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雲南省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院長張桂梅代表29名“七一勳章”獲得者發言。她說：“46年前，我從東北到雲南支邊，成為一名教師。在無數次家訪中，看着一個個山區女孩因貧困失學，我心痛到無法呼吸。我體會到，一個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改變三代人的命運。于是，我決心創辦免費女子高中，點亮貧困地區孩子們的夢想。”

　　在建黨百年之際，首度頒發的“七一勳章”用以表彰各條戰線黨員中的傑出代表。在教育戰線上，張桂梅和她的華坪女高，改變和影響的不隻是華坪一個縣城，而是所有大山裡想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女孩。張桂梅今年64歲，她的身體已經不大好，被攙扶着走進人民大會堂，指關節貼滿了膏藥。但她說：“隻要還有一口氣，我就要站在講台上，傾盡全力、奉獻所有，九死亦無悔！”

　　這是張桂梅，她的開場白是：我叫張桂梅，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師。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11月在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的實地采訪中，真切地感受了張桂梅是如何通過教育改變當地青少年命運的。以下報道發表在2020.11.23的《中國新聞周刊》上。

　　10月15日，張桂梅在華坪縣女子高級中學給同學們講話。圖/IC

　　張桂梅的華坪女高神話背後

　　本刊記者/霍思伊

　　發于2020.11.23總第973期《中國新聞周刊》

　　雲南省麗江市華坪縣女子高級中學建在半山腰上。

　　淩晨五點十分，天還沒亮，公雞開始打鳴，間或有一聲狗叫，一大片蟲鳴聲壓過來，風在山林間回響，野貓、野狗、蝙蝠還有當地俗稱白鼻梁子的果子狸也會出現。校長張桂梅從三樓的一間學生宿舍走出來，打開手電筒，一層層打開樓道裡的燈，一有光，這些山裡的動物就跑走了。

　　華坪女高的一天從此刻開始。

　　學生們五點半起床，上午五節課，下午三節課，中間午休1小時，晚上分三段，一段2小時，11點半到12點之間熄燈，從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是如此。除學習以外，所有其他時間都被盡可能壓縮，吃飯不能超過10分鐘，跑步往返。張桂梅精心測算過，一分鐘約有30個學生打飯，一個年級159人全部打完需要5分鐘，最後一個學生也留有5分鐘時間吃飯。唯一的休息時間是周日11點到下午2點，這3小時内，學生們被允許外出，享受每周一次的洗澡時光。

　　乍一看，華坪女高和其他以軍事化管理為核心的縣中還沒有太大差别。在教育資源匮乏的中西部縣城裡，衡水中學模式被廣泛地複制。在高考這個相對公平的遊戲中，對于很多出身社會底層的孩子們來說，以時間換機會是目前看起來最成功、也是現實中唯一有效的思路。

　　但華坪女高更為成功，或者說更為特殊。在衡中模式裡，“名校掐尖”是最關鍵的前置環節，而女高第一屆學生中，很多人中考分數很低，甚至沒有達到縣城分數線，這些學生在三年後卻幾乎全部考上本科，本科上線率達到100％。時任雲南省副省長李江感慨，這個成績非常了不起，因為女高的入口極低，來者不拒，沒有分數限制。

　　從2008年成立至今，華坪女高在12年内先後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一千多個家庭因此脫貧，連續9年高考綜合上線率百分之百。最新的2020年戰績顯示，女高共有159人參加高考，其中150人達到本科線，本科上線率為94.3％。這些數字共同構成了女高神話，也讓校長張桂梅在今年成為焦點。

　　但在感動之餘，人們更好奇的是，這個神話可複制嗎？

　　（張桂梅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每日要在身上和手上貼滿止疼膏，否則手無法彎曲。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她是一個特别純粹的人”

　　楊文華覺得張桂梅太天真、過于理想主義。2004年9月，他正任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和張桂梅一起去北京錄節目。途中，張桂梅提出要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楊文華堅決反對。在來到教育局之前，他在華坪縣第一中學當過13年老師，很清楚辦一所高中有多難，光是資金問題就很難解決。而且，張桂梅沒有任何學校管理經驗，一直在一線教學，從未進入過學校中層。

