在談論這場大火，憂郁悲傷之情溢于言表。一個家住魚街的朋友（Tom Hater），家被燒毀了，帶着搶救出來的物資來投靠他，他熱情地接納了朋友，安排他休息。但是火勢蔓延的消息不斷傳來，佩皮斯自己家也不得不開始收拾東西，準備搬離。

那一夜，大火從切普賽德（Cheapside）街蔓延到泰晤士河，沿着康希爾山、倫敦塔街、芬爾奇街、慈恩堂街一直燒到貝納德堡。英國文壇上另一位與佩皮斯齊名的日記作家約翰·伊夫林這一夜也在倫敦大街上走動，親眼目睹了這場大火，他在日記裡寫道：“峻急的火焰聲響、畢剝聲、霹靂響，女人小孩的尖叫，人們匆忙奔逃，塔樓、房屋、教堂紛紛墜落，好似一場可怕的暴雨，周圍的空氣如此灼熱，到處遍布火焰，最後根本無法近身前行。”

9月3日的佩皮斯日記沒有大火火勢蔓延的記載，所記都是自己和朋友家找車子搬運東西的瑣事。其中還寫到了自己女傭不辭而别，佩皮斯夫人大光其火，憤而解聘女傭一事。但事實上，這一天的火勢依然兇猛，大火從拉德門一直延伸，燒毀了老貝利、新門和比靈斯門，聖保羅大教堂的屋頂被銷溶，鉛水流淌到大街上。這一天的伊夫林日記倒是對晚上的火勢有較為詳盡的記載：數道火勢交彙，一道從康希爾山下來，另一道從針線街而來，兩道火相遇，轉而彙入另外兩道分别來自沃爾布魯克和巴克勒斯伯裡的火舌。這四道火舌交彙，在切普賽德街角蹿成一股大火焰，掀起如此耀眼的光芒，如此猖熾的熱浪，再加上如此衆多的房屋一齊倒塌，掀起如此的喧騰咆哮，場面蔚為壯觀。

9月4日，佩皮斯家仍在搬運剩餘物品，至午後始運畢全部家什。這一天的火勢依然兇猛，佩皮斯在日記中寫道：“……隻見天空燒得通紅，景況可怖，心裡頗為不安；确是非常可怕，好像整個天着了火，要燒到我們頭上來。”當天晚上，佩皮斯摸黑來到大街上，這時倫敦市政府在國王查理二世的命令下，用火藥炸毀火勢走向途中的房屋，從而遏制火勢的蔓延。“對這一舉動，人們起初大為震驚，炸毀之後，大火被遏制住了，所有房屋都在原址坍塌下來，其中縱有小火燃燒也易撲滅。”聖保羅大教堂被毀，屋頂全部倒塌，整條切普賽德街也遭波及。

9月5日淩晨二時許，佩皮斯在睡夢中被妻子叫醒，告以火警，大火已延燒至他們家所在街上的巴京教堂（Barking Church）。佩皮斯帶着妻子和一衆女仆乘船逃到烏爾威奇（Woolwich），他寫道：“哎呀，在月光下看全城燃燒，在烏爾威奇尤其看得清楚，好像就在火邊，那是何等悲慘的景象。”佩皮斯将妻子和女仆安排住在朋友謝爾頓家，自己隻身一人回到家裡，以為自家房屋必已焚毀，發現卻是沒有，情形比他料想的要好。大火隻燒了巴京教堂的鐘面及廊檐一部分，旋即被撲滅。佩皮斯走到巴京教堂的塔尖，目睹了前所未見的慘狀：到處是大火，油窯、石灰等都在燃燒着。他和幾個朋友一道步行到市區，發現多條街道都成了灰燼。摩爾廣場（Moore Fields）上人山人海，都是攜帶物資的災民。從摩爾廣場回家，穿過切普賽德街和新門市場，舉目望去均是廢墟一片。約翰·伊夫林這天也來到街上，看到的幾乎是同樣的慘狀：“走過曾經是弗利特街、拉德門山的地方，路過聖保羅教堂、切普賽德街、交易所街、主教門、市府參事門，所有這些都成了廢墟。”他發現自己“爬上仍在冒煙的廢墟堆，不時地弄錯所在的地方”。伊夫林寫道：“沒有任何人可能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但某座教堂或大樓廢墟旁邊，偶或有塔樓或尖頂依然讓人驚異地矗立着。”

