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舊州機場“巫蠱”事件

　　抗戰期間修建黃平舊州機場

　　黃平舊州機場，位于地勢平坦的貴州黃平縣舊州鎮王家坡，在1939年抗日戰争進入相持階段時，為了西南大後方的防務體系，國家選址在此修建而成，當時作為中美空軍重要軍事基地，常駐美國“飛虎隊”八百多人。

　　在抗戰勝利後，機場失去了軍事用途，而逐漸荒廢，解放後的黃平在1951年5月進行了土改，剛剛翻身當家做主的人民群衆，卻被另一件事搞得人心惶惶。

　　在舊時，由于貴州山區醫療條件的限制及婦幼保健知識的欠缺，農村兒童夭折其實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在1951年這一年，村子裡面兒童夭折的情況卻特别嚴重，随着村中兒童接二連三的死亡，恐慌的情緒迅速在周圍蔓延開來。

　　村民們都不敢像往常一樣讓孩子在村裡四處玩耍，每天都把孩子放在自己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但是就算是這樣，還是無法避免村裡繼續有孩子死去。結果就在這一年，村中居然死去的兒童高達28人之多。

　　這時一個傳言突然在村裡爆發開來，有人信誓旦旦的說村長的母親是“迦荻（蠱婦）”，是她在村裡放“蠱毒”！

　　這個可怕的傳言一經爆發就變得不可收拾，終于有一天，壓抑不住憤怒情緒的村民們闖進了村長的家中，并在村長家中翻箱倒櫃的搜尋蠱毒，結果人民在村長母親常用的篩子上發現爬滿了毛蟲，并在牆角一處壇子中搜出了蛤蟆。

　　憤怒的村民一緻認定這肯定是養蠱的，村民于是群情激奮，要求村長的母親把蠱交出來，并責問她為什麼這麼狠心，要害死同村這麼多兒童。

　　村長的母親百口難辯，村民們不依不饒，于是将她捆綁了起來，在村裡遊街示衆，這個可憐的老人最終還是沒能交出“蠱毒”，卻在仇恨和謾罵的屈辱中，選擇了跳河自盡。

　　苗疆、巫蠱

　　苗疆，是指以湖南湘西臘爾山為中心的紅苗聚居區和貴州黔東南以雷公山、月亮山為中心的黑苗聚居區。巫蠱文化，是苗族民間的神秘文化現象，蠱，在苗族社會中自古就是最為敏感的話題。

　　在苗疆，曆史上關于養蠱和放蠱的傳聞，記載不絕于書，早年的苗族人幾乎都确信蠱是真實存在的。不但是民間是這麼認為的，就連官方的記載中，也對蠱有專門的記載。

　　在光緒年間編成的《乾州廳志》中就記載有這麼一段，苗婦能用蠱蟲殺人，這種殺人方法叫放鬼草，每當遇到有仇怨糾紛的人就放出來，放于外，則蟲蛇食物體，放于内，則食五髒。聽着是不是就覺得毛骨悚然了？

　　說是被下蠱了的人，要麼就是疼痛難忍，要麼就渾渾噩噩，有人中蠱後，能聽到皮下有風聲，有的人會覺得胸膛脹氣，結果都是讓人在痛苦中死去。

　　清朝人田雯在《黔書》中就說得更加具體了，說苗人會将蚺虺（蛇大成蟒，蟒大成蚺，蚺後成虺）蜈蚣、蛤蟆等毒物放在一個大壺小口的瓶中，它們在瓶中互相撕咬，最後剩下那一隻，就是蠱。

　　到時要用的時候，就取出裡面的涎沫，滴在酒食中給人吃，中毒的人是什麼症狀呢，十指皆黑，肚腹絞痛，吐水不止，咀嚼黃豆沒有腥味，含汞不苦。

　　在苗疆，養蠱放蠱被傳得神乎其神，據說有經驗老道的蠱婦，把蠱毒藏于指甲中，遠距離手指微彈，就可以施放蠱毒。

　　那時在湘鄂渝黔邊區，凡是有人胸腹膨大，腹中絞痛，便血，便蟲，都要被懷疑為中蠱。

　　對蠱的反制措施

　　曆史上官方對巫蠱的懲治，一直非常嚴格，蠱毒”曆來被國家列為旁門邪道，漢魏時有巫蠱、詛咒等罪名。隋唐時固定為造畜蠱毒罪，屬十惡中之不道，是國家法律重點打擊對象。

　　遠在唐代，在《唐律疏議》中就提到，對造蠱毒的罪犯及教唆他人造蠱毒的罪犯均處以絞刑，家人知不知情都要流放三千裡，裡正、坊正、村正如果知情不報，也都是流放三千裡。

　　那民間有什麼記載反制蠱毒呢？

　　在一些苗族村寨，人們認為，有蠱的人想要毒害大人的話，一般是在一起吃飯或一起喝酒的時候偷偷地放蠱毒。如果有人中了蠱，就會表現出聲音突然沙啞，嗓子發癢等症狀。坐在旁邊的人，會叫全部在場的人都來擦一下被害人的胸口。

