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絕于元，賴子昂承旨振起之。其篆隸正行颠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諸書第一。’所以今之學書者，往往由趙而漸入晉人堂奧，亦書家之捷徑也。

———鮮于樞

自元之後的曆代書家對趙孟頫書法的評價可謂褒貶參半。

譽之者則稱其書法遠接晉唐，為王右軍之後一人。

其中以祝允明和何良俊為代表，祝允明曰：“吳興獨振國手，遍友曆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何良俊曰：“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人之正脈，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為‘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裡，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之後，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宮得其神韻，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人而已。’此可為書家定論。”

趙孟頫

毀之者則斥趙書為“奴書”。

其中尤以傅山和康有為為代表，傅山曰：“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康有為曰：“更勿學趙、董，蕩為軟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獄，無複超度飛升之日矣。”毀譽雙方由于時代背景或着眼角度的不同，對趙體書法的評價似乎都難稱公允。

趙孟頫《道德經》

到了晚清，書界開始重新對趙書的藝術價值進行全面、客觀地反思性評價，由徐沛齋主持刊刻、莊赓良題簽的《評跋萃刊》，可以真實地反映這一現象。徐沛齋是生活在光緒、宣統年間的一位讀書人，喜臨趙書。據沛齋自稱：“惟松雪翁《道德經》，幼年時，每當風日清和，或雨窗無事，臨摹一過。然亦随寫随棄，大半紙簏。”沛齋的好友樸庵楊長年偶然從沛齋書笥中檢出一冊臨本，愛不釋手，便極力慫恿沛齋将其裝裱成帙，遍請當時名公巨卿加以品題，付之手民，使镌刻入石，以期流傳後世。

沛齋則甚是謙虛，認為自己尚未得趙氏之皮毛，故婉言謝絕了樸庵的建議。不意樸庵竟将臨本裝于袖中帶出，代為裝潢，又廣求當時名公巨卿加以題跋，後來愈積愈多，以至盈寸。沛齋終被樸庵的一片熱心感動，遂急付剞劂，以公諸同好。筆者所藏拓本，書中有收藏印多枚，可知該書曾經步南、黃伯炎等人遞藏。據統計，該書共收端方、溫葆深、薛時雨、江璧、黃思永、張裕钊、鮑源深、葉德輝、黃自元、李瑞清、曾熙、莊赓良、譚延闿、王闿運等四十人的題跋，其中囊括了當時書家對趙書數量可觀的評語。現擇其重要評語作如下歸類，以便真實地反映晚清書家對趙體書法的反思性評價。

（一）評價趙書小楷《道德經》

劉佐禹曰：“趙松雪書法遒勁圓熟，能得王右軍之秘奧。其所書《道德經》一卷，通篇數千言，首尾一緻，無一懈筆。”

夏家鎬曰：“餘曩遊京師白雲觀，見壁間所刻趙松雪《道德經》，天然秀逸，超妙入神，深得大令《洛神賦》筆意。”

範志熙曰：“趙承旨百技過人，楷書尤妙絕，所書《道德經》筆力圓勁，與《過秦論》、《洞玉經》并傳。”

鮑源深曰：“昔人謂趙吳興書法接山陰真傳，其小楷若《過秦論》、《黃庭經》、《道德經》諸書，尤得二王神髓。”

盧崟曰：“吳興書法冠絕有元，其正書《道德經》一卷，尤為世所寶貴。後之臨撫者無慮數十百家，往往不能追步，無真趣故尠超詣也。”

朱澂曰：“臨摹墨迹，易失其真。形或相似，難得者神。吳興八法，遠接右軍。書《道德經》，首尾圓勻。”

陳璚曰：“趙書《道德經》多拓本，而以墨池堂為最，圓秀挺勁，為松雪中年得意之筆。不善學者往往失之柔媚。”

譚延闿曰：“松雪書《道德經》凡數本，以大德十一年所書為第一。”

以上八家論述趙孟頫所書小楷《道德經》凡數本，應以大德十一年所書為第一，而拓本則以墨池堂本為最善。通篇五千言，而能首尾一緻，無一懈筆，尤為難得。

（二）論述趙氏書學所出、書法特點和書法價值

薛時雨曰：“趙吳興書得二王法乳，雖無深穆之氣，而和婉過之。我朝中葉祖尚吳興，北學既張，比之仲宣體弱，矯之者又奉顔平原為極則，益唾棄吳興若腥腐。予嘗雲：‘八法中興，必自吳興入。’”

江璧曰：“松雪書法本出右軍，右軍筆意和婉，松雪則微含秀媚之氣。後人摹之不善，多流于俗。”

張裕钊曰：“趙吳興書法以妍美精熟擅長，後人學之，一意專尚姿态，遂為世所诟病。”

孫榮绶曰：“趙文敏書珠圓玉潤，鐵畫銀鈎，深得羲、獻筆意，倘不善臨摹者專尚妍媚，遂失之軟弱。”

李泰封曰：“趙文敏正書筆法精妙，回腕藏鋒，深得子敬神髓。”

葉德輝曰：“吳興書凡數變，延祐以後專師北海，筆筆藏鋒，而勢仍奔放。學者乃以側媚求之，失之遠矣。”

黃自元曰：“吳興書如快馬入陣，所向披靡。其緻佳者，尤縱橫抉蕩，遒厚蒼堅，足以能上接晉唐書法。”

曾熙曰：“晉人之韻，初唐尚能守之。至宋則角力騁勢，争尚偏師。吳興矯宋四家之習，範以正軌。構體師徐，運鋒師李，轉使向導取機于蘇靈芝，故吳興書雖未能上承晉胙，其超宋而集唐賢，固恢恢乎其有餘也。”

