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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别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着當下時代激流裡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1989年，黃星原任中國駐長崎總領事館随員，第一次來到日本。三十多年過去，黃星原的外交生涯中超過一半的時間都在同日本各界打交道。

黃星原對50年來兩國關系的起起伏伏和當前遭遇的問題有着自己的理解。如今，他擔任着“中日友好七團體”之一的日中友好會館中方代表理事。

“我有許多來自日本的朋友，他們都認為，如果有人在中日之間挑事，實際是在破壞日本的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對此他們必須反對。但是，目前日本對中國的認知以及日本對自己的認知可能都需要糾偏。”黃星原說道。

當前，民調數據顯示，中日兩國的多數民衆對對方國家持負面态度，但與此同時，大多數民衆仍然認同中日關系是“重要的”。

黃星原接受采訪。澎湃新聞 圖

黃星原說，中日關系需要克服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現在我們經常探讨中日雙方民意好感度變差、民意基礎薄弱，有些政治人物就會以民意基礎不好為由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這個言論可能又變成媒體炒作的點，進而進一步影響民意，最後這就變成了一個惡性的怪圈，兩國關系在怪圈裡邊打轉。所以，怪圈上的每一個鍊條都需要我們很好地去處理。”

民間友好可以多做一些地方工作、青少年工作

澎湃新聞：1989年前後，您第一次來到日本，那時候您對日本的第一印象和感受是什麼？

黃星原：我最早去的長崎給我最大的沖擊。長崎是日本的一個邊遠山城，雖是山城，但和（日本）其他大城市區别并不大，也就是說當時日本城鄉差别不會太大，這是我的第一印象。

當時我感受到日本地方上對中國的感情或者說對中國人的感情還是非常友好的。所以我們為什麼講民間友好可以多做一些地方的工作，多做一些民間的工作，多做一些青少年的工作等等，我們的立足點是正确的。日本地方上和中國的交流本身就多。就拿長崎縣舉例，它從曆史上就是與中國聯系最緊、最密的一個城市。長崎時任縣知事高田勇對華特别友好，我記得當時他搞了一些歡迎儀式，其中談到他的經曆以及他對中日關系、對中國的看法，對中國文化的迷戀，後來長崎多任知事都在延續這樣一個友好的源流。長崎的百姓也展現了對中國文化的迷戀，具體表現在他們願意多了解中國，願意了解中國各式各樣的展覽，所以我們日中友好會館現在也會把各種展覽放在長崎舉辦。

澎湃新聞：您在日本曆經多地，幾十年過去，能請您首先談談對中日兩國文化上共通和不同地方的理解感受嗎，我們在發展推進中日友好時應該如何把握這一層面的因素？

黃星原：實際上中國和日本共同的文化财産非常多。首先講到文字，日本使用的片假名、平假名等文字，就是發源于漢字。第二，人們經常用同根同源來形容中日文化，兩者都是東方文明。曆史上，日本是向中國學習的國家，但是現在來看，我們發現日本有很多東西跟中國不太一樣。中國是一個沒有斷層的文明，一直延續下來的文明。而日本在後來脫亞入歐等發展進程中，文明走向了另外一邊，也就是它更多地去接受西方文明。也正是由于日本文化過于西化，最終日本把西方競争概念，甚至把戰争哲學引入，導緻日本一度走入歧途，對此我們仍然應該警惕。

所以我們講中日之間應該繼承發揚什麼，應該注意規避或者是警惕什麼元素，這種區分很重要。我們今後可以挖掘我們兩國共同的文化遺産，把它發揚光大，甚至逐漸培養成我們的共同價值觀。

澎湃新聞：您在日遇到過一次惡性事件，就是日本右翼分子駕駛一輛汽車沖撞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在這之後日方正式道歉，這一事件在當年并沒有給中日關系造成極大的損傷。結合應對此事的處理，能否請您談談我們應該如何管控中日關系中那些危機和敏感因素呢？

黃星原：分歧或者矛盾不管控好，它就會被無限地炒作和無限放大，會讓我們之間共同利益或者長遠利益受損。所以，危機管理以及分歧管控既是我們雙方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也是執政能力的體現。一些敏感事件經常會在中日關系中出現，包括日本右翼特别是極端右翼經常會滋事，本身它是有背景的，有些人專門指使他們做這些事情，試圖借此破壞中日關系，我們如果被這種勢力給帶到溝裡或者說天天總在處理偶發事件，被部分因素所影響，就沒有把握住中日關系的大局和前途，也就沒法規劃好今後的中日關系。

大國關系都是這樣。國家之間都存在一些矛盾，有些矛盾是結構性的矛盾，我們怎麼樣去管控好這些矛盾，讓雙方共同利益最大化，讓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對方的利益訴求能夠有效地在一個合理區間裡相向而行，特别重要。

