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中華商業文化?作者：李曉（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傳承中華商業文化?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傳承中華商業文化

作者：李曉（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揚。中國古代長期領先世界的工商業經濟和長期獨步天下的商業文化相映生輝，中華優秀傳統商業文化為培育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文化支撐。2022年春節前夕，在山西平遙了解晉商文化和晉商精神的孕育、發展時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晉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高品質生活。晉商文化是源遠流長、積澱豐厚的中華優秀傳統商業文化的一顆璀璨明珠。弘揚包括晉商文化在内的中華優秀傳統商業文化是堅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命題。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的祖先并非惟擅農耕、拙于工商。中華民族不僅創造過人類曆史上輝煌的農業文明，而且創造過發達的工商業文明，進行過繁榮的國際貿易，其代表就是從中國出發、連接亞歐非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工商業經濟長期領先于世界的基礎上，中華民族創造了獨具特色、自成一脈的商業文化。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江河水系的一脈支流，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良田沃土孕育滋養的瑰麗結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特質，塑造着商業文化的價值取向、事業追求、職業态度、行為規範、得失标準。商業文化以工商業者為傳承主體，以行規業俗為載體，以金谷細務為對象，以國計民生為旨歸，特别強調足履實地，格外注重行動實效，是知行合一的實踐舞台、經世緻用之笃行原野。

中國古代的商品交換出現于舊石器時代，專業化商業起源于夏朝後期。較早從事職業性商貿活動的是居住在今河南東部的商族部落，後世的商業、商人、商品等概念均與商族部落有關。春秋戰國時期，民營工商業空前繁榮，管仲、鮑叔牙、子貢、範蠡（陶朱公）、白圭、呂不韋等一大批士大夫出入商海，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思想水平和政治影響。他們不僅在商界長袖善舞，也注重從理論上探究商業本質和規律。範蠡賴以緻富的《計然之策》、白圭提出的為商四德“智勇仁強”等，都以商人自己的話語展現工商業者的理論探索成果，标志着已經形成研究工商業經濟以“富國”、“富家”的專門學問。孔子稱這種專業知識和能力為“貨殖”。《史記·貨殖列傳》集先秦與秦漢商業文化之大成，在世界商業文化史上的地位長期無出其右。秦漢以降，雖然曆代王朝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但實質并非摒棄工商業，而主要是把利潤豐厚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物品如鹽、鐵、銅、酒、茶、醋、香藥、礬等納入官府專賣制度，服務于國家财政。事實上無論是私人著述，抑或曆代正史《食貨志》載錄的官方政策，都主張工商業是社會經濟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與之相伴生發展的商業文化也薪火相傳，綿延至今。

中國古代工商業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其長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經濟成就，與商業文化和商業精神同頻共振，相互激蕩，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邦濟世、富國裕民、利以和義、守信踐諾等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堅定文化自信理應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商業文化。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精神意蘊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積澱豐厚、絢麗多姿。其中戰國時期白圭提出的為商四德“智勇仁強”，總括了中國商業文化史上的基本原則和重要理念，與儒家推崇的君子三達德“智仁勇”、兵家倡導的為将五德“智信仁勇嚴”等有共通耦合之處，以中國式話語體系構建了中國商業文化的主體框架，是工商業者傳承數千載的群體性共識。

“智足與權變”的求是創新精神。進行商業活動，既要對事物本質和規律有深刻正确的判斷，掌握經商的基本規律，還要能夠根據時勢變化采取适當對策，主動應變、積極創新。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總結的“誠一”之道，揭示了洞悉事物本質和規律的基本方法。所謂“誠一”就是聚焦和精進，隻有聚焦主業、全力以赴、專心緻志、持恒精進，才能對事物本質和規律認識透徹、達到超越群侪的高度。正是本着“誠一”之道，我國古代商人經過長期觀察和深入思考，闡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經濟周期理論，這就是《計然之策》和白圭根據周期性變化判斷年景豐歉和糧價漲跌，并通過認識供求關系變化預判價格波動。識變為應變，求新以創新。中國商業史上的創新案例層出不窮，例如信用制度從漢代以來不斷發展創新，北宋前期四川成都出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币“交子”，就是這種信用制度高度發展的産物。

