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陶紫東

編輯 | 孟佳麗

王皓有過一段短暫的招聘經曆。2019年，離開工作3年的互聯網大廠後，王皓跳槽到了一家創業公司做項目負責人，在為團隊物色技術人才的過程中，王皓的招聘标準從最初的“人人平等”到最終的“學曆優先”，僅用了兩周時間。

兩個星期裡，王皓幾乎翻遍了所有投崗的簡曆，其中也包括二本、三本院校畢業的候選人。作為一個毫無招聘經驗且剛剛完成角色轉換的部門leader，他對前來應聘的候選人都保有開放的态度，幾乎每封簡曆他都會看，思考能不能和對方聊上兩句。

看學曆常常是招聘者篩選簡曆的第一步。王皓起初并不在意學曆，從四川一所二本院校一路摸爬滾打，他比其他人更懂應聘時學曆對于二本、三本學生的制約與不公，“還是想給盡可能多的人機會”，但這種樸素的想法在看完上千封簡曆後被他放棄了。

最讓王皓反感的是簡曆的套路化，“大家寫的東西都差不多，一看就是統一包裝過的，我沒必要浪費自己的時間。有一所二本院校甚至被我拉黑了，因為我連續看了十幾份這所學校的學生寫的簡曆，内容幾乎一模一樣。”

經曆過這次招聘後，為了提升效率，王皓開始跟着常規的招聘思路，尤其當幾位候選人筆試分數接近的時候，他往往傾向于選擇學曆更高的那個。

學曆是應聘的敲門磚，這種現象在校招中尤為明顯。很多公司都把中國的高考視作人才标準的篩選漏鬥，“當公司收到一大批簡曆的時候，公司有這樣一個反選權利，可能會優先選擇一些好學曆和好學校的人。”曾就職于BAT的人力資源總監林娜告訴《第一财經》YiMagazine，尤其在校招這樣的大規模招聘項目裡，二本、三本畢業生要進入大公司更加困難。

這意味着以二本、三本高校為代表的普通高校畢業生，在就業時面臨着更加複雜的處境。截至2021年9月30日，全國共有高等學校3012所，其中本科1270所。在一千多所高校中，被媒體和主流社會讨論最多的“985”“211”隻有不到1／10，剩下的絕大多數都是二本、三本和專科院校——它們是長期被忽略的存在。在競争激烈的就業市場裡，剩下的這9成畢業生，他們的職場未來在哪裡？

提升學曆是唯一出路？

高考失利後，夏帆被迫進了一所之前“根本看不上”的二本院校，學了自己“提不起興趣”的電子信息科技與技術專業。大一那年，基本沒在學習上花心思的夏帆績點排名班級前五，這讓他徹底放棄了勤奮的念頭，安于做一個成天在宿舍睡覺的人。

夏帆也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在渾渾噩噩3年後突然産生了危機感，他隻記得遇到了一位和自己境遇相似——同樣高考失利，同樣不甘心——正在“備戰”考研的學姐，交流後，夏帆得出結論：必須把考研提上日程，“不提升學曆就會完蛋，後果會很嚴重。”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大學文憑的确在貶值。随着畢業生數量逐年提升，大學生的就業率卻出現了下降。2003年起，首批擴招下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相比上一年出現明顯下滑，此後，為了提升就業率，政府逐漸鼓勵本科畢業生前往農村和基層，同時擴大了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并支持大學生創業創新。

公司也暗中提升了對求職者的“隐性期待”，即便某些崗位本身對學曆的要求并沒有那麼高。

林娜向《第一财經》YiMagazine透露，如今二本、三本畢業生想要進大廠變得越來越難，尤其是在校招環節，為了在有限的時間裡完成工作任務，許多企業的HR甚至會在一開始就劃定好目标學校，“如果應聘者的學曆不在目标學校的範圍内，他們可能根本通不過初篩。”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2019年以來，企業對應屆生的學曆要求逐漸遞增，“學曆不限”的公司從2019年的24.2%下降到了2021年的15.8%。

李豐在一所二本院校任教，他會經常留意那些坐在教室前排的學生，并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提供明确的職業建議——盡管這樣的學生“非常少”。在他任教的測控技術與儀器專業，廣受認可的職業路徑是通過升學進入華為、海康威視等技術大廠，或者國家電網等大型國企。單憑二本院校本科學曆去競聘這些位于金字塔頂端的技術崗，在李豐看來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對于一個資質一般的二本、三本學生來說，考研升學幾乎是他在這個社會能夠快速翻身的唯一路徑。”