　　回到華坪後，張桂梅就開始四處籌錢，但收效甚微。真正的轉機在2007年，她作為十七大代表去北京開全國黨代會。會上，她身上的一條破洞褲子引起了記者注意。張桂梅的“女高夢”于是出現在各大媒體的報道中，一夜之間全國皆知。回到華坪後，女子高中就被正式提上政府議程，市、縣兩級财政共撥款200萬元。2008年9月，女高還沒有完成全部校園建設，就開始招生。當年的開學典禮由華坪縣縣長主持，市委書記也出席，規格很高，舉辦地點在教學樓前的一片空地，當時有一半地面還沒有硬化，塵土飛揚。

　　華坪縣給了女高最大的辦學自由。張桂梅有兩個要求，一是隻招貧困女生，不設分數線；二是學雜費全免。按照她的錄取标準，無論分數高低，首屆報名的學生全部被錄取，一共有100名女生，此後辍學4名，剩下96名。在聽說女高之前，這些學生中很多都因分數過低而即将辍學，有一個學生中考數學隻有6分。但這樣差的成績進入女高後，高考上線率竟達到百分之百。在越來越多家長的眼中，進女高就約等于上大學。

　　于是從第二屆開始，報名人數開始大于招生指标，此後一年比一年多。縣城的學生也想擠進女高，實際上，這些學生中很多家庭并不困難。面對這種情況，張桂梅很快發現無法按最初的設想篩選出學生，因為貧困無法量化。

　　楊文華現任華坪縣政協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主任。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2014年之前，華坪縣還沒有對貧困戶建檔立卡，家家都來說自己貧困，後來有了制度性規定，又家家都能開出貧困證明。女高怎麼篩選貧困生？最終隻能是擇優錄取。每年，華坪縣根據張桂梅的需求為女高分配招生指标，女高根據招生指标将報名的學生分數線從高往低降序排列，也因此，雖然理論上不設分數線，但最後仍自然出現一個分數線。

　　女高成立之初就來到學校任教的張紅瓊将其稱之為參考分數線。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年，縣城學生在女高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但張桂梅每年招生時會盡量把控縣城學生的比例，比如她現在帶的文科班有40多人，其中縣城學生隻有10個。雖然有分數線，但張桂梅每年仍會破格錄取一些學生。女高每屆有三個班，基本上每個班上約有10多個學生沒有達線。

　　但對于破格錄取的标準，《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後發現，除了張桂梅本人，無論是女高老師還是華坪縣教育局領導都并不清楚。兩輪摩托、房、車，這些都能成為她評判的參考标準。

　　“一些父母帶着孩子來學校找張老師，說家裡确實特别困難，或者一些父母身有殘疾，她聽了後就會去實地走訪，了解學生家裡的情況，發現的确貧困就會錄取。”張紅瓊說。據她觀察，這些年女高錄取的大部分學生還是家庭相對貧困的。

　　在楊文華看來，中國國情不平衡，上海的“窮”和華坪的“窮”不可同日而語，華坪縣北部地區的窮和南部鄉鎮的窮也沒法比較，所以張桂梅隻好自己去決定。“她親自去看各家的具體情況。你家裡有沒有洋房，有沒有車，她覺得你不窮就不應該來女高，有一陣她規定，家裡隻要有兩輪摩托就不窮，”他說。

　　女高至今也沒有一套制度化體系化的破格錄取标準，錄取誰不錄取誰，張桂梅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在縣級政府層面，也給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允許她每年在招生指标外額外錄取一些貧困生。“對超出的人數，基本張桂梅上報，縣裡就會批，”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當然也不能超出太多，畢竟女高能招的人數也有限。”

　　實際上，對于是否劃一條明确的分數線，女高内部也有過讨論。但張桂梅認為，“隻要劃了分數線，這些貧困山區的孩子就進不來了，有違女高的初心。”

