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是國企員工，十年後是公益機構創始人

編者按：

這個故事講述的不是一個90年代名校畢業生早早實現财富自由從而投身公益的中産遊戲，而是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十餘年來锲而不舍的奔波與努力。

1997年，劉永龍從複旦大學經濟法專業畢業。

2007年，仁渡海洋公益組織成立。

2012年，劉永龍辭掉國企中層的職務，決定全身心投入到海洋議題的關注和保護中去。

2022年，和海洋垃圾“朝夕相處”的第十年，記者在上海浦東新區的一家雙創産業園區見到了這位被媒體稱之為“海洋愚公”的“老人”。

48歲，頭發花白，略微腼腆，運動鞋面上磨破的皮和掉漆的保溫杯相得益彰。一間不足三十平米的辦公室，一眼望過去，隻有純白的牆壁和幾張隔闆組成的辦公桌，唯二的裝幀在這個毫無修飾的房間裡顯得尤為突出——一張貼滿海洋保護志願者們手寫寄語的中國地圖，一幅懸挂着各地灘塗垃圾的漁網。在這個小房間裡，他一呆就是十年，從最初的招不到人發展到現如今較為穩定的13名全職團隊，劉永龍把“公益”二字踐行到底——超越個人的，超越更多人的公共利益。

三十多歲他還年輕，人們會說“年輕容許尖銳”。但當這樣一個人抵達知天命之時，面對社會要求和叩問内心之際。他必須相信面朝大海一定會春暖花開，并期望借此掩蓋一切無力。

仁者愛人，渡人渡己。劉永龍和他的理想同在。

以下是他的自述：

從小我懷抱着一個濟世救人的理想，我知道作為一個社會中的“人”，永遠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他該去承擔他所應當的社會責任和公共利益。1992年，我抱着這樣的心态，從老家甯夏考入上海複旦大學讀法律，畢業以後，我和其他同學一樣，自謀職業，進入一家國企工作。

那是20來歲的我，初出校門，以為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樣高舉長矛為了理想不管不顧。故事一定是熾熱的，工作要沒有雜質，生活中隻要鮮花緊簇，長輩的話都是陳詞濫調，未來得是我想象的那個樣兒，那些無趣的、傳統的，都要給嶄新的世界讓道。

但我卻未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尋找到真正的“意義”——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該去承擔的東西。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第一次組織淨灘活動。黃河之水從大西北奔流而下，入海之時卻遺落成片成片的垃圾，塑料瓶、垃圾袋、電子元件、煙頭、破衣服、繩子、手套……海灘邊的蘆葦叢裡撿去表面一層垃圾，一翻面，赫然又是一層，我心裡五味雜陳。

海洋，早已不是我小時候在黃沙莽莽的大西北以為的樣子。

從此這成為我的心病，我也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參與到當時還沒什麼關注度的海洋垃圾清理工作中去。

2012年，原工作單位搬遷，每天我要耗費将近四個小時在通勤上面，昏昏欲睡的狀态下我實在沒辦法再一個人當兩個人用。那時我也發現其實全國做海洋垃圾議題的公益機構實在寥寥，這個領域壓根就被忽視掉了。幾相權衡之下，我向領導打了辭職報告，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到仁渡的工作中來。

和我一樣，當時的仁渡海洋也面臨這樣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已經做了五年，那接下來何去何從？還要不要做？往哪個方面做？所有人都半信半疑。

2012年6月30号，我們召開了理事會，決定從CSR（企業社會責任）轉向海洋，具體定位為海洋污染、海洋垃圾等相關議題。在當時的大環境之下，這幾乎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路子，現在再回過頭看，應該也算得上是最适合我們的一條路。

大家一起制定了戰略規劃，機構發展開始進入“新”的階段。那時我們主要做的内容還是“淨灘”，也就是撿垃圾。從最初隻有我們組織的志願者，發展為企業員工譬如強生、英特爾等公司的集體參與，再到各級工會、社會組織服務中心、黨委、高校的加入，撿垃圾的隊伍逐漸龐大了起來……

