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沁綠筱

　　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之敏慧，讓我打心底感佩。昔年曾看過他的照片，然現今他的音容笑貌于我已不甚了然。唯一深植心河的，是他那雙銳眼。一提及他的名字，我就思憶起他那雙銳眼以及那個美譽——“鷹眼”。他眼神中的敏銳與靈慧，讓我深感：“鷹眼”二字，于他而言，當之無愧。

　　列夫·托爾斯泰之“鷹眼”，作為一種重要條件反射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裡，讓我遙慕之總無限唏噓，歆享着總心動神馳。他用銳利的政治眼光去觀照、探究那個時代，爾後将得出的結論用文學這一獨特的方式彰顯出來。敏慧自在，是以才華蓬勃。憑文學暢言政治，把對政治的體悟煉入書箋，悲憤中别現曆史的遼闊。列夫·托爾斯泰這種巧妙結合的方式，興許恰是使他的《複活》經流年打磨，為曆史潤澤，而愈加深邃和殊勝的一大原因。其手法之超拔，既使其《複活》榮登文學巨著的大雅之堂，又使其《複活》深具曆史考察價值，讓後世為之深賞長頌。

　　列夫·托爾斯泰之“鷹眼”，使其《複活》成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複活》一書，初讀為其卓絕而莞爾，細讀為俄國往昔之晦暗扼腕，再讀為曆史之深痛巨創盈盈欲淚，乃至于不忍卒讀。讀《複活》，不失為一樁讓人時時感喟世事凋敝、人生苦之不盡的事，因了在閱讀的過程中，總免不了揭開曆史的舊瘡疤。縱然那些嚴酷消黯的曆史皆發生于俄國，然那種曆史遺留的生死榮枯之瘡痍感，即使時移世易，也依然是能傳遞亦是能共通的。畢竟，曆史與曆史彼此延伸、重疊，宛若現實和夢境的混淆。

　　《複活》這部血淚斑斓的傷心史于1887年至1889年噴薄而出，皎然盛開。是時正值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發展較迅速的幾年。因之，生活于俄國第一次資産階級革命前後的列夫·托爾斯泰，以其絕世的筆力鋪陳其事，開始了對統治階級及現行社會制度的尖銳批判。彼時俄國人民的處境逼仄狹小，連忠于自己的意志都很難，要顯現自己的風骨就更難得。因之，列夫·托爾斯泰的銳利批判與其《複活》的問世，就顯得殊為不易，進而橫絕百代。

　　列夫·托爾斯泰将矛頭對準了專制俄國的暴力機關——法庭、監獄、流放地、官僚機構，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的整套法律制度。透過列夫·托爾斯泰犀利的筆鋒和尖銳的指诟，我細細品讀所謂的“法庭”審理妓女瑪絲洛娃“謀财害命”案的相關細節。刹那之間，我仿若置身于人間地獄。所謂的“法庭”，所謂的“審案子”，不過是為野蠻鎮壓裝一點“民主”的門面罷了，而其實質卻是沙皇專制壓制人民的血腥工具。及至後來看到列夫·托爾斯泰憤怒地撕毀官辦教會的“慈善”面紗，使之麻痹人民的騙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進而又銳利地批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我方在心中将當時俄國的景象繪成一幅陰森森的可怖圖畫。且不說彼得堡要塞司令和大法官等官僚的暴虐，就連那拯救靈魂的仁慈的神甫亦成了披着僧衣的官僚。他們使用的伎倆比之官僚不遑多讓，甚或更為卑劣。心思吊詭的他們用宗教欺騙世人，使之任統治者宰割。倘若這些尚不至于讓人深感沙皇專制之末日，那麼請看地主剝削壓迫下面目寡然、言語寡淡的農民。農村經濟破産，農民挨餓受凍，更兼須付極高的地租，生活的質地、生存的樂趣盡失。農民的苦況與惶惑無助比之農奴隻怕更甚，無奈其艱窘困頓卻無人意會，實不勝悲戚。

　　面對這樣一幅令人砰然心悸的末日畫卷，我不禁歎賞與欽敬列夫·托爾斯泰那份“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讀罷掩卷沉思，心飄萍無寄。俄國衆生，無論是拔節而出的，還是沉淪于低下的，都一樣奮力掙紮，心有不甘。細細遙思之後，一個鮮活的人物了然于胸：她腳穿麻布襪子，外套囚犯棉鞋，頭紮一塊白頭巾，幾縷卷曲的黑發從頭巾裡滑下來，醋栗般的眼眸，其間一隻略微帶點斜睨的眼神。她，就是瑪絲洛娃。自聶赫留朵夫誘奸她的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注定了能留得住男人賞春，卻留不住他們為春停駐。然曆盡艱困的她，卻似是整幅畫卷中唯一一個稍有生機的人，一個堅強的愛恨交織的人。她的故事，恰似一雙無形的手，一刻不歇地揉搓我的心，讓它始終不得舒展。有了她，方有了貴族青年聶赫留朵夫的如夢方驚、忏悔以及覺醒。覺醒是一種救贖，此為一念之間頓悟的力量。須知每一次的覺醒，皆是心靈的清理與升華。恰是這份覺醒，讓我得以看到俄國某些進步貴族知識分子所做的那一種精神探索。這種探索亦算是俄國的一絲希望，是心靈複活的一種标志，是死氣沉沉的俄國社會複活的一抹曙光。

　　《複活》收尾處以瑪絲洛娃接受另一個人的求婚，聶赫留朵夫在《馬太福音書》中尋覓到了拯救人類的良方，完成了兩個人物形象的最後塑造。看似收網，然作為泛泛之輩的我，鬥膽認為此處似為敗筆。竊以為，為了表現聶赫留朵夫的覺醒，而不惜大段摘抄《馬太福音書》，宣揚“愛仇敵”、“勿以暴力抵抗邪惡”等，讓人讀來委實興味索然。這樣的收梢，無疑讓讀者深感列夫·托爾斯泰在鋒芒畢露地批判教會的同時，又在鼓吹另一種披上紗衣的新宗教，更兼書中已有列夫·托爾斯泰通過聶赫留朵夫表達了他對土地制度的觀點。那雖僅是一種幻想和觀點，然結合收尾處這些文字，不難看出“托爾斯泰主義”的形迹。沒有禁锢就無所謂突破。然如此突破，何嘗不是另一種性質的禁锢？是以收尾處如此辭費滔滔地寫一通，似有說教之嫌，細細品讀，稍顯乏味。

　　然話又說回來，這種說教，這種從一種宗教跳到另一種宗教的局限性，并非列夫·托爾斯泰個人的局限性。恰如每一種哲學都具有其階級性一樣，這種向宗教尋求出路亦隻是曆史、時代的局限性罷了，是一種曆史和時代的必然。此乃颠撲不破的真理。況書中論及人身上獸性的相關文墨，于世人而言，至今仍然受用。

　　随着迢迢的流年，透過《複活》去觀照列夫·托爾斯泰的“鷹眼”，必然心搖神蕩。他的每一點敏慧都無所遁形，悉知悉見，因之列甯如是說：“作為俄國千百萬農民在俄國資産階級革命快到來的時候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托爾斯泰富于獨創性，因為他的全部觀點，總的來說，恰恰表現了俄國革命是農民資産階級革命的特點。”須知觀點的直抵要害，遠比一切言語的閃轉騰挪都值得深入回味。是以列夫·托爾斯泰的《複活》，實乃俄國的複活，值得後世珍而重之。

　　書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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