　　據女高2015級學生鄭珍珍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女高的參考分數線其實比華坪縣普高統一劃定的分數線要高一些，一般在縣城分數線與華坪一中的重點班錄取線之間。比如她那一屆，華坪縣的統一線是410分，女高的參考分數線是480分，縣一中重點班的分數線則是510分。

　　一個無法忽視的客觀事實是，雖然張桂梅數次強調女高不搞培優班，但女高的生源一屆比一屆好，這也是女高成績越來越突出的原因之一。據楊文華介紹，華坪縣僅有的兩所公辦高中，就是女高和華坪縣第一中學。華坪一中是全縣最好的高中，其重點班吸收當地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女高的生源質量在縣城高中裡處于中上水平。

　　女高原本設計的辦學規模，是開設18個班共900人。但學校成立至今，已招收10屆學生，每年隻能招收100~160人，大多數時候，女高的校内承載學生都沒有超過500人。對此，楊文華指出，女高一直無力擴大規模，并非不想，而是資金不夠。

　　女高辦公室主任張曉峰算過一筆賬。女高每年花在一個學生身上的學雜費大概就要3~4萬，包括課本費、資料費、試卷費、高考報名費等，甚至還要提供被褥和行李箱。而女高一年的管理費和水電、綠化、維修等維持基本運轉的花費至少就要300萬元。

　　在這個位于金沙江山谷間的雲南小縣，縣财政自身就很緊張。2019年，全縣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隻有2.5億元。據楊文華介紹，12年來，對女高，縣财政的總投入就有1.1億元。

　　和所有資源枯竭型城市一樣，華坪縣也經曆了轉型。1990年代，華坪因煤礦帶來了個體經濟的繁榮，一度被譽為雲南的溫州，在2013年之前，全縣一年的财政收入達到7個億，但此後因大量關停煤礦，财政收入直線下滑。此後，華坪縣嘗試過很多發展經濟的辦法，最終選擇芒果産業作為出路。目前，華坪已經成為中國緯度最北端的芒果産地，年産值超過20億元，種植芒果的農民一戶年收入可達10萬元。但芒果屬于農業，在農業稅取消後對地方财政并沒有貢獻，也因此，近年來縣财政一直捉襟見肘。

　　另一方面，芒果對氣候水土條件要求很高，隻适合種植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山區地帶。華坪全縣97％的地區是山區，其中海拔1500米以下的面積隻占22.4％。在廣泛分布着傈僳族、彜族等少數民族的高海拔地區，居民依然普遍非常貧困。

　　女高是邊建邊招，從2008年到2016年，先後分五期建設，共花費6000萬元，其中，雲南省财政投入約2000萬元，麗江市财政投入幾百萬，其他約4000萬元全部由縣财政負擔，但資金籌集過程非常艱難。楊文華說，女高規模小，且高中教育并非華坪縣關注的核心，義務教育才是财政必須兜底的重點，是上級考核的硬指标。全縣共有70所中小學，縣财政資金大部分都投入到中小學的危房改造和初中的搬遷合并上。

　　縣财政财力有限，女高的日常經費來源還有社會捐助。2020年7月，麗江華坪桂梅助學會成立，目前已收到捐款超過1000萬元，主要用于學生的生活與學習。但這些錢如果用來持續擴招，仍然不足。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透露，張桂梅目前暫時沒有擴招的打算。

　　（教學樓一層的樓道裡張貼着女高的捐款人和對應的捐款金額。攝影/本刊記者 霍思伊）

　　由于招生規模不夠，女高一直沒有進入到雲南省一級完（高）中榜單。這是由雲南省教育廳評定的一個重要排名，雖然名為完全中學，即為初中、高中教育都囊括的學校，但純高中也在評定之列。全省共有112所學校入選，相當于公認的100強。排名靠前的學校，每年會得到中央和省級層面一定的資金獎勵。