靈魂發問。

作為一個上學時就頻繁跟各種數據打交道的人，其實從最開始進入海洋垃圾清理這個領域，我就在有意識地對其進行類别上的劃分以及相關數據的搜集。但真正投入到海洋監測，我才發現，這并非我一己之力就能包攬。從最北的盤錦渤海灣一直綿延到南面的三亞，這3.2萬多公裡的漫長海岸線，想要做到數據标準化，必須得有相當一部分的資金和專業團隊支持。

2014年，這算是一個關鍵性的時間節點，我們在深圳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的支持下聯合發起了“守護海岸線——科研監測項目”。我們的志願者們一個一個地布下監測點，每隔20米設立一個斷面，一共設立了5個斷面，再把每個斷面上的垃圾，都撿起來分類、監測、記錄，統計數量和來源。以這些數據為基礎，我們連續六年制作出了《中國若幹典型海灘垃圾監測研究報告》，這也是我們整個海洋垃圾應對行動從簡單的志願者活動向更專業的層面提升的起點。

從這些年的統計數據中我們也能窺測一二，海灘上被扔掉數量最多的是泡沫塑料類垃圾，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類，差不多占全部垃圾的一半以上。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海灘環境中容易破裂為碎片或顆粒狀，清理難度極大，可能要上百年才能被降解。但是現實是，就像今天我在園區門口看到的那些快遞箱子，往往都裹着一圈泡沫，外賣還要再來一層包裝袋，點的外賣袋子也都越來越精美，這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習慣”，越來越被熟視無睹。而相應的清潔和管理體系卻遠遠跟不上垃圾的制造，直接導緻絕大多數海灘垃圾的形成。對于我自己來說，肯定要先嘗試改變，争取“零廢棄”的生活方式，比如出門必帶手帕、環保袋、餐盒、杯子、筷子五大件，盡量減少一些垃圾的制造。盡管我也知道“零廢棄”是一個“理想”，但至少努力一點，我們就能再接近一點。

如果一個品牌的垃圾監測較多，那麼這個品牌就應該更多得到消費者教育，這是一種倒逼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笨辦法”。或者其實可以這麼說，海洋保護全仰賴主體覺醒。

相比環保之難，其實穩住團隊算是件更困難的事。客觀地來說，公益組織沒什麼前景，籌措資金是一項老大難。哪怕是我自己，每天早上醒來都要反問自己一遍，還要不要繼續做下去？還能不能繼續做下去？但很多時候，隻能再給自己一點想象，一點希望。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得撐住。

現在已經好多了，行業的關注度比以前更高，也會有一些企業主動參與資金捐贈。我們給他們做活動同樣可以獲取一定的服務性收入，另外就是像公益日的項目衆籌以及政府的撥款資助等來維持機構的運轉。但以上這些的收入來源，對于我們來說依然步履維艱。像我們的全職夥伴一個月基礎工資是4500塊，他們也需要薪水，需要繳五險一金，這個工資在上海來看僅僅談生存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但仍然有人選擇堅持，并且真的堅持下來了。除了我以外，還有在仁渡工作将近6年的朋友。所以其實你看，“人在海上也不是完全孤獨的”。

我的父親，一直到去世都不理解我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這條有别于我其他同學成為合夥人、名律師那種世俗意義上“成功的道路”。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但我想我走的這條路，一定是一輪尋尋覓覓之後，我能承擔的、和社會公共利益最相吻合的那個角色。

海明威在23歲時窮得餓肚子，為了分散注意力，他每日于巴黎街頭散步，聞聞面包出爐的香氣。後來他發現了莎士比亞書店，店主很好，願意免費借書給他看。幾十年之後，他寫出傳世巨著《老人與海》，影響世世代代。但回望半生，那種如獲至寶的“幸福與滿足”依然萦繞心頭。

我想對于我來說，這種感受是相似的。48歲，面對事業上的種種，我不敢再以滿堂的勇氣抵抗一切，但是我知道，“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匮也”。

我依然相信，幾十年乃至百年之後，再回看今天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值得的。

那是我最寶貴的财富，是子子孫孫的，也是整個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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