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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會創始人原名伊尼果·德·羅耀拉,從1537年開始他隻稱自己為伊格納修,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居普斯科省阿茲佩齊亞村一個巴斯克貴族家庭中。

1528年，羅耀拉遊蕩到巴黎，一面繼續給人們，尤其是大學生施以“靈性訓練”，一面在大學聽課。在巴黎他得到了後來成為耶稣會“元勳”的六個崇拜者，他們全部是大學生，其中便有後來試圖進入中國傳教而沒有成功，死在珠江口外上川島上的沙勿略。

1534年8月15日，即在瑪麗亞升天節這一天，這七位志同道合者來到巴黎的蒙泰馬特區的瑪麗亞禮拜堂，他們依次大聲宣誓，結束學業以後保證終生安貧獨身、作為教士效命上帝，首先是到耶路撒冷朝聖并在那裡傳教；如果朝聖不成便直接效命于最了解基督教事業當務之急的教皇。

1537年1月，他們到達威尼斯，準備由此動身前往“聖地”。後來由于第四次土耳其戰争(1537一1540)爆發，他們的計劃落空。1537年10月，羅耀拉離開威尼斯去羅馬。

1539年4月，他和他的崇拜者經過商讨決定：建立新的教團，對教團首領宣誓絕對服從，教團定名為耶稣會(Socictas Jesu),這樣，耶稣會的三個基本特點逐漸形成了：以傳教為目的；直接效命于羅馬教皇；絕對服從首領。

1539年6月，羅耀拉向教皇保羅三世提出“耶稣會章程草案”,1540年9月27日保羅三世下達“聖谕”（即“戰鬥的教會領導”)，正式批準耶稣會的成立。

同時，羅耀拉當選為會長。從此他便一直寓居羅馬，領導各地耶稣會士的活動，直到1556年7月31日死時為止，1609年得到教皇保羅五世的祝福，1622年3月12日被教皇格裡高利十五世追認為聖徒。

總結一下，可以說，耶稣會從西班牙得到靈魂，即那種野心勃勃的曆險和進取精神，從法國得到作為它活動的主要手段的科學，從羅馬得到教皇的支持，這使它比其他任何教團顯得更富有活力。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羅耀拉和他所創建的耶稣會所處的那個時代。

羅耀拉的故鄉西班牙是個天主教大國，西班牙國王卡爾五世(1500一1558)于1519年被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是最後一個由教皇加冕的皇帝，同時又是羅馬教會的強有力的保護者。

就是他在1521年4月17日和18日駕臨沃爾姆斯帝國議會，聽取馬丁·路德揭露羅馬教廷的謬說和濫用聖職的慷慨陳詞，聽取路德為自己的主張和行為辯護的演說，随之便采取敵視宗教改革的立場。

然而，宗教改革這一沖擊中世紀、開啟新時代的烈火越燒越旺，路德教派以維騰堡為中心向外擴展占領了德國北部、芬蘭和斯堪的那維亞。加爾文教派的日内瓦不僅是瑞士新教運動而且也是西歐新教運動的中心。

整個中歐和北歐脫離了羅馬教廷，隻有亞平甯和比利牛斯兩個半島還處在羅馬教廷的控制下，但也不乏新教“異端”的萌動。

在東方，神聖羅馬帝國和羅馬教會的傳統敵人土耳其人憑借着他們強大的艦隊虎視眈眈。歐洲世俗的和宗教的舊勢力正處在内憂外患之中。

另一方面，随着十五世紀末從歐洲通往美洲和亞洲的新航路的發現和開通，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進行着瘋狂的殖民擴張并取得很大進展。

從天主教内部來看，十六世紀也有些變化。在西班牙由于政治上取得了統一，它的教會有所發展。

在威尼斯共和國，由于開明的主教吉伯提·維諾拉的倡導，在傳教和聖事中嚴肅的宗教精神占了上風。在意大利則出現了幾個強調嚴格守貧和隐居的灰衣僧教團，如特阿廷、索馬斯克等。他們和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在要求消滅新教、恢複天主教會的正常宗教生活的同時，也希望改革教皇職司、限制教皇權力和教皇收入。

很明顯，這三項改革要求都是針對教皇的。

耶稣會還在它醞釀階段的時候就明确表示毫無保留地支持教皇，這在當時可謂獨一無二，盡管它也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的。因此，它受到曆屆教皇的寵信也是自然的了。