“勇足以決斷”的穩健進取态度。勇敢無畏、決策果斷、積極進取是抓住商機發展事業的必備品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崇的“勇”絕非不計後果的單純膽大，“決斷”更非不惜代價的一味蠻幹。勇敢是有前提的，決斷是有依據的，勇而有謀、斷而有據才是真正勇者。這方面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積累了三個有效方法。一是有備而戰。如《計然之策》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就是大旱之年要備好船隻，大澇之年要備好車輛。二是審時度勢。如漢景帝時爆發吳楚七國之亂，金融借貸業者無人敢借錢支持朝廷，唯獨無鹽氏對局勢有清醒判斷，勇貸千金，一年獲利十倍。三是利用波動。如白圭的經營原則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逆向思維，反向操作。

“仁能以取予”的和諧共赢追求。取予以仁對内的表現是不以雇主為本位，而是崇尚雇主與員工的合作與和諧。白圭能“與用事僮仆同苦樂”，就是對内和諧的實踐表率。正是基于休戚與共的企業組織理念，晉商很多合約強調企業乃“東、夥養生之資”，從而設計出了“銀股”、“身股”等合夥協作、利潤分紅時權利相等的制度安排。取予以仁對外的表現是強調企業必須對交易者、弱勢群體、國家民族承擔社會責任。堅持倫理道德、體現人文關懷、批判見利忘義、鄙夷不義之财，是中國傳統商業文化貫穿始終的高揚旗幟。從弦高退秦師、蔔式捐家财，到近代工商巨擘張謇、範旭東、盧作孚等“實業報國”、“實業救國”，商人們不計個人得失、報效國家、毀家纾難的感人壯舉史不絕書。

“強能有所守”的自律誠信原則。“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征服别人隻是有力量，戰勝自己才是真強者。但如何“自勝”呢？中國傳統商業文化提供的方案是“能有所守”，就是堅持信念、嚴守紀律、服從原則。落實到商業活動中，就是律己、制貪、守信。律己，即強化自我管理。白圭是這方面的典範，他“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制貪，即自覺節制對利潤的貪欲。刻意貪多，反而可能少賺；主動讓利，或許獲益更廣。守信，即對承諾的信守和對誠信經營理念的堅守。《管子·乘馬》雲：“非誠賈不得食于賈”。不講誠信者根本就沒有資格從事工商業。信守承諾、講究誠信是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重要内容，也與現代市場經濟制度水乳交融。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現代價值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中這些打着深深民族烙印的理念和原則，充分反映了中國傳統商業文化對商人職業和商業特點的深刻理解和思辨高度，既随着世事變遷與時俱進，又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迄今仍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2020年7月，在企業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從愛國、創新、誠信、社會責任、國際視野五個方面，系統闡述了企業家精神的内涵及培育要求。任何國家的企業家精神都是自身特定社會形态、文化傳統、經濟條件、時代風尚的綜合産物，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為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提供了直接的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的五個方面，都能從中國傳統商業文化中的家國情懷、求是創新、守信踐諾、博施濟衆、周流天下等理念中找到根和魂。隻有大力挖掘傳統商業文化的豐富内涵，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能為新時代中國企業家精神培基固本，使之生機盎然、神氣完備。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誠一”之道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規律性啟迪。在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要素驅動轉為創新驅動的進程中，培育“專精特新”企業是重要舉措。廣大企業要堅守主業，緻力于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貫穿創新靈魂，掌握獨門絕技。“誠一”這個被無數曆史事實證明有效的規律性經驗，迄今仍是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門，值得特别重視。

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仁能以取予”為共同富裕提供了優良傳統和實踐榜樣。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是實現民族複興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标志。收入分配是促進共同富裕的關鍵，在此過程中，政府固然責無旁貸，企業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力量亦發揮重要作用。在初次分配環節，企業家應摒棄資本主義制度的股東主權論，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精神，充分肯定人力資本和勞動者尤其是高級勞動、複雜勞動的價值地位，使之在人格上受尊重、貢獻上得認可、報酬上有體現。在第三次分配環節，企業家更是生力軍。正如指出的：“廣大民營企業要積極投身光彩事業和公益慈善事業，緻富思源，義利兼顧，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殷切期望是有曆史根據的，我國這方面的優良傳統也正由新時代企業家們發揚光大。

當今世界迫切需要構建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互利共赢為主旨的新商業文明，中國傳統商業文化中取予以仁的思想、博施濟衆的精神，與守望相助、四海一家的胸懷相得益彰，必将随着“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和中國企業成長壯大産生日益廣泛的世界影響，為人類商業文明的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增光添彩。

來源： 《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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