能成功突圍的人并不多，在二本院校，這樣的“翻身”是尤其值得高興的事。2021年畢業季，一位上課時總是坐在前排的女生向李豐報喜，本科畢業後她順利保研到了大連理工大學，實現了從二本到“985”的跨越，并在研究生畢業時收到了聯想、華為、小米等大公司的offer。“像我們這樣的學校，一個非主流專業畢業的學生，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到這樣，已經相當不錯。”

基于相似的信念，夏帆從大三開始“背水一戰”，同時将考研目标鎖定在了與本科專業毫無關聯的新聞系。為了保證學習氛圍，他特意搬出了宿舍，和兩個同校的“研友”在校外租了房子。“早上8點雷打不動到自習室，晚上10點回住處，我白天從來不帶手機，後面大家都有點煩我了，因為根本找不到人。”和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兩位說好要一起考研的舍友，他們并沒有夏帆這麼強的信念，“幾乎每天都要睡到下午兩點才去自習”。

“突然覺醒”的目标感和自律最終幫助夏帆斬獲了一所“211”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趁着這股勢頭，夏帆順利地從研究生學校畢業，并在2019年進入一所頂尖“985”院校讀博。

更高的學曆也意味着更高的薪酬。即便應聘同一崗位，不同學曆的候選人也代表着不同的薪酬價值。“有些崗位的薪酬本來就不是拉平的，企業可能會參考市場對于同等學曆學生的薪資定位做一些調整。”林娜解釋道。不過她也強調，崗位和薪酬受學曆限制并不是大概率事件。“一般來說，研究型的崗位對學曆要求比較高，此外，個别行業也的确存在學曆崇拜現象，這和它們的用人理念有關。但如果隻是一個普通崗位，在本科學曆已經足夠滿足條件的情況下，應聘者沒有必要強行提升學曆，公司也不會單純為學曆買單。”

學曆不夠，實踐來湊

王皓出生在茂名市下轄的一個村落，家裡還有3個初中未畢業就外出打工的哥哥姐姐。王皓的父母不希望他像其他孩子一樣早早四處奔波，再加上王皓看上去“喜歡學習”，于是決定隻要孩子願意讀書，家裡再困難也要供他上學。

王皓确實沒有辜負父母的付出，從村裡到鎮上的小學，再到市裡的重點中學，王皓的求學軌迹是中國農村孩子實現向上躍升的典型路徑。模拟考試結果最好的時候，王皓在年級800多名理科班學生中能“排上前十”，他曾設想過，高考如果努努力夠到一本線，就在省會城市挑一所離家近的學校念書，比如廣東工業大學。

但事與願違，王皓的高考成績讓他的設想撲了空，“比平時模拟考的成績還要差”。由于這個成績在省内去不了理想的學校，王皓轉而選擇了四川師範大學。盡管如此，他仍是村裡“為數不多”考進大學的人。

王皓的成長經曆與黃燈在2020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學生》一書中所勾勒的學生群像非常吻合。在廣東一所二本院校從教十餘年，黃燈目睹了二本學生所面臨的境地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也意識到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折射出了中國最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要麼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麼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身後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時間拉回到2012年，幾番調劑後，王皓成了四川師範大學計算機專業的學生。這一年，和他同班的同學有300多人，在這所師範類大學中，他們都明白，自己的高考成績比不上同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和心理專業的學生，學的算是“二本院校”的“普通專業”。

大學4年期間，王皓在日常課程的學習上“不怎麼努力”，但在鑽研計算機技術上花了不少心思，他主動加入了學校的計算機學習小組——一個由計算機愛好者共同組建的興趣小組，不定期會有老師過來指導。“最沉迷的時候，隻要不上課，基本上就會泡在實驗室和機房裡。”大二那年，王皓作為團隊主力，為學校開發出了一套安全規範考試系統，這個項目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成就感，也為他日後的簡曆增了色。

回頭看，王皓認為自己是“陰差陽錯選了個好專業”。2011年左右，以百度、阿裡巴巴和騰訊為代表的BAT三分天下的局面初現雛形，所謂的“互聯網大廠”逐漸成為畢業生争奪的對象，計算機專業的學生無疑是競争的主力。

2015年，王皓接到了攜程的面試邀請，這是一個軟件工程師的實習崗，面試第二天，王皓就成功辦理了入職，并最終轉正，拿到了校招offer。王皓記得，在面試環節中，本科期間的項目經曆被面試官反複問及，也成了他找到理想工作的“敲門磚”。