澎湃新聞：曾深入中國采訪的日本記者加藤高廣，想必您會印象深刻。您能說說他的故事嗎？他的故事對中日關系和友好有什麼啟發？

黃星原：中國為人類做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脫貧，而在這份事業中，除了動員全國人民力量之外，我們國際上的很多朋友，包括日本朋友，也做了工作，在我挂職雲南省麻栗坡縣副縣長時，日本放送協會（NHK）發覺中國政府很認真地在幫助邊遠地區的老百姓脫貧，對此很感興趣，所以派了一個記者組去采訪，加藤高廣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一起爬山越嶺，一起訪貧問苦，一起去看實地老百姓的生活情況，去吃當地老百姓種的糧食和菜，最終采訪完成之後，日本記者們深深被感動，并且做了一個全面介紹中國扶貧的專題節目。但很可惜加藤先生在後來的一次采訪中不幸因交通事故去世了，當時他才33歲。而正是因為他去過中國的扶貧縣，有過這樣的經曆，并且總是念念不忘地經常回顧這次經曆，所以加藤夫人把他未完成的事業通過捐獻撫恤金的方式加以延續，我記得當時她把幾百萬日元的撫恤金全部捐出去了，建立了一所高廣希望小學。後來從這個小學裡畢業的學生，至少也上千人了，我想他們應該感受到日本友人的善意。現在日本有些媒體跟風炒作我們新疆問題等，謬稱存在所謂的“種族滅絕”，這種無原則的報道和當時很認真地報道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扶貧的行為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反差。

中日關系行穩緻遠需要市場、政治、輿論、民衆等多緯度的合力

澎湃新聞：您在日本各界都有許多朋友，即便是在中日關系面臨一些困難的當下，兩國的有識之士也從未停止努力，您認為在中日關系和中日友好中，應該如何做好“人”的工作？發揮“人”的作用？

黃星原：無論是國與國的關系，還是與其他等各方面關系，人的要素是第一要素。我們現在所做的外交其實也是做人的工作。公共外交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我們的一些外交政策讓對方的人能聽得懂，入耳入心，最後變成行動的一部分，這個非常重要。

我接觸過日本的許多政治家。其中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位是中曾根康弘前首相，他對日本一些政治人物不顧對方的利益和感覺、一味堅持所謂自己原則的做法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必須要考慮對方國的國民和政府的一些感受，才能把關系持續下去。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人民視覺 資料圖

還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日本政治家是海部俊樹，他和我交流他在33年前是如何有勇氣打破西方制裁，帶頭率日方代表團訪問中國的經曆。他回憶說：“我做這個事情并不是為了取悅中國，實際上我恰恰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因為中日之間必須友好，中日合作必須堅持開展。可能用現在人的觀點看我那次的舉動有點瘋狂，但是對于今後的中日關系來講，我的舉動是一個非常正确的舉動。”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樹。 人民視覺 資料圖

很多日本的友好人士都認為，中日之間是搬不走的鄰居，是剪不斷的關系。他們認為，如果有人一定要在中日之間挑事，實際上這是在破壞日本的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這個東西他們必須反對。其實日本還是有許許多多能夠堅持這個正确主張（的人），他們知道什麼是他們真正的利益，什麼是急功近利，這給了我很多的啟發。

澎湃新聞：我們特别希望援引您之前的一段話，中日有兩千年的交流曆史，疫情前最多時每年有1000多萬人次的人員往來。同時兩國間每年貿易額最多時達到3000多億美元。頻繁的人員往來與密切的貿易關系本應使中日關系如同一艘大噸位巨輪沿着友好合作的航道行穩緻遠。然而現實中的中日關系卻總像風雨飄搖中的一葉扁舟，經常在不大的溝渠中劇烈颠簸。這種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

黃星原：我的觀點不一定正确，但是我想講一點，中日關系不完全是中日關系，某種意義上它就是中美關系。所以在中日關系當中，美國因素有時候起了很重要的幹擾，這是我想強調的。

首先，日本對中國的認知以及日本對自己的認知可能都需要糾偏。他們需要意識到中國這樣一個首先緻力于自己老百姓安居樂業、緻力于自己國家複興這兩大重要任務的國家，以及在世界上緻力于和平與發展目标的國家，本身并不是威脅。但日本媒體經常是“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的始作俑者，歐美媒體随後跟上，最後泛濫。所以對當下中國和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錯誤認知，導緻日本心态上總是出現一些波動，這也是導緻中日關系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日本對自己的認知也需要糾偏。日本安全到底是怎麼樣的安全？是綁在美國戰車或者是綁在戰争火藥桶上更安全？還是在亞洲大家庭中踐行平衡、全面、綜合的安全觀更安全？日本未來發展的前途又在哪裡？日本本來就是一個資源匮乏的國家，它提出貿易立國、科技立國、人才立國以及環境立國等等一堆立國方針。而中國作為它的最大市場，它的鄰居，如果沒有了同中國的合作，這些方針就根本立不住。

所以過去的50年，中日有很多值得紀念的東西，因為這50年給我們帶來了和平和發展，帶來了深度的廣泛合作，中日融合的深度和廣度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拟的。但即便是這樣，中日關系也經常會出問題，一個是我剛才說的認知偏差。這就還需要政治家的智慧，需要媒體正确的引導，需要老百姓冷靜的應對，這幾個方面合在一起，才會使中日關系行穩緻遠。