在1545年3月15日開始的、在天主教曆史上至關重要的特倫托主教會議上，與會者本來就不多，屬于新成立的耶稣會的人卻有三名，其中的兩名，即後來接替羅耀拉擔任會長的萊尼茲和薩美倫，是教皇保羅三世親自委派作為教皇神學顧問參加會議的。

他們竭盡全力維護教皇的尊嚴并對以路德和加爾文為代表的新教派采取毫不妥協的立場。這次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十八年，直到1563年方才結束。

會議的最後結果使陷于危機的教皇權力得到鞏固。這其中便有耶稣會的一份功勞。教皇在鞏固了自已的地位以後便全力來對付宗教改革派，而他最可信的依靠力量便是耶稣會士。

羅耀拉為了鞏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天主教國家的陣地，一方面派出會士在普通群衆中用通俗的語言宣講教義，促使聽講者經常向神甫忏悔，堅定他們的信仰，同時定期以教義問答的形式對青少年進行宗教教育，從下層基礎上鞏固羅馬教會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各國宮廷擔任所謂宮廷忏悔神甫的會士則從上層影響各國王室。

在一些非天主教國家，耶稣會士要麼以教皇使節的身份出現，要麼派遣教士去秘密傳教。耶稣會士波澤維諾曾以教皇公使的身份先後到過瑞典、俄國和波蘭，試圖重建羅馬教廷同這些國家的關系。

耶稣會曾派會士到英國和瑞典秘密傳教。這當然是很危險的，特别在英國，當時它對耶稣會采取最嚴厲的措施，1581年12月1日受教皇和會長派遣在英國建立傳教團的卡皮翁(被以謀叛罪處死。

耶稣會很重視海外傳教，即向非基督教地區的傳教，也是它最成功的一個活動領域。當1539年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向羅馬教皇保羅三世和羅耀拉請求派耶稣會士去印度傳教時，羅耀拉立即派他最信任的人、堪稱耶稣會第二号人物的沙勿略前往。

從此羅耀拉和約翰三世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在這位國王的支持下，他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城建立了一個專門培養傳教士的學校并控制了這個城市的大學。

可以說“世俗的和教會的占領,即征服和傳教在中世紀從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其殖民帝國之初就是攜手合作的，盡管征服者自己經常把十字架擱在一旁不用，以便肆無忌憚地把黃金撈進自己的口袋，然而，教會卻竭盡全力使傳教活動得到殖民帝國政權的認可，讓它承認這是官方活動，給予指導和支持，甚至有時由官方直接插手進行”。

沙勿略的東行便是一個例證：教皇保羅三世任命他為羅馬教廷在印度洋沿岸各國的代表，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頒發命令宣布他擔負的是官方使命，并指示各級官員全力支持他的活動。

1541年4月7日，沙勿略乘由五艘戰船組成的皇家艦隊的旗艦由台若港啟程，1542年6月5日到達葡萄牙向東方進行殖民擴張的根據地果阿。

從此，揭開了耶稣會士亞洲傳教活動的序幕。

接着耶稣會士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剛果河流域，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秘魯、巴拉圭等地開展了傳教活動。耶稣會成立後的第一個世紀，即從1540年到1640年是它的黃金時代。

正如它的發展是靠教皇和殖民主義國家的君主，即教會權威和世俗政權的支持那樣，随着殖民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加劇，支持它的葡萄牙殖民帝國的衰微，它也逐漸走下坡路，最後成為殖民主義國家之間和羅馬教會内部各教團之間鬥争的犧牲品。

1773年7月21日教皇克勒門斯十四世簽署文告，宣布将它解散。

耶稣會士，這些經過十字軍和修道院式的嚴格宗教生活與十字軍騎士獻身公職的傳統，結合對于每個人的精神和靈魂的嚴格科目計劃訓練出來的人，既具有航海家的冒險精神又富宗教熱情。

他們認為歐洲即世界，基督教徒之外的人皆異端(“異端”一詞在拉丁文原意為鄉下人，這與“蠻夷”的含義相去不是太遠)。

他們到達一個未曾聽說過的地方，便是他們的“發現”，而不是證明他們以往的無知。這種歐洲沙文主義思想至少跟中國人的中國沙文主義同樣嚴重。

曆時一百年的所謂“中國禮儀之争”，除了政治的和天主教内部宗派的原因以外，基督教文化不應迎合非歐洲文化這樣一種看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繼利瑪窦之後任在華耶稣會會長的龍華民說，中國人的所有宗教，不過是一幕喜劇而已。四他這裡說的所有宗教是包括，而且主要是指作為中國主體文化的儒家學說。