從佩皮斯日記看，倫敦這場大火燒了整整五天，到了9月7日這天，火勢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大火在費特巷（Fetter Lane）徹底熄滅。9月7日的日記裡記載國王查理二世已經着手處理善後之事了，“他（國王）希望我們勿因此次大火而在公衆場合顯出慌張，這是人人恐懼的事，因有流言說法國插手其間”。這一流言在前幾天的日記裡也有提及，當時的法國和荷蘭是英國的敵國，1665年至1667年間，查理二世曾對荷蘭宣戰。國王下達了命令，開放市場交易，市内一些場所照常營業，教堂向災民開放，等等。

這場大火的損失無疑是巨大的，據《倫敦傳》：六分之五的城市被大火吞噬，燒毀的方圓面積約一英裡半見長，半英裡見寬。城裡二十六個選區當中，十五個被燒毀殆盡，總共燒毀四百六十條街道，一萬三千兩百座房屋被夷為平地。八十九座教堂消失，七座城門中有四座化為灰燼。不過，據官方報告，人員傷亡不大，僅有六人在火災中喪生，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大火之後，英國的道學家們将倫敦遭受的火災和瘟疫雙重災難解釋為上帝因倫敦犯下的衆多罪孽而激怒，借此以懲罰倫敦。當然，也有人質疑把災難歸咎于天數或神譴的言論。這場大火的直接結果有兩個：一是大火徹底切斷了自1665年以來在倫敦肆虐的瘟疫，瘟疫主要由鼠疫引起，大火燒死了數量龐大的老鼠，連地窖中的老鼠也難以幸免。二是重建倫敦的迫切需求拉動了内需，從而振興了英國經濟。大火餘燼尚熱，建築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就設計了一個新倫敦，該設計原本将倫敦交易所定為城市中心，華麗的林蔭道從中心呈輻射狀通往周邊地區。國王查理二世很喜歡這個設計，但卻發現這個計劃無法實施，因為那些地産權的價格高不可攀。雖說雷恩計劃沒有得以實施，但我們卻可以從中看到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轉變：原來以教堂為中心的城市，即作為精神性的城市，已經開始轉變為商業性的城市，在東印度公司大廈周圍，矗立起了英格蘭銀行、皇家證券交易所，以及其他商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一個新的商業化城市即将崛起了。（《文學中的城市》，[美]理查德·利罕著，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32頁）

還有一個結果就是，“這場大火的最大功勞在于促進科學進步”（《倫敦傳》189頁）。成立于1660年的英國皇家學會在大火之後開始尋找發生火災和瘟疫這兩場災難的“科學”或“客觀”原因，以“理性”之名改變倫敦人的意識，從而在未來的時代避免遭遇此等火災和瘟疫。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在《瘟疫年紀事》中記述了倫敦市民在瘟疫期間表現出來的對上帝的過度虔誠和迷信，經過這場大火，倫敦市民破除了迷信，确立了科學精神。

大火之後的倫敦将以一種嶄新的姿态出現在世人面前，誠如阿克羅伊德在接受《上海書評》采訪時所說：倫敦是個幸存者，它被大火燒過無數次，1666年的倫敦大火，二戰中德國對倫敦的大轟炸，但每次都能在火中重生，而且更堅強。倫敦是從火裡鑄造的，所以，它有一種勇猛且不顧一切的精神。它古老的街道、小巷、弄堂，在大火中一次次化為灰燼，但是又一次次重新出現。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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