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七七

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寫作前的經驗是最可珍貴的，生活未被書寫入侵，一氣渾成，不被作為“素材”來觀察與掂量，保存了最原初最真切的感知。蕭耳寫《鵲橋仙》時，已是一個成熟的寫作者，寫小說，也寫各式各樣的随筆，文化的，藝術的，曆史地理的，有一種兼容并蓄又搖曳生姿的個人風格。但一直到《鵲橋仙》，她才動用了自己最珍貴的經驗——故鄉的，少年的，這是她的世界觀與感受力的源頭。而此時此刻，她有充分的閱曆、思想與技巧，來梳理這個小世界的經絡與紋理，少小時，她是這個小世界裡一個深受寵愛的獨生女兒，而追懷時，她發現自己對這個小世界的眷戀，亦如同小鎮長橋的倒影，日夕相随。

《鵲橋仙》從女主人公陳易知的夢寫起，“少女思春，河邊一夢”，時間是20世紀的80年代。作為懷舊的對象，栖鎮并不是一個農業社會的鄉村，對栖鎮的懷舊，不是對自然的懷舊。位于京杭大運河主幹道的栖鎮，工商業的肇始遠在百年之前，依托于稻米和蠶桑，水路與船運，小鎮自足且并不封閉。陳易知的祖輩是船工上岸，到父親一輩，已經對栖鎮有堅定的自信自豪。讀者在《鵲橋仙》裡，也時時能看到對“老底子”的回顧，陳易知們的“小辰光”（小時候）和餘韻猶存的“老底子”重合在一起，是這些“發小”們的情感故園，有繭子的氣味，有烘青豆和刺毛肉圓的味道，遠足路過的破廟，回收站拾來的詩詞，街頭巷尾傳來的一句越劇昆曲，這物質與文化的混合物，因為是在一種緩慢節奏中逐漸團合而成的。少女陳易知入睡時聽的不是晚鴉的啼叫，而是輪船的汽笛聲，它不是詩詞中的古代江南，是從聽說的“近現代”到親曆的“當代”的江南。

這個“當代”，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20年代，少年把臂同遊的發小們，青年時代四散于各自的人生道路，去了省城，去了北京上海，去了深圳香港，去了美國新西蘭，等到結婚生子經濟穩定各有安身立命之處時，方明白自己是幸運的一代，不甚用心地就領受了時代的饋贈。他們重聚于栖鎮河邊，“蕩發蕩發”，随便走走，随便聊點什麼。蕩發，就是很去中心的一個詞，自由，發散，漫無目的，就像是“内卷”的反義詞。

這個詞在小說裡出現的次數極多，而且整個小說，也有着同樣的“蕩發蕩發”的風格，經行之處，出來一個人物，出來一個故事，而又在歲月流逝之中，時隐時現，彼此交織映照。在這種蕩發裡，有一種獨特的親密感——人與環境之間有深深情感，人與人之間亦有深深情感，兒時照片中的四個人，陳易知、何易從、靳天、戴正，和他們的朋友們戀人們家人們，組成了一個如同大觀園般的世界。

與現代主義之後的小說習慣于表達個體的孤獨與個體間的疏離不同，《鵲橋仙》從《金瓶梅》《紅樓夢》《海上花列傳》這樣的文學傳統而來，在共同的“風俗”之中，也即一種物質與文化的語境之中，達成一種從生活習慣到身體距離的彼此親昵。這種親昵不完全因為愛情與情欲，比如小說中的何易從，他從小鎮的中學出發，杭州讀本科，北京讀碩博，然後去了美國，娶妻生女，是上一代小鎮做題家的範本，他與妻子小簡之間是從大學同學到夫婦，一路互相扶持，也是模範夫妻，但這個人物卻總在回小鎮時，與陳易知，與沈美枝，有着牽絲扳藤的糾葛。或者說，在這個小說，何易從與陳易知，與沈美枝，都有一種沒有邊界的親昵，這種親昵是前現代的，就像賈寶玉與姐姐妹妹們都親昵一樣。栖鎮，如同大觀園，如同有一個結界，在此之内既存留着純真的少年情懷，又容許着更模糊的身體與道德邊界。