　　據楊文華介紹，這個排名有一套考核機制，在教學質量上，最重要的五個指标分别是600分以上學生占比、一本率、本科率、學業水平和統測通過率。如果僅依據這五個指标，女高早就應該進入榜單，且位居前列。但入選還有兩個硬指标，一是教學規模必須在1000人以上；二是學校高級和中級教師占比至少達到70％，由于女高是新建高中，以年輕老師居多，職稱晉升比較緩慢。華坪縣教育局希望女高能進入排名，但實現的前提是女高擴招。

　　楊文華認為，女高無法擴招的根本原因在于，女高是全免費辦學，不但免除了學生全部的學雜費，還經常要補助困難學生的生活費。他多次建議張桂梅适度收費，在他看來，女高一些學生的家庭并不太困難，适度收費既能減輕學校的資金壓力，也能擴大招生規模，相當于幫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和她的初心并不矛盾。“但她堅決不幹。”楊文華說。

　　在多位受訪者看來，張桂梅性格的最大特點是堅定，一旦認定一件事，不管多少人反對都要做成，絕不妥協。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說，最初要辦女高，縣裡擔心隻辦女子高中被說成封建，社會影響不好，建議張桂梅先在高中辦一個女子班，試驗一下，她堅決反對，說要辦就辦一所學校，多救一些山裡的女孩。楊文華建議她不要邊建邊招，張桂梅堅持，她說，你等得起，孩子等不起。

　　多年來，楊文華覺得張桂梅的教學理念和辦學思路逐漸成熟，但在她理想主義的一面，仍葆有不變的天真，“她是一個特别純粹的人”。

　　女高模式

　　2009年，女高創辦一學期後，首批招來的17名老師走了9個。張紅瓊是留下的老師之一，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走的人大多是因為吃不了苦。”

　　張桂梅一開始就很明确，山裡的孩子基礎差，要想出成績，學生必須要“苦學”，老師更要“苦教”。她面試張紅瓊時，反複對她強調，去女高一定要能吃苦。和張紅瓊同去的還有另外兩個女生，也畢業于雲南師範大學，張桂梅看她們瘦弱，搖搖頭。

　　女高老師流失超過一半，學校面臨崩潰。最艱難的時候，張桂梅發現，剩下的8名老師中有6名都是黨員，于是把他們召集到一起說：“如果是在抗戰年代，這個陣地上剩一個黨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丢掉。我們剩6個黨員，我們能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黨丢掉？”會後，老師們在教學樓二層牆上畫了一面很大的黨旗，然後面向黨旗，宣誓。所有黨員都哭了。

　　在張桂梅事後的多次叙述中，這件事被視為女高辦學的轉折點。從這一刻起，紅色教育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此前，她雖然在教學中有一些紅色教育，但還沒有形成完整體系。老師的流失讓她意識到，面對女高的艱苦辦學條件和諸多客觀局限，要想留住老師，就必須激發她們内心的理想信念，培育奉獻精神。與其說這是女高辦學的轉折點，毋甯說，這是張桂梅在辦學逆境中找到了堅持下去的錨點。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問張桂梅：“在女高采取紅色教育的模式，是和個人的堅定信仰有關，還是這是最适合女高的一種培養模式？”

　　她說：“兩者都有。”

　　從效果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在張紅瓊的回憶中，這次會議之後，張桂梅開始帶領老師們唱紅歌。每天下午五點半，學生們在吃飯，老師們在黨旗下集體唱《紅梅贊》，這是張桂梅最喜歡的歌劇《江姐》的主題曲。她一句一句教給老師，“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最初，張紅瓊覺得很尴尬，心想這都什麼年代了，還唱這麼老掉牙的歌曲，後來慢慢進入到角色中，大家都在唱，也不覺得奇怪了。“學生一開始都在圍觀，後來甚至會跟着唱。我們老師學生随口哼出來的都是紅歌。”她說。