　　那個人會說:“是誰放的蠱，誰就把它收回去。”那麼，那個放蠱的人聽了這句話，會覺得不好意思，隻好把蠱收回去，誰也看不出。

　　如果不這樣做，放蠱的人決不會把蠱收回去，被毒害的人也不會好起來。人們認為身體好的人，一般都不會被蠱毒害。

　　人們還認為，三、四個月大的小孩很容易被有蠱的人毒害。在一些地方，為了預防蠱，人們會用一塊布包着用來治療被蠱毒害的藥，縫在小孩的帽子上。如果小孩被認為真的中了蠱，家人便用一個雞蛋，在小孩的胸口上不停地來回滾動，時間要定在夜間雞叫的時候。

　　人們認為隻有這樣做，那些蠱才來吃雞蛋。滾好後，剝開蛋殼，假如雞蛋上布滿着小孔，就說明這個小孩真的被蠱毒害了。人們認為那些小孔，正是被蠱吃掉的部分。經過很多夜晚這樣的治療，小孩才會好起來。

　　假如懷疑是某個人放的蠱，小孩的家人會在很多人并且包括那個放蠱的人路過的路上，用一根小木棒把那個布滿小孔的雞蛋插上，并且放在人人都能看到的地方，這樣做表示提醒放蠱的人把蠱收起來，不要再毒害人了。

　　中蠱的家人疑某為蠱婦,則于堂屋内置一砧闆,鋪上稻草,以利刃奮力剁之,口中咒罵不絕，邊斫邊咒,倘所疑者真為蠱婦,必急收蠱蟲,患者可立愈,不若此則蠱婦亦必“玉石俱焚”,此所謂以毒招攻毒術。

　　如果在路上碰到某人，特别是那種雙目赤紅（傳說養蠱之人眼睛會變得赤紅）的，或行迹可疑，則左手握拳眼，以右手食指穿之，所謂打陰炮轟死蠱婆,猝不及防狹路相逢，急右手握拳,姆指從食指、中指縫伸出,據說蠱婆見此知身份被識破,必不敢萌壞心,施狡技，可保無虞。

　　蠱和釀鬼

　　如果說趁人不備給人投毒的現象，那應該是存在的，但所謂“釀鬼”現象就明顯帶有迷信色彩了。釀鬼和放蠱一樣 ，也是苗族地區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一種思想觀念。苗族迷信有一種能夠依附到人身的“釀鬼 ”。這種“釀鬼”附身以後 ，本人并不知覺 ，但“釀鬼”可以通過他任意作崇 ，招災引禍 ，贻害他人 ，而且還會傳子傳孫。

　　淩純聲 、芮逸夫所著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記載了這麼一段對苗人的田野調查，在訪談中“知情人”說，放蠱的人，認為人被蠱害死後，則其鬼就成了蠱鬼，可至其家為之力役。

　　施蠱者死後，會變成藥王，蠱鬼即為其仆役。同時，他們還認為毒人多者，蠱益靈，家益富。養蠱的人，每逢月圓之夜，必以公雞投入缸内，數日後啟視，隻剩雞骨。

　　他們每以蠱殺人，如一年不能放出殺人，就算自家中人或六畜亦須毒之，否則蠱要反噬其主。放蠱中一人，蠱婦自己可保無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樹，可保三個月，豬亦可放，狗則不能放，故蠱婦怕狗，不食狗肉。

　　而人一旦被“放鬼”,其解救的方法亦甚為奇特，是用一魚網扣罩住病人全身,據說如此一來,病人就會“看見”放鬼者的影像,進而得知是何人所放。但病人多因懼怕,一般不敢直接找放鬼人評理，又因沒有确鑿證據，法院亦不承認放鬼之說。

　　故隻有偷偷摸到放鬼人家,趁其不在時從她的房屋上任砍下一木塊放火焚燒,以此警告蠱婦将鬼收回。若不敢偷砍木塊,則可朝天鳴槍,用于震攝并驅逐蠱鬼。比起單純的蠱毒,當地苗人更懼怕放鬼。但蠱婦亦不是随便就以釀鬼害人的。

　　據說中鬼者一旦請來高明的鬼師(即巫師)作法，若将蠱婦所埋釀鬼挖出，則蠱婦即會斃命。因此，若不是仇怨甚大，蠱婦一般不敢濫施釀鬼。

　　苗疆蠱毒陰影下的冤案重重

　　蠱毒這個說法，其實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提出了，後來這種思想逐漸南移，苗人曾經又是一個遷徙性的族群，曆史上經過了五次大的遷徙，蠱毒的思想結合了楚文化的巫鬼思想，互相雜糅，兼容，逐漸形成了自己所獨有的文化。

　　但是這種關于蠱毒的記載，在宋代以後的文獻記錄，所謂的放蠱殺人基本就是流行在苗疆，壯，瑤等民族中了，關鍵是說法都頗為離奇荒誕，而經不起推敲，比如《黔南識略》《嶺表紀蠻》等書。