在這樣的寫法中，往往容易在作者的認可與讀者的認可中産生縫隙，如寶二爺的何易從，如琏二爺的靳天，在小說文本所設置的語境内是自洽的，是被認可的，但讀者能認可嗎？在我的閱讀體會裡，作為男一女一的陳易知何易從，是不怎麼有主角光環的，陳易知，成年後的部分流于平庸，按作者蕭耳的說法，“知識分子人格束縛了她”； 何易從，從小時候的孤僻性子到中年後的寶玉人設，缺乏一個讓讀者認同他的鋪墊。他們之間沒有寶玉與黛玉式的“心心相印”，易知的傾慕裡，更多的是自我投射，易從的領受裡，更多的是對紅顔知己的相酬，他們之間的情感偏向于精神，但卻缺乏足夠的精神高度。但對于作者來說，這個精神高度某種意義是被有意克制的，她把栖鎮少年們的成年生活寫得更為現實主義。小說以青梅竹馬的少年時光為底色，好感與試探裡都盡是草長莺飛的青春氣息，而長大成人後的情欲紛紛，不是在婚姻生活走向枯索，就是在過于輕易中走向放縱。共通的精神世界并不是易知易從的起點與核心，也沒有精神生活作為他們的救贖，這不是這個小說試圖給出的方向，《鵲橋仙》在青春一夢之後，更朝着世情小說的方向走，不設立生活之上的超越性想象，而是将生活本身視為全部，表象即是意義，弱化情節的因果關系，而在時間的蕩發中呈現諸種可能。

小說中最動人最飽滿的故事，是靳天與許湘柳的愛情故事，碼頭與絲廠，桑林與烏篷船，他們熱切的呼吸聲裡伴着運河的水聲，剛剛從少年進入青年的身體，最純粹的付出與期待，蕭耳寫的是江南小鎮的愛情，但這樣明媚的愛情是超越地域與時間的，像是從《詩經》裡流傳而來的。靳天這個人物似乎比何易從更有讀者緣（路内的序裡也說喜歡靳天這個人物），他這樣最初最好的愛情，卻被辜負了，于是讀者總有對他的憐惜。同樣，沈美枝也是個被辜負的人物，屢次遇人不淑，卻總還是保持着溫柔的天性。小說中有各樣情事，或熱烈，或婉曲，或世故，或低俗，但良人與美人的被辜負，永遠是世情裡最引人歎惋的篇章。

《鵲橋仙》中許多小故事，前一個故事結束時，衍生着對照着又有了一個新的故事，可以看得出來作者在布局時的用意和點染時的靈機。從世情小說的角度上看，《鵲橋仙》把自己約束在情事的範疇裡，它可以有一個更宏闊的社會背景，但時間線上沒有任何重要的社會事件，能帶來更多社會暗面的人物，都隻是點到即止，包括陳易知丈夫廳官陸韶的下馬。但小說給這個婚姻設計了個有趣的起點：他們因為都不吃豬大腸而互生好感，但最後，卻是“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

在蕩發蕩發之間，栖鎮迅速地蕭條了，隻有散仙戴正，留在這裡開了個茶書館，守着這一段時光。小說的最後部分，弦鼓聲聲匆促，各人再次風流雲散，中年時光的再聚與惬意，像是《紅樓夢》裡海棠結社，熱鬧有時，消歇有時，轉眼是“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這後四十回，在《鵲橋仙》裡很短，隻是個匆匆交代，作者不忍對她的人物下狠手。

《鵲橋仙》的獨特的親密感，會延伸到作者與讀者之間，大弦嘈嘈如急語，小弦切切如私語。如果你坐在栖鎮橋頭聽着水聲看這本書，就像是聽着“流言”。某種意義上，作者放棄了偏向知識分子的立場，不從批判中去尋找真相，而選擇了一種更前現代的叙事方法，從故事中尋找真實，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

最重要的是這個地方、這些人，它們需要在叙事中得以超越時間存在，而叙事的動心是情感，叙事的核心也是情感。對現實的把握來自于閱曆，而詩意的流轉來自于真情，這是《紅樓夢》的餘晖所光耀之處：将情感的意義放在最高處，将它作為時間的、地理的、人事的，一切存在的關聯，而這樣的觀念與文學方法，此時此際，金風玉露，猶在《鵲橋仙》中回響。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