　　7月4日，張桂梅用喇叭催促學生打掃操場。圖/新華

　　張桂梅在日常的每個環節滲透紅色元素，力圖在女高構建出一片紅色淨土。她不允許老師學生聽流行歌曲，學生去食堂吃飯時，她把手機放在小喇叭旁放紅歌。音樂課上大部分時間也在教唱紅歌，課間操時間則是紅歌會。

　　2020年11月4日上午九點半，記者在現場看到，女高學生列隊集合後，先集體朗誦毛澤東的《蔔算子·詠梅》，然後大聲喊出口号：“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做黨的好女兒”“學習、學習、再學習”“奮鬥、奮鬥、再奮鬥”。熱身環節結束後開始跳操，第一首是《英雄贊歌》，這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第二首是《紅色娘子軍》。此前還曾跳過《南泥灣》和《紅梅贊》。這些歌曲都由張桂梅精心挑選，旋律由專人改編後節奏感很強，既有年代感也有時代感，再請專人以此設計出系列動作。今年，為了讓學生和大山外的世界有更多接軌，在跳第三套操時，張桂梅特意選擇了抖音上很火的鬼步舞，配樂是近幾年的廣場舞金曲《山裡紅》。這種舞蹈節奏感很強，整個場景看起來大型蹦迪秀，有一種穿越回到1980年代的魔幻感。

　　從2010年開始，每周一的課間操新增了宣誓環節。黨員老師要宣讀入黨誓詞，學生們則重溫入團誓詞，然後齊唱《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每學期開學時，全體師生要抄黨章。每周六上午有一節思政課，由張桂梅親自執教，最長時可能持續2~3小時。課上，她會講自己最愛的江姐、趙一蔓和紅軍長征故事，不斷強調要學習紅軍的吃苦耐勞精神。每周日晚上七點半，高一學生要去階梯教室看紅色電影，既有經典老片《孔繁森》《焦裕祿》，也有新片如《我和我的祖國》。除電影外，還會每周追劇，讓2009級女高學生陳法羽印象最深的是《雪豹突擊隊》，“當時每周看一集，我們都邊看邊哭。”

　　紅色信仰還以一種更具象化的方式體現于整個校園。最初，教學樓裡有一面手繪黨旗，後來在新建的足球場上新增了一面“巨無霸”黨旗，旁邊立着“共産黨人頂天立地代代相傳”幾個紅色大字。“非常壯觀，站在這裡你會很震撼，這麼大一面黨旗，你站在下面，想說句髒話都不可能了。”張紅瓊這樣感慨。

　　和學生的作息接近，女高老師的一天也從早晨五點半開始。地理老師張紅瓊是班主任，如果有早自習，她要五點多起床，臉來不及洗就騎車趕往學校，中午11點下班後，吃個飯，12點就要回來，下午課從2點開始，五點半結束，老師可以吃飯半小時，6點繼續上晚自習，直到11點半，天天如此。張桂梅要求，無論有課沒課，老師都得全天在女高，這樣學生有問題就可以及時找老師解答。

　　在女高，老師結婚、懷孕都不是偷懶“摸魚”的理由，想請長假很難，建校至今，沒有一個老師成功請過長假。2014年，張紅瓊懷孕了，但還要管全校衛生，早晚和學生一起掃地。為躲避掃地，她故意在宿舍不出門，張桂梅就批評了她。對此她回憶說：“當時，我們的關系就有點冷淡了。後來孩子一歲多，我就主動和張老師申請當班主任，她說，你是一個老師，不能為了家庭就這樣松懈，還是要把自己的價值能力體現出來。”

　　有人問張桂梅，為何女高學生基礎差，老師年輕，高考成績還那麼好？她毫不猶豫地說：“因為我們能吃苦，因為我們有理想信念教育。”

　　2011年，女高第一屆學生高考成績出來後，震驚了整個縣城，縣委和縣教育局在華坪縣各中學組織了一輪又一輪“學習女高精神”，在全縣推廣女高黨建工作的經驗，要求其他學校校長每學期都去女高聽張桂梅講思政課，向女高學習教學管理經驗。