王皓還算成功的求職經曆，一部分歸因于互聯網行業當時還處在快速發展期，比起候選人的教育背景，公司更在乎你能不能上手做事。另一部分重要原因，還是要歸功于他在大學期間積累的多個項目經曆。這點放到如今的畢業生求職環境裡同樣适用。“盡可能通過校内實踐和校外實習去培養未來工作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即便你還不确定自己未來要從事什麼工作，但一些通用的能力都值得去鍛煉。”林娜還建議學曆沒有優勢的畢業生把實踐經曆放在簡曆的前面加以突出，以此來彌補學校的劣勢，“當我們（招聘方）用一個比較統一的尺子去度量時，如果你沒辦法體現自己的個性化差異，就很容易被篩掉。”

被動妥協，還是自我放棄

像王皓這樣目标明确的人，在他所處的計算機系隻是少數，同專業的大部分同學都把“上完課就行了”當作口頭禅。

“躺平是常态。”夏帆這樣形容。内卷風潮再洶湧，也沒有真正在二本、三本院校中流行起來，那些鉚足勁兒刷績點、包裝簡曆去大廠是“發生在好學校的事情”，“至少絕大部分二本學生不會想這麼做”。

很難說這是一種被動妥協，還是自我放棄。“這種學生我見過很多，他們既不好好學習，也不知道自己将來能幹什麼，而且這樣的學生很多原生家庭條件并不好，家裡沒有足夠的條件和資本支撐他們去消耗，他們卻還常年處在一種迷茫且懶散的狀态裡。”在李豐的觀察裡，自2016年入職這所二本院校以來，他從學生輔導員一路升至碩士生導師，期間帶過的每一屆學生有一個共性：自主性較差，沒有讓自己努力成長的意識和氛圍。

進入“985”後，夏帆明顯感覺到周圍的環境和本科階段相比發生了太多變化：曾經在二本學校被當作是“另類”的上進心，在這裡顯得再正常不過。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為自己的簡曆“添磚加瓦”，以獲得未來更好的躍升，比如一個漂亮的雅思成績，一張國家獎學金證書，一份行業巨頭開具的實習證明……

林娜也在候選人身上看到了一些差異。盡管并不絕對，“相對來說，名校生的話，周圍人思考問題的深度和看待問題的廣度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他，所以會對他們的學習能力、對世界的認知有一定的提升和幫助。”

普遍困擾當下畢業生的職業與教育脫節的難題，在二三本院校表現得更為突出——這些學校既難以像一流高校那樣追逐前沿的研究方向，也無力和當下的人才市場需求無縫銜接。

據李豐觀察，學生們花了一個學期，去學習一些“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這些内容最多隻能應付考試，很難在将來的求職中起到正向作用。“目前高校的專業設置與社會發展存在很大的不匹配性，像我們這種工科類專業，用的教材可能還是20年前的。”

李豐曾設想過，要在課堂上教給學生一些更新、更與未來工作接軌的内容，但他最終意識到這些嘗試徒勞無功，隻能跟着上級制定的培養方案走。“本質上還是評價體系的問題。大學對教師的考核90%都圍繞科研成果展開，基本不看你的教學能力，你把知識講出花來都沒什麼用。假設我想修改培養方案，還得經過系主任、副院長和教務處層層審批，何必呢。”

王皓在面試環節中感受最明顯的，是學校提供的信息和實際求職時的差距。“一方面是消息不靈通，甚至很多大廠的面試消息我們都不知道。其次是對基礎知識的重視程度和掌握程度都不理想，不太知道大廠的面試題具體需要哪些知識去支撐。”

回過頭來看，王皓依然不後悔本科畢業時直接就業的決定，“作為二本、三本學生，即使去不了大公司，也應該盡早出來實習，因為在二本、三本學校的教育環境裡，最後兩年基本沒有什麼可學的東西了。”

2021年，王皓跳槽到了一家新的互聯網大廠，除了他之外，所有與他平級或者比他年輕的同事，學曆幾乎都是研究生起步。此時的王皓突然有了新的感悟：學曆帶來的最大影響或許不是晉升上的阻礙，而是社交圈子的不同，“積累下來的人脈的确是有差距的。”

回想大學4年，夏帆時常會感到迷茫的一個問題是，“二本院校的4年時光到底給我帶來了什麼？”每當認識新朋友時，大家總會不可避免地聊起過往，夏帆從不避諱談起自己的二本“出身”，但在内心深處，本科的這段經曆似乎在無形中“被偷走了”。“學校沒有給我太多的機會，我也沒有在本科時經曆什麼複雜的事情和深度的交流。有時候我在想，可能4年時光給我的最大意義就是結交了一群朋友，但這些朋友現在幾乎也都走散了。”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王皓、夏帆、李豐、林娜均為化名）

本文版權歸第一财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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