莊赓良曰：“吳興書法遒麗渾厚，隽逸蹁跹，蓋其少時涉獵北朝碑版，中歲肆力于李北海，晚年則寝饋二王，其天資功力兩臻絕詣，故卓然名家，為一代師法。”

以上九家論述趙孟頫少時涉獵北朝碑版，中歲則緻力于李邕，晚年寝饋于二王，而能得其神髓。趙書最大的特點是妍媚精熟，方之二王，雖無深穆之氣，而和婉過之。尤其是其天資功力兩臻絕詣，故能卓然名家，為一代宗師。

（三）為趙書辯誣

江研秋曰：“昔人謂吳興書法溫潤閑雅，遠接右軍正脈之傳，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是言也，蓋以其為宋之公族，仕于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殊不知武王伐纣，箕子至親，既受其封而複援之以道，千載下不以為非。何子昂獨不得以奉蓋乎？姑勿論焉，要知子昂亦一代藝林宗匠，完宋代賦直之性，開元時柔媚之風。故古人有言：‘書絕于元，賴子昂承旨振起之。其篆隸正行颠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諸書第一。’所以今之學書者，往往由趙而漸入晉人堂奧，亦書家之捷徑也。”

曾熙曰：“晉人之韻，初唐尚能守之。至宋則角力騁勢，争尚偏師。吳興矯宋四家之習，範以正軌。”

江、曾二家認為，晉人書法之神韻，初唐尚能守之。至宋四家則摒棄師法，争尚偏鋒。趙孟頫力矯宋四家之習氣，把書法納入正軌，并使其振起于元代，功莫大焉。或以為趙氏乃宋室公族而仕于元朝，殊乏大節不奪之氣，以此而貶低趙書，謂其過于妍媚纖柔，則甚為苛刻。

（四）揚趙書而駁斥“北碑南帖論”

在《評跋萃刊》的衆多題跋中，駁斥“北碑南帖論”者亦有之，其中尤以李瑞清為最著。李氏本人于書法各體皆備，尤好篆隸，而北碑亦其所長，為海上名家。他結合自己學書和觀摩古今碑帖的經曆，認為阮元創立的“北碑南帖論”極為不确。他說：“書家分南北宗，蓋自阮芸台。餘嘗合觀古今碑帖，各乖異其說，多牽拘而不能通。曾文正謂‘趙吳興書實合宗南北’。安吳包慎翁善論書而獨譏吳興，以為‘胥書’。文正雖名臣，然其書名不甚顯，當時士大夫依附之。慎翁書最有名，大江南北相尊為‘包派’。南海康有為言新學，尤喜論書，放包《書》為《廣藝舟雙楫》，包主碑而康兼言碑帖，包尊鄧石如，康更尊張裕钊，謂‘能探綜南北，古今一人也’。弟其《書》論議多推列包說，于是海内新學家莫不人人言碑學、習六朝矣。繇此愈益绌趙書。”李氏又說：“量今書法之險怪，其古厚曾不及趙書之妍美者，世俗莫知也。餘十八以前專志篆隸，後稍稍習六朝，于古今名迹略考其得失。趙書實出北海，故趙為北宗，趙嘗學《樂毅》、《黃庭》，又學蘇靈芝、蘇全展拓《蘭亭》，故曾文正以為兼南北也。宋有帖無碑，唐後能書碑者，殆莫如吳興。”

值得思考的是，李瑞清對康有為及其書論均甚為不滿。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提倡碑學，而極力推崇張裕钊，謂其能“探綜南北，古今一人也”。但同為碑學大家的李瑞清則指斥康有為是罪人，又根本不懂書法，隻知道演繹包世臣之說而已。他說：“包言碑而不知趙書，康故不知書，但繹包說，無足怪者。學者牽于所聞，不察其始終而妄為大言，因略述趙書表裡，具列其興衰，以示後之論趙書者。康，辠人也。其言不足重，以其書傳流頗廣，都中士大夫多惑其說，故縱論及之。”

另一位駁斥“北碑南帖論”的則是晚清著名文士王闿運，王氏認為宋代之前文論和寫經為碑類，尺牍則為帖類，兩類界劃分明，宋代以後書家開始把兩類混為一談。近人如阮元、包世臣等又提倡北碑南帖說，實為謬論。他說：“尺牍為帖，文論、寫經皆碑類也，宋後書家始混之。近人強作解事，分為北碑南帖，如是則羲之書聖不能寫碑，書法當祖唐耶？唯晉人矜誇其字，曾不肯多著墨。書本最多者，今惟趙文敏。因趙窺王，即知《黃庭》、《禊序》無非碑體，而書脈汪洋，亦一樂也。”王氏認為趙孟頫遠接二王，兼善碑帖，傳世的墨迹又最多，故可以因趙以窺王，趙書不失為初學者的一個極好範本。

綜而論之，從《評跋萃刊》的衆多題跋中，我們可以看出，晚清的書家對趙體書法進行了客觀、全面地反思性評價。雖然趙體書法也有“無深穆之氣”的弊病，但總體上看，趙體書法廣泛地汲取了以二王為代表的南派和以李邕等為代表的北派書法營養，創造出以“妍媚精熟”為主要特點的一代書風，矯正了宋四家争尚偏鋒的習氣，将書法納入正軌，為迷惘中的書法撥正了發展的方向，并對其後的曆代書法都産生過深刻而久遠的影響。其地位雖不至為王右軍之後一人，但其價值卻是不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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