　　但胥國華也坦言，女高的模式複制不了，能學的隻有女高精神。“像女高老師一樣奉獻得那麼徹底，其他學校老師很難做到。”

　　現任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的潘興陳曾在華坪一中任教，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華坪一中學習女高，要求老師在晚自習前、後一小時内都不得離校，要給學生義務答疑。雖然不算作課時工作量，但和上課一樣嚴格考勤，不出席就算曠課，進行處罰，“結果收效很明顯，老師對學生的成績、心理狀況都能更準确地掌握，便于采取更針對性的管理和教學。”他說。但這隻是複制了女高的一個具體措施。更多學校隻是短暫地嘗試過女高做法，便很快放棄。

　　在9名老師陸續走後，張紅瓊也有過放棄的念頭。一天晚上，她準備向張桂梅辭職。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看到她的桌上堆滿了藥瓶，她正費力地往身上貼藥膏，很受觸動，也很羞愧。“張老師自己身患那麼多種疾病，仍在為大山裡的孩子堅持，我們年輕人怎麼還不如她，我于是想跟着張老師再堅持一下。”她這樣說道。

　　實際上，女高人的精神支柱就是她們的校長。張桂梅丈夫早逝、沒有子女、沒有房和車，也沒有任何個人财産，每個月的5423元退休金，也被全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或給老師發獎金。她事必躬親，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親身實踐自己的理想。

　　張桂梅隻有一個，從這個角度而言，女高模式是不可能複制的。作為旁觀者，華坪一中的老師對此看得很清醒。多位一中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女高成功的核心并不是軍事化管理，而是找到了一條紅色教育的模式來統領全校，從課堂内延伸到課堂外，貫穿高中三年學習的全過程。而能夠将這套教育模式有效推行下去的靈魂人物，就是張桂梅。

　　一個因此産生的問題是，張桂梅之後，誰來執掌女高？63歲的張桂梅早已過了退休年齡，身體狀況也不佳，身患骨瘤、肺纖維化、小腦萎縮等23種疾病，2019年初，就被下過一次病危通知書。今年春節，她再次病危入院。但記者在詢問華坪縣教育局、縣政府領導後發現，對于女高接班人，大家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

　　9月3日，華坪女高學生列隊進入操場參加活動。圖/新華

　　教改與培訓

　　張桂梅現在耿耿于懷的，是女高學生中還沒有一個考上北大、清華。她在學校不斷強化着這個目标，每天課間操的最後一個環節，所有學生要齊喊：“加油！上清華！加油！上北大”。宿舍旁的圍牆上寫着“北大清華我來了！”背景是列隊整齊的學生在操場跑步，盡頭處則是清北的标志性校門。

　　但這些行動能起的實際作用有限。張桂梅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學生們的發展遇到了瓶頸，不是她們不努力，而是成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再也無法更進一步，夠不到最頂尖的名校。目前，女高成績最好的學生考上了浙江大學，靠得就是下死功夫。其他學生也是如此，一本課本5、6遍地背，遇到不會的題就幹着急。“現在這個節我們死活打不開。”她着急地說。

　　張桂梅最初以為，女高學生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理解課本上的知識點，隻會僵硬背誦，需要“一個老師幫她們點一下”。她咬咬牙，請長沙的一位名師來女高講課，一天給3萬元課時費。這位名師帶過的畢業班中，有一半考上清北。“我不吃飯也要把這些老師請來。結果他來了以後，啪啪講完，學生們都傻了，一點也聽不懂。是他講得太高深了嗎？還是他的思維太超前？都不是。但他給他的學生們可以這麼講，我們的孩子就不行。”

　　楊文華對此解釋說，這沒什麼好奇怪的，“即使是北京四中的老師來華坪教課，也會把這些孩子教得一塌糊塗。他對這些學生的基礎薄弱情況、學習和行為習慣都不了解，用針對中國最優秀的高中生那一套來教大山裡的學生，這些學生聽得懂嗎？”