　　在過去一些苗區和瑤區，當人畜生病，莊稼招災，都會把原因歸結到某人“放蠱”所緻。從而引發諸多冤案。

　　哪怕是到了建國初，還有不少後果嚴重，影響惡劣的所謂“放蠱”事件發生，被誣陷為“放蠱”的人不是被驅逐，就是被吊打，有點甚至被打成殘疾或引來殺身之禍，同樣，這種在巫毒陰影籠罩的地區，被周圍人認為放蠱，養蠱諸如此類的事件，很可能對子孫後代的生活也造成傷害和不良影響。

　　黃平舊州機場“巫蠱”事件的真相

　　讓我們再次把話題回到本文開頭的事件，當年這件性質極為惡劣的事件驚動了黃平縣政府，于是很快組織了當地法院，檢察院配合公安機關對這件事情展開了調查。。

　　根據在當地群衆中展開的工作和大量的訪談，部分村民們還是餘怒未消，很多不願配合工作組的調查。

　　後來，調查組改變了策略，首先開始調查是誰第一個發現村長母親放蠱，慢慢的梳理出了線索，然後調查組将目标鎖定到了一個叫龍魁的人身上，而真相就此開始浮出水面。

　　龍魁在舊社會時是當地的保長，建國後失勢，開始痛恨新政權，又因為土改的糾紛和村長有隙，于是故意利用兒童夭折的事情在村裡散布謠言，也圖打擊報複為共産黨做事的村長。

　　那村長家中的養有毒蟲的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這些毒蟲居然是有人事先故意捉來放進去的，放進去的村民是如何解釋的呢？“因為怕找不到東西”。。。

　　恐懼使人竟然犯下了如此荒唐愚昧的錯誤。

　　調查清楚後，龍魁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被槍斃。其他幾個涉嫌栽贓的村民則被判刑，被誣陷的村長母親終于沉冤昭雪。

　　那村裡孩子接二連三的死亡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因為天花的傳染。

　　總結

　　傳統的苗疆地區，山高林密，峰巒叠嶂，交通閉塞，文化、經濟落後，面對疾病和災害，山地居住的人民往往更顯得無能為力，于是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一直長期地存在于苗族地區人們的心靈中。具體來說 ，就是神靈信仰 、巫蠱信仰。

　　正是因為苗人對巫蠱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印象，才引發出了一系列的不良事件，試想一下 ，如果蠱不與巫聯系在一起 ，不和文化相聯系，即便就是蠱毒，那最多也隻能當做投毒案進行處理，對肇事者的懲罰充其量僅是其本人 ，也不至于牽連到家族親人和後世子孫。

　　這中間還有一件困惑了我很久的事情，苗疆不僅生活着苗族 ，其實還有漢族、土家族等其他民族 ，如果從文化的隸屬來講 ，同屬于楚巫文化圈，苗族信鬼，漢族和其他民族也信鬼，苗族有巫術 ，漢族和其他民族也有巫術 ，可為什麼在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内卻沒有類似蠱婆的謬傳呢?

　　我們從曆史上找找原因也許會發現一些答案。正如上面說過，曾經的苗族是一個遷徙性的民族，曆史上發生過五次大的遷徙，一直是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原王朝的排擠、壓迫的對象，再加上曆代封建王朝對巫蠱文化的打擊，苗族等少數民族及其文化向更加邊緣的方向發展。

　　再者，中央統治政府将苗族驅趕到邊遠地區後，疏于對他們的管理，也并不在意苗族内部巫蠱文化的發展影響，并且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不同于漢族的管理方式，進一步推進的苗族地區巫蠱文化的發展。

　　苗族與同地區的其他民族之間的緊張的資源競争中，為了區分他者的、加強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為了解釋現實中種種災難，人們将弱勢群體的女性當作“巫蠱”的“替罪羊”，這可能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一種應對危機的“文化模式”。此外，苗族内部缺乏一個遏制蠱術流行傳播的法律機制，促成巫蠱文化的發展。

　　而苗人的原始信仰基礎是“萬物有靈”、“鬼魂不滅”，由此産生了全民族對蠱的信仰。這就使得苗族的巫蠱文化與漢族等民族相比，具有更加鮮明的原始的神秘色彩，更體現出了苗族“信鬼好巫”的宗教文化特點。

　　而事實上，因巫蠱文化的诋毀 ，“放蠱”是難以解釋清楚的，何況是在科學技術 、文化知識相對落後的苗族社會。民間百姓因懼蠱之危害 ，信以為真 ，以訛傳訛 ，加上科學文化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日常生活中巫術大量運用于解決處理未能認識 的事件 ，久而久之形成了特殊的苗族巫蠱文化圈。

　　而随着現代科學技術文化知識的進一步普及 ，長期以來愚弄、殘害苗族群衆的神秘而特殊的巫蠱文化正日益淡化，并将最終退出苗族社會的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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