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夏天，成千上萬的學生離開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講堂，來到鄉村，隐姓埋名，和俄國農民一起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們“走到人民中去”，期待能在這裡找到與自己有手足之情的新同胞。此前，這些年輕的先行者中很少有人到過農村，他們幻想這裡是一片和諧之地，見證着俄國農民天然的社會主義屬性。因此他們堅信能在農民中找到自己的靈魂伴侶，以及民主事業的奮鬥盟友。學生把自己稱作“民粹主義者”“人民公仆”，他們把自己的全部都獻給了“人民的事業”。其中一些人模仿農民的穿着打扮和言行舉止，甚至對他們的“簡樸生活”也身體力行。為了能對農民兄弟有所貢獻，他們學起了手藝，并且拿起書本和小冊子，教農民兄弟識字。通過融入農民的生活，分擔他們的生活重擔，這些年輕的革命者希望能赢得農民的信任，并喚醒他們對自己糟糕的社會地位的認識。

俄羅斯中部的一條典型的隻有一條主幹道的村莊（約1910年）

這并非一次普通的政治運動。“走到人民中去”是某種意義上的朝聖，加入其中的人無異于那些到修道院中尋求真理的修士。這些理想主義的美好希望源于農奴的解放。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寫道：“每個俄國人首先是一名俄國人，然後才屬于某個階級。”知識分子認識到自己是“俄羅斯人”，并把向農民靠攏作為一項文化使命，教育他們成為公民，以民族文化為基礎實現俄羅斯的統一。

就是在這一願景下，學生走到人民中去。他們從小浸淫在歐式的貴族莊園和大學裡，現在将來到一片陌生之地，體驗一種基于“俄羅斯準則”、全新且有道德的生活。他們認為解放農奴是拯救俄國罪孽深重的過去，由此一個嶄新的民族國家将應運而生。

一些民粹主義者離開父母，住進了“勞動公社”，這裡的一切都是公有的（有時甚至還包括情人），其理念來自激進評論家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1862年所寫的一部影響深遠的長篇小說——《怎麼辦？》。這部小說向讀者描述了新社會的宏偉藍圖。它成為年輕革命者的聖經，包括年輕的列甯，他說這本書改變了他的一生。公社的精神、禁欲式的生活，以及學生從車爾尼雪夫斯基那裡汲取的唯物主義信仰都留存了下來，成為他們對抗舊社會的精神力量。

攝于20世紀的位于莫斯科紅場的俄國博物館

學生與知識分子同樣為“農民問題”感到糾結，這種情緒主宰了1861年後的俄羅斯文化。随着農奴獲得解放，其他階級不得不承認他們也是公民。一夜之間，關于俄國命運的老生常談與農民的真實身份緊密聯系起來。

農民問題成為當時最熱門的話題，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嚴肅學科，包括地理、哲學、神學、語言學、神話學和考古學。

作家也專注于刻畫農民的生活，農民成為了十九世紀“時代的英雄”。1852年屠格涅夫的名作《獵人筆記》出版後，讀者第一次在俄國文學作品中看到農民被刻畫成一個有理性思維的個體，而不是過去千篇一律充滿感傷情緒的犧牲品。在屠格涅夫筆下，農民既有能力操作實務，也心懷高尚的夢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認為農民是有道德的人，代表了“俄羅斯的靈魂”，他堅稱，農民“将會指引我們新的道路”，别說要去教育他們，“反而是我們要向人民的真理鞠躬請教”。

屠格涅夫

俄羅斯國内在農民問題上形成了一種普遍的共識，過去西化派與斯拉夫派之間的争論現在逐漸平息，雙方都意識到俄國需要在全盤西化與吸收本地傳統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民粹主義是這種融合下的文化産物，并且成為一種全民信仰。19世紀對民俗文化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關注席卷歐洲，其中以俄國知識分子最甚。

給農民帶來解放的自由主義改革精神，繼續在1860年代到1870年代影響着政府對農民的措施。随着農民脫離貴族的管轄，人們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就是現如今農民已經成為社會的責任：他們已成為公民。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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