　　于是，張桂梅意識到，女高學生缺的不是方法，而是“如何更好地把基礎知識教給她們”。無論是外地名師，還是名校的大學生志願者，都無法從外部來解決一所鄉村中學面臨的困境。“請進來”并不是破局之法，一定會遭遇水土不服。

　　與“請進來”相比，楊文華認為，“走出去”是一個更有效的辦法。他指出，女高的問題是自己的老師培訓跟不上，外出培訓不夠多。相比之下，華坪一中就更重視教師的外出培訓，并有一套嚴格的監督制度。

　　華坪縣通達傈僳族鄉鄉長潘興陳在華坪一中任教時，曾去臨滄市參加培訓。他說，教育從來不是一個閉門造車的過程，外出培訓也并非是為了簡單模仿或達到其他老師的高度，而是在拓展視野的同時，激發教師去思考，什麼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教學方法，如何提高自身素質。

　　華坪女高的辦公室主任張曉峰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女高老師外出培訓确實不多，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學校老師數量少，缺席就會影響教學進度，且女高老師不僅要管學習，還要管生活。楊文華則認為，這雖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無法克服。實際上，在師生比上，華坪一中的老師要比女高更加緊張，平均每個老師要教14名學生；而女高由于學生數量少，在編40位教師隻需負責457名學生，平均下來，每位老師對應的學生不超過12名，比一中還少一些。

　　在楊文華看來，張桂梅不鼓勵女高老師外出培訓，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擔心女高老師們“思想滑下去，受到一些不好的影響”。“比如，外面學校的老師待遇更好，而女高是個講奉獻的地方，如果送出去後心收不回來怎麼辦。她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某某學校把我老師的心搞亂了。我就和她說，既然女高的理想信念那麼堅定，百毒不侵，你怕什麼？”

　　9月2日晚，華坪女高學生臨睡前在宿舍樓道裡複習。圖/新華

　　師資難題

　　女高的“死結”折射出當代鄉村教育的典型困局。核心問題指向兩個，一是學生的基礎太差，二是縣中師資匮乏。這二者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在女高教師張紅瓊的地理課上，過于尴尬的安靜已經持續了五分鐘。半小時前，她在黑闆上寫下這節課的讨論主題：如何在現實中理解熱力環流？将學生分組後，她們“讨論”得很熱烈，但輪到發言環節，組長站起來，一個字都擠不出來，這是2011年前後。

　　不久前，雲南師範大學附屬丘北中學的老師來到女高，提出“自主讨論”的教育改革理念，張桂梅于是将每節課從45分鐘延長到一小時，規定老師隻講半小時，剩下半小時由學生自主讨論，借此培養學生的自我思考和舉一反三能力。同時，這也被視為女高由傳統教學模式向素質教育短暫靠攏的實驗。

　　但張紅瓊在實踐中發現，女高學生基礎差，缺乏自主讨論的能力，即使給她們足夠的時間，也隻會在課堂上聊天，并不會真的去碰撞和思考問題。她發現，“很多學生進到高中後在地理上基本是零基礎，小學初中仿佛沒有學過，連經緯線都不懂，更别提七大洲四大洋，你問她們美國在哪兒，根本指不出來。”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兩個月後，張桂梅叫停了改革，失敗讓她更加堅定了“苦學”的教育理念。“沒辦法，我們學校隻有花這麼多時間去學、去教，人家學校是三年高中，我們還要把初中甚至小學九年的知識都補回來。”張紅瓊無奈道。

　　2015級女高學生鄭珍珍是村裡第一個女高學生。她所在的村叫白姑河村，是一個典型的傈僳族村寨，位于華坪縣通達傈僳族自治鄉。通達鄉距離縣城50公裡，山路曲折，開車大約要2小時，海拔在1562~3198米之間，下屬的大多行政村都非常貧困。《中國新聞周刊》在白姑河村走訪時發現，一直到今年，全村隻出過三個高中生，都考上了大學。其他村的情況也是如此，考上高中的孩子鳳毛麟角，很多村尚未走出過一個高中生和大學生。在這些高中生中，女生大多在女高就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孩子辍學的原因多數是因為成績太差，考不上高中，而并非因為貧困或觀念落後。即便是在還沒有通路的村寨，教育觀念也已經有很大改變，以前村民們覺得讀書沒那麼重要，或抱着無所謂的态度，現在父母都希望孩子可以好好學習，考上大學，“但小孩讀不進去，父母幹着急，一直催他，給他壓力，也沒用，”多位通達鄉村民對《中國新聞周刊》無奈地說道。