以範禮安、利瑪窦為代表的主張對中國文化采取迎合政策的耶稣會士，倒不完全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中國文化本身的價值，他們主要是為了傳教的需要，這從他們對于他們自以為不利于傳教的宋明理學和作為競争對手的中國佛教和道教的敵視态度可以得到證明。

現在，這些“世界的發現者”，這些“異端的改造者”站在緊閉着的中國國門之前，這裡不是巴拉圭，在那裡，他們可以自由出入，采用近乎集中營的方式迫使印第安人集中居住、作息、接受福音。

這便是著名的“耶稣會國家”。這裡也不是印度果阿，在那裡葡萄牙占領者阿爾布凱格可以命令殺死八千穆斯林，葡王約翰三世可以從遙遠的歐洲命令他的總督摧毀全部印度教寺廟。

随之天主教傳教士從容不迫地建立教堂、傳布福音，并且根據天主教果阿教區主教阿萊克修斯·孟内澤斯的訓示焚毀景教的全部叙利亞文經典，強制推行景教的拉丁化。

現在，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盡管并不強大，然而還不是弱得可以任人占領的明王國。它的人民有着久遠的曆史和古老的文明。我想，這是耶稣會制定迎合中國文化的傳教方針的背景。

迎合中國文化的傳教方針的提出者是耶稣會印度傳教團視察員範禮安,而真正的奠基人和執行者是利瑪窦。

它包括下述内容：

1.衣着和禮儀随俗：2.舉止溫文爾雅，3.引起對方好奇心；4.獻殷勤和送禮物；5.介紹歐洲科學知識，6.研究中國文化，包括學習語言；7.跟文人和官員建立友好關系。

1、2項要求傳教士個人有良好的儀表舉止并尊重中國禮俗；3、4項是打通跟官員的關系的主要手段。

羅明堅和利瑪窦主要通過送禮，而且是根據對方身份的高低以決定禮物的輕重，取悅于各級官吏，先後于1582、1583年進入中國内地的。

利瑪窦1601年之獲準進入北京并定居下來，他向皇帝進貢的自鳴鐘、地奧圖和西洋琴也并非毫無作用。

5、6項是結交士大夫的手段，與士大夫交往是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樹立良好形象的必由之路。7項是傳教的基礎。利瑪窦正是依靠官方的支持和士大夫的同情才使耶酥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取得成功，并為個人留下了良好聲譽。

繼利瑪窦之後來華的耶稣會士基本上都是按照他所奠定的這一方針進行工作的。他們的區别在具體做法上，如利瑪窦側重同文人交往，而白晉則局限于宮廷的活動。

當然會内也存在着反對派，如繼利瑪窦之後擔任在華耶稣會會長的龍華民就是反對利瑪窦方針最力者。

後來圍繞着這一方針，特别就基督徒可否尊孔祭祖問題在天主教内部展開了一場所謂“禮儀之争”，這場争論持續了百年之久(1634一1742)，最後發展成為中國政府和羅馬教廷之間的外交事件。

應當指出，這場争論除了政治、宗教和天主教各教團内部矛盾諸方面的原因之外，其中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即基督教文化不願迎合非歐洲文化，盡管它在曆史上吸收了古希臘和羅馬以及日耳曼文化而使自己日臻完善。

這樣一種歐洲中心論的思想，正是羅馬教廷所要堅持的東西，“當時日益強烈的西方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對于非歐洲人民的優越感諸因素交織在一起，其結果是越來越歧視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争論一開始就反映了這樣一種傾向，如龍華民說，中國人的全部宗教不過是一幕喜劇而已。

他“全面批判中國文化”回，這種态度當然是中國文人所無法容忍的，因為在中國的曆史上，沒有任何外來思想文化不是以自己的中國化為代價而為中國人所承認才得以存在下來的。

這一争論的結局是羅馬教廷堅持負責在中國境内的宗教事務，中國政府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我們看到在羅馬教皇和康熙皇帝的谕旨中都各有所恃。

克勒門斯十一世1719年頒發的聖谕說：

“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由教皇之使臣定奪。若教皇之使臣不在中國，有主事之人同主教之人即可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俱決斷不行。”

看完教皇的聖谕，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朱筆在檔上批示：

“覽此告示，隻可說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通漢語者，說言立論令人可笑者多…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在康熙時代以及後來的乾隆時代，歐洲和中國基本上還處在平等的地位，而在後來，特别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随着歐洲的日漸強盛和中國的停滞不前與國力的衰微，雙方不可能再有平等的（哪怕是傲慢的）對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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