這幾個方面無論是哪個方面出問題，都會變成惡性循環。比如說我們經常探讨雙方民意好感度變差，民意基礎薄弱。然後有些政治人物就會以民意基礎不好為由，“順應民意”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這個不負責任的言論，可能又再度變成媒體炒作的點，進一步影響民意，最後這就變成了一個惡性的怪圈，兩國關系在怪圈裡邊打轉。所以這個怪圈上的每一個鍊條都需要我們很好地去處理。

澎湃新聞：最近幾年的輿論民調顯示，中日民間友好指數處于低谷，與此同時不少日本民衆仍然認為中日關系是“重要的”。日本民衆了解中國往往通過日本媒體，您與日媒打交道多年，您如何看待他們對中國的報道，您認為中日之間期待破除的誤解有哪些？

黃星原：中日之間首先的問題是信息不夠對稱。其實我同日本媒體打交道也有幾十年了，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人咬狗是新聞，還是狗咬人是新聞”。“人咬狗”的新聞觀在西方媒體裡邊特别暢行，但是“人咬狗”不是常态，我們需要弄清楚這點。“人咬狗”很能抓眼球，但真實情況是人不總咬狗或者很少有人去咬狗，這才是現實。

所以媒體怎麼樣把現實的、真實的情況反映給老百姓，這個很重要。不一定要抓眼球，也不一定要歌功頌德，隻要實事求是，它本身就是“德”，就能讓大家從中得到很好的啟發。

我希望不管是日本媒體，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主流媒體，都可以重新回歸實事求是，回歸事實本身，讓老百姓更多去了解事實真相。媒體要相信國民是有判斷能力的，給他們呈現事實真相就足夠了，多餘的東西不要做。

保證中日世代友好能夠支撐雙方可持續發展

澎湃新聞：您作為日中友好會館中方代表理事，能介紹會館正在主要推進的事情嗎？在“中日友好七團體”之中，會館和其他團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2022年6月16日，“透過藝術看中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精選作品展”在東京日中友好會館美術館開幕。 日中友好會館 圖

黃星原：日中友好會館是中日雙方出資出人，建立一個中日友好的共同事業平台，這個可能跟其他團體不太一樣。日中友好會館本身有五大支柱，包括經濟、文化、教育、青少年交流、日中學院，這五大支柱全面介紹中國以及中日關系，促進中日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主要是做普通民衆的工作，而且我們進行的項目設計和希望達到的目标，也是以此為重點進行的。當然我們本身作為七團體之一，不可能說我們自己就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我們也肯定是配合着政府外交，配合着其他各個友好團體一起來完成中日友好這個共同事業，最終讓中日關系能夠健康穩定地發展。

澎湃新聞：作為資深外交官，您如何看待當前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它符合日本或者說中日共同利益嗎？面向未來，作為鄰邦的中日兩國應該發展怎樣的中日關系？

黃星原：中日兩國最大的共同利益，在我看來是同在亞洲，首先要保證我們的世代友好能夠支撐雙方可持續發展。日本要恢複經濟，中國也要持續發展，要實現我們各自的戰略目标。我們努力讓整個環境以及我們的關系支撐我們各自的目标實現。如果偏離了這樣一個目标，中日就無法可持續發展，我們兩國在亞洲以及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就會減弱。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如今，中日兩國青年人都被對方國家文化所吸引，當然也許當下日本文化對中國年輕人的影響更大。放眼未來，對肩負兩國未來的年輕人和下一代有何寄語和期待？

2022年6月，日本青年參觀“透過藝術看中國——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精選作品展”。 日中友好會館 圖

黃星原：中日關系的未來在于年輕人。現在的年輕人很現實的一點是，他們沒有太多的偏見，也沒有太多的曆史包袱。他們看待彼此的眼光是平視的，他們彼此交流也是暢通的。我剛才講了一個例子，就是說日本年輕人到了中國之後，對中國的印象就很好，中國的年輕人來到日本旅遊之後發現印象也不錯，這種往來才會支撐着我們。中日人員往來在疫情之前每年要超過1000萬人次。我覺得年輕人、青少年的交流特别重要，有助于相互增強文化認同感。中日青年人天天做宅男宅女（宅）在家裡是不行的。

中國今後要做的事情不僅僅是發展自己，還要向世界特别是向自己的周邊國家、向日本展示我們的魅力，展示我們文化的吸引力，能夠讓他們更多接受發展中的中國、正面的中國以及積極向上的中國。日本要做的工作也有一樣的部分，為了自身可持續發展，日本還應該吸引更多的、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各個方面的人才。如果都能做到，我相信今後中日關系發展的未來和合作前景會很好。

【人物簡介】

黃星原，資深外交官，現任日中友好會館中方代表理事。1986年進入外交部工作，先後在外交部新聞司、中國駐長崎總領館、大阪總領館、駐日使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工作，擔任參贊、新聞發言人、副會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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