　　在和村裡的辍學兒童交談後發現，在外界看來，大山裡的孩子更應該清楚地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性，但實際上，這些孩子卻相反，很多都非常厭學，哪怕逼迫自己在心裡重複“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卻無法将它與自己的現實生活勾連。即使是女高學生，在讀高中前也非常懵懂。2009級女高學生陳法羽選擇去女高，隻是因為不想回家種地。“讀書能幹什麼，讀書對你有什麼影響，也沒有想過外面是什麼樣子，對什麼都沒有意識和概念。”她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通達傈僳族自治鄉潘興陳總結女高模式時，特别指出，張桂梅的聰明之處，通過紅色教育讓學生對未來有了一個清晰的目标，給自己一個更明确的定位。這點對大山裡的孩子尤其重要，是想辦法潛移默化地激發學生對“知識改變命運”的渴望，讓她們産生内生動力。

　　在潘興陳看來，華坪的學生基礎差，主要是因為小學和初中的師資匮乏。

　　通達鄉丁王村民族小學（簡稱丁王民小）是鄉鎮裡最好的小學，來自附近四個村子的278名學生都集中在這裡就讀，學生以傈僳族為主。

　　丁王民小校長蔡文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校的老師以本地人為主，大多是考出去後出于“回報家鄉”的心理回來任教。事實上，通達鄉這些年考到雲南師範大學的學生也不少，但回到華坪縣城的都很少，更不用提鄉鎮。他指出，工資少隻是一方面原因，山區的老師都要有點奉獻精神，“撤點并校”後，學生家離學校太遠，很多小學和初中都是全寄宿制，老師既要負責學生的學習，還要操心生活，負擔很重。縣城的老師每天還可以回家，鄉鎮上的老師則要和學生一起同住，每周隻有一天可以回家。也因此，鄉鎮學校教師流失的情況非常嚴重，“越優秀的人才流失的越快。優秀的老師都想要往縣城調，或者是去麗江和昆明這種大城市。”他說。

　　蔡文璐還表示，目前學校能招來的正課老師以二、三本為主，音樂、美術和體育老師則根本招不齊，很多副科老師都是身兼數職。事實上，對于整個華坪縣的所有中小學來說，招聘老師難是個未解的“死結”，且近幾年情況越來越嚴重。

　　楊文華指出，縣中招老師，“985”“211”的學生根本不考慮，因為招不來。以華坪一中為例，以前招聘的要求是一本，後來門檻降到了二本，現在三本也可以錄取，一降再降。女高則不願妥協，隻招一本以上的老師，因此招聘難的問題格外突出。

　　從2008年成立至今，華坪縣給女高的老師編制47人一直沒有招滿，目前學校在編教師共有40人。今年9月，女高再次面向全國急招教師7名，具體包括語文、英語、物理、化學、數學、生物和地理教師各1名。招聘要求則是碩士研究生及以上、雙一流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曆，一旦聘用，在女高的服務期要不少于六年(含試用期一年)，且六年内不得調出。在華坪縣教育局黨工委書記胥國華眼中，這個條件極其苛刻。

　　女高辦公室主任張曉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招聘信息挂出去半個多月，來報名的隻有1個，後來又陸續有一些報名，但都不符合條件，最終錄取的隻有1名。楊文華認為，包括女高在内，縣城中學現在最缺的還不是硬件，實際上，所有硬件的升級和更新換代最終都要靠老師去操作。整個縣城的教育生态要想有質的變化，關鍵還在師資。

　　(文